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再思考.docx

    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再思考    史建国一1990年代以来，从区域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开始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学术生长点，并陆续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95-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分别从湘楚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黑土地文化、江南文化、雪域文化、消费文化等多个角度切入，对不同地域文化孕育、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这批研究成果的“集体亮相”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许多学者都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成果，许多研究机构也在不断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前行迄今为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四届;其中2009年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辑刊》;另外，重庆师范大学也专门成立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可以说，区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学术界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对于研究特定作家、创作群体的创作，彰显其独特价值和魅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一种研究之所以蔚然成风，既与倡导者们的推动有关，同时也是学术界面对新的文学环境和研究对象自我调适的结果严家炎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回顾自己关注这一研究课题的经历时说，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他就建议杭州年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讨论主题之一并得到了理事会的赞同但后来的实际研究成果似乎不多它可能就和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者对区域文化更是比较陌生，知识结构有待调整等状况有关在序言最后，他也表达了对现当代文学区域文化研究视角的希望与祝愿：“愿区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随着本丛书的面世而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并结出大量丰硕的果实！”a后来这一研究视角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用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应当说确实是与严家炎、凌宇等先生的着力倡导与推动分不开的但回顾这一研究视角被发现与开始实践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则又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自然生长”的结果1980年代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大量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国内出现了席卷思想文化界的“文化热”;而拉美文學繁荣与辉煌的成绩也使得中国作家在对比之下开始思考和寻找自身的文学之根，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明确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b，阿城、李杭育等也随之纷纷跟进，参与理论探讨并开始创作实践，于是寻根文学正式登上文坛。

应当说，在这样一种文学环境中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是自然而然的事更何况从理论上来讲，文化学视角原本就是除社会学视角之外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只不过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政治思维长期被过度张扬，文化视角则一直被遮蔽、淡忘而已——严家炎先生在“丛书”《总序》中提到过鲁迅的例子，在鲁迅生前就有人将其文风的犀利深刻与“绍兴师爷笔法”联系起来，鲁迅本人对此也并不以为忤而鲁迅的同乡蒋梦麟更是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肯定了绍兴师爷笔法与鲁迅文风的关系这样一些零星的研究个案尽管缺少理论自觉，因而不能明确将其上升到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角来看待，但至少已经在实践层面做了有益的研究尝试所以，考察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过程，“文化热”和“寻根”思潮确实提供了重要背景，正如何西来先生所指出的：“……文化寻根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摆脱了纯政治、或唯政治的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它对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角度的确立，显然起了某种促进作用c文学研究的区域文化视角既是为阐释新的文学现象而生，同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也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从狭窄的政治视界中跳出来，从而向纵深掘进，开启学术研究的新生面。

但是，任何一种研究视角都不是“万能钥匙”，都必然有其局限性，而且，一旦某种研究视角被“套路化”或“公式化”，问题自然也就随之产生关于区域文化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已多有学者论及，比如李永东先生就曾撰文指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模式的两个薄弱环节：“其一，由于静止孤立地看待特定区域文化，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与区域文化、时代语境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未能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其二，由于孤立静止地看待区域文化，把区域文化等同于乡土文化，因此，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心城市，其他城市的区域性文化风尚对文学的影响，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阐释d而在历次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也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已有成果进行批判性反思但是这些批判和反思并未能够阻挡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文学的区域文化研究越来越被“套路化”的趋势当然，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评说，而只选取关于“齐文化与莫言、张炜等作家的研究”作为一个横切面来讨论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之所以以此为切入点，是因为其在整个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格局中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更加激发了学界对文学创作的外来资源与本土资源的思考与探索，近些年来从区域文化视角对张炜、莫言等主流作家的研究阐释甚至成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这一点来说，也有对之进行考察的必要二齐鲁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类型，所以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就有魏建先生和贾振勇先生合著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齐鲁文化这一视角去研究山东新文学，此书应当算是开山之作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而论，就有房福贤、马征、孙凤等人的《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以及李少群、乔力等人的《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等等，其中后者更是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了从先秦一直到20世纪而更多的研究者则将目光锁定在张炜和莫言两位文坛主流作家身上，从地域文化角度去探讨他们创作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不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及上述两部专著，跟后续的许多研究成果虽然都立足于区域文化去研究文学，但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三部专著将“齐鲁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观照，而后续的研究者则主要从齐文化切入去分析作家创作同齐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于鲁文化则很少论及以《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为例，书中虽然也注意到了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更多的是考虑到了文化的融合，即所谓“从‘齐、鲁文化到‘齐鲁文化”e，并且以此为基点来探讨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之间的关联。

书中也将张炜、莫言的作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来加以讨论，但是由于所持的文化融合的立场，认为他们是受到了“齐鲁文化”的整体性影响，所以并不刻意突出齐文化或鲁文化比如书中认为基于“圣人”崇拜而形成的文化守成主义是齐鲁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张炜作品中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高扬正是根植于这一文化传统对于莫言，书中在分析高密东北乡的文化形态时也指出“正统化了的儒家实践理性规范下的重视现世伦理实践价值趋向的鲁文化，和保存着东夷文化荒诞不经、灿烂绚丽的远古神话氛围的齐文化，氤氲化生，共同奠定了这方土地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走向这种精神气质和文化走向又建构了莫言小说世界文化家园的基本框架……”f所以虽然同是着眼于从地域文化入手去解读作家作品，但《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中对张炜、莫言的解读，跟后续研究者主要扣住齐文化对两位作家进行阐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当然，后续研究者舍弃“齐鲁文化”的整体观，转而立足齐文化来解读张炜、莫言的创作，或多或少都跟作者本人或其亲属的言说有关就张炜研究而言，张炜本人就有着很高的文化敏感与文化自觉，他对给自己提供了丰厚滋养的文化传统有着无限的热情作家王蒙在其自传中曾叙及一则趣事：“一次张炜（可能不是研讨会这次）讲起他的一贯理论，胶东人吃海鲜多，大脑发育良好，所以齐国当年抗秦一直抗到了最后，秦国在横扫六合之余，久久攻不下齐国来。

看得出他作为齐人后代的咸有荣焉的得意之情他正讲着，被何西来听到了，何是陕西人，长相如活脱脱的秦俑他听到哈哈大笑，他说，不管先后，反正最后是吃海鲜的齐人被吃锅盔的秦人征服了……”g故事固然有趣，但真正有意思的其实还是王蒙所说的张炜的“一贯理论”和“他作为齐人后代的咸有荣焉的得意之情”的确，多年来，张炜一直都在强调他的创作所受到的“齐文化滋润”这样一种言说在《刺猬歌》出版后达到高潮《刺猬歌》出版后他在做客新浪接受“新浪读书”访问时说：“要理解我全部的作品，就要理解齐文化，这是一个前提，是文化的土壤，要作为一种文化的背景去理解每个人脚踏的土壤都不一样，我脚踏的这片土壤的文化就是齐文化，或者东夷的文化从我的书中就可以发现人和动物对外部世界的幻想，里边有疯癫的语言、人物，就不奇怪了齐文化滋生的就是这类色调的故事我个人特别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人们注意齐文化，齐文化对这个时期的中国、世界是有作用的，是對它们很大的补充有的人反复讲儒家文化对于当今的全球一体化强大的互补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谈到齐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样的作用，当今全球一体化，在这么一个强大的语境下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很少有人说同时，在访谈中他也对齐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概括：“齐文化，简单地概括一点，就是放浪的、‘胡言乱语的、无拘无束的文化，是虚无缥渺的、亦真亦幻的、寻找探索开放的文化，很自由、很放浪的文化。

h尽管作家本人的解读与阐释只是文学文本诸多阐释中的一种，研究者在阐释文本时不必将作家本人的说法奉为圭臬，但毕竟作家自身的阐述更能反映出创作的“原意”和“初衷”，因而值得研究者重视从研究实践来看，张炜本人的文化言说，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们的选择至于从齐文化角度切入去研究莫言，则随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出现了一个高潮大批博士生、硕士生以此作为选题进行学位论文写作，众多学者的研究论文也纷纷发表与张炜亲自现身说法去阐述自己创作与齐文化之间的关联不同，莫言创作与地域文化——齐文化的关联之所以被广泛认可并被研究者们一再探索，主要是跟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的反复申说有关管谟贤是莫言的文学启蒙者，他的看法对莫言研究而言自然非常重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公布，管谟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表示：“研究莫言必须从新（齐）文化这个根上来找，‘不是齐鲁文化——鲁仍然是孔子那一套，孔子是从来不谈什么议论;齐文化非常浪漫，妖魔鬼怪都说，包括农村的民间故事所以这个颁奖词写得非常好：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就得从齐文化找根管谟贤称，莫言生活的高密大地上，齐文化DNA印记很深，祖祖辈辈流传下来很多故事，‘我爷爷就讲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讲了很多，满脑子都是。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都喜欢文学，估计跟这个有关系i此后，管谟贤也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研究莫言应当注意齐文化的背景应当说莫言的大哥还是非常“专业”的，他敏锐地抓住了“齐文化”这一切入点，认为这才是莫言文学创作之“根”这就解决了莫言创作的精神资源这一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构成莫言文学创作典型特征之一的那些神秘书写，并非是莫言向外来资源即魔幻现实主义的取经，而是来自本土资源——莫言从小就浸润其中的齐文化之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因为这牵涉到对莫言文学创作的价值评判众所周知，原创性是经典的必备要素，也是“典律构建”的本质性规定之一如果认为莫言创作的精神资源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其创作就不过是对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的模仿，而即便模仿得再成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作品，只有那些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经典也正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用的是“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