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pdf

● 程焕文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 — — — “三位一体” 与 “三维一体” 的韦棣华女士、 沈祖荣 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续上期) 作为20世纪初的一位凤毛麟角的大学毕业生, 沈祖荣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 给中国图书馆事业? 沈祖荣先生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的 理想是通过办理图书馆事业来实现教育救国和教育 强国1910年,沈祖荣先生在文华大学毕业之后毅然 决定供职于文华公书林,以启迪民智,振兴中华当 时对于他的这一抉择,旁人不可理解,亲朋好友谁都 不赞成当面阿谀奉承者说:“方今各处需才孔亟,以 你大学毕业,何事不可为?乃作此招护书籍的事业, 不其长才短驭?” 背地里议论,不是说:“毫无远志”,就 是说:“学识平庸,不能充当学校的教员,不能做洋行的 买办或写字,只有涸亦书丛,做书班的事业,这种整理 书籍的工作,花费数元,雇一个失业的书贾担任足矣, 何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反去做这种工作,真不可解”[7]类似的冷嘲热讽,在风气未开的当时虽然使沈祖荣先 生压力重重,但是他只能付之一笑,其立志于发展中 国图书馆事业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 在留美期间,沈祖荣先生深深地感到,“一个国 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拥有多少一流的战列 舰、 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动员多少装备 精良的军团,即使这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 品,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 学院、 高质 量的大学、 消闲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 。

因为 “学校 乃是人民受教育的场所,博物馆艺术馆是保藏国宝 的机构,人民能在其中学习人类的发展历史,并亲身 接触世界的杰作图书馆,正如卡莱尔所称的 ‘人民 的大学’ 一样,是民众日常摄取其知识粮食的机关” 在经历了心灵深处的剧烈的进步与落后、 富强与贫 弱的震撼之后,沈祖荣先生发自肺腑地说:“倘若中 国拥有富强的博物馆、 艺术馆、 图书馆、 学校和大学 的话,我就不会对中国军备的软弱无能感到懊悔,但 是,我现在为一个没有这样令举国感到自豪的教育 机构的国家感到羞愧我将来不会去详研学校制 度,也不会去建造博物馆和艺术馆,但是,我会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 ”[8]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 刻,沈祖荣先生向全国图书馆界呼吁:“敌人强夺我土 地,吸尽我资财,残杀我人民,犹不足以填其欲壑,而必 将我们的国性铲除殆尽而后快我们虽然不能执干戈 以卫社稷,但是我们要负责保存文化的这种责任 ”“这 不仅可以恢复我们的国性,而且可以使敌人看见吾民族 非凉血动物 ”[9]“抗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教育 工作者最应紧张进行工作的时候现在打仗不专是靠 武力的;没有钱我们不能打仗,没有粮食我们不能打仗, 没有教育文化的培养我们更不能打仗。

没有钱,我们可 以向别国借贷;没有粮食,我们也可以设法购运;可是教 育力量不够,文化水平太低,致使国民没有国家民族的 观念,没有现代知识,没有生产能力,即使有较好的国际 友人,也将爱莫能助” “一个国家整体国力的养成,完 全靠着教育我们现在能向日寇面对面拼一气的,就是 靠了过去和现在不断增强的教育力量我们的武器不 及敌人,我们的战士却有以血肉作长城的精神,这种精 神就是由教育而产生的 ” 图书馆应担负起 “前方将士精 神粮食的供给” 、“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 、“难民的 教育” 和 “一般民众的教育” 的职责[10]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 “抗战”文华图专被迫迁往四川重庆期间,虽然文华图专的校舍几次惨遭日寇飞机的轰炸,片瓦不存,但是,沈祖荣先生仍然能够在风餐露宿、 奔走于日寇炮火之下、 教学于敌机轰炸之间隙的危难时刻,维持文华图专,并且还创办了档案管理科,其艰苦卓绝的图书馆精神受到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广泛颂扬,成为中国图书馆人的楷模早在1930年时,毛坤先生就对这种 “维持人之精神” 做过清晰地说明:“语云创业固难,守成亦不易,诚哉言 矣图书科自创办而后,使无沈祖荣胡庆生两先生辛苦 维持,图书科早已烟消云散矣。

二先生皆卒业于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图书科学识优良,经验宏富,全校事物 教务皆亲任之 口无余暇,手不停批;面命耳提,循循善—66—中国图书馆学报(双月刊)2002年第6期ZHONGGUO TUSHUGUANXUEBAO诱15年武昌围城,16年时局混乱;其他学校皆已停办, 独图书科赖二人之力仍得维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 凋,其谓是乎?”[11]作为一个中国人,裘开明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 的一生全部地奉献给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 我们只要全方位地审视一下裘开明先生的人生 理想与历程,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首先,裘开明先生的人生理想与图书馆精神来自 于他的老师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他所体现的是 文华图专的 “学生之精神” 对于这种 “学生之精神”, 毛坤先生在1930年时亦做过精辟地论述:“我国学子, 往往心神不定,见异思迁学工学而入教育,学教育 而入政治,比比皆然,习非成是其紊乱系统,减低效 能,莫此为甚惟文华图书科之毕业学生,对于此点, 至足称道总计各届毕业学生已有五十余人,除业新 闻及警务各一人而外,全数皆在图书馆服务而图书 馆事业至为繁苦,自朝至暮,饮食而外,无休息之时 且在今日图书馆员者,地位低微,报酬亦啬。

见异思 迁之士,鲜有能忍受之者而文华图书科诸同学,安 之若泰,且益发奋,其忠于所学,为何如哉?”[12]因此, 可以说,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是文华精神的种子 在美国图书馆界开花结果的体现 其次,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虽然裘开明先生的图 书馆生涯基本上是在美国,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对祖 国和中国文化学术的眷恋和热爱这种情结通过数 十年自觉地抢救和保存中国珍贵文献而得以充分表 现1976年,裘开明先生在多伦多举办的亚洲研究协 会第28届年会上曾对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 藏历史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个说明是我们今天了 解裘开明先生人生理想与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裘开明先生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藏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抗日战争以前时期(1928～1937) ; (2)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 (3)抗日战争以后时期(1945～1965)相信各位专家学者仅从这种历史分期的 标题就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裘开明先生说,在抗日 战争以前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集是通过 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非正式协议进行的在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发动 “芦沟桥事变” 以后,建立了 所谓的华北政府。

许多中国学者都纷纷躲避,以拒绝接 受华北傀儡政府的任职同时,由于经费的严重拮据, 中国学者不得不通过出卖其私人藏书中的珍本以维持 生计那时,许多日本的游人和汉学家都涌入北京,在 北京的琉璃厂和隆福寺收购中文书籍其时,适逢裘开 明先生在北京督促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 的印刷工作,为了尽可能不使中国古籍落入日人之手,于 是,他在北京与日本学者和侵略者展开了购买中文古籍 的争夺战,并使之延续了四年之久(1937～1941年) “珍 珠港事件” 后,日本人接管了燕京大学,一些教授因为拒 绝与日本傀儡政府合作而入狱,所以,哈佛燕京图书馆 在北京购买书籍的工作停止了,并转向中国后方裘开 明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以后时期,日本战败以后,大量的 中国古籍流落日本市井,“我们开始将收集中文书籍的 工作转向日本在1950年前后,我们直接赴日本东京、 京都、 大阪等地的知名书店购买中文古籍,并与日本的 各个机构和个人,尤其是东洋文库和日本国会图书馆, 展开了中文图书收购竞争我们一收到书目或书影,就 立即开始核对我们的公务目录和订购档案,常常工作到 深夜,然后,立刻用电报进行订购,以便日本书商能够连 夜或在次日早晨将书寄出。

即使我们用这么快的速度 来发订单,也无法保证能够买到我们想购买的书我们 发现:在日本购买的许多中文古籍都来自华北总之, 哈佛所购得的大多数中文书都是日本人和中国游人在 战时从北京和其他沦陷城市带到日本的 ”[13]我想:裘开明先生的这些直白可以说明我上面 的论点当然,它也比较明晰地回答了不少中国学 人心中的一个大问号 — — —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这么多 中文古籍究竟是怎么来的?言下之意是:是不是像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盗窃中国敦煌卷子那样得到 的?在我初到哈佛时,郑炯文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 真实的故事:大陆曾有两位校长访问哈佛燕京图书 馆,其中一位不断地问郑炯文先生我上面所说的这 个问题,另一位略知原委者只好代答道:如果不是哈 佛燕京图书馆,这些中文古籍恐怕很多早已烟消云 散了我想这个回答不仅缓解了问者心中的疑惑, 而且也是对哈佛燕京图书馆和裘开明先生历史功绩的一种肯定如今,郑炯文先生秉承全面开放馆藏 的传统,并以多种方式使中文古籍反馈中国学人 这无疑是裘开明先生人生理想的延续 其三,裘开明先生对于哈佛的贡献,其表在哈佛 燕京图书馆,其实在哈佛的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研 究可以说,裘开明先生献身于美国东亚图书馆事 业乃是其弘扬东亚文化学术,尤其是中国文化学术 之理想的最终归属。

翻开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尤其是 中国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 的崛起、 繁荣、 兴盛基本上是与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 燕京图书馆的创办与发展一致的从梅光迪、 叶理 绥到赖肖尔、 费正清、 杨联等,哈佛大学涌现出了 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东亚研究专家和学者在这些著—76—程焕文: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Cheng Huanwen:Library Spirit beyond Space and Time名的东亚研究专家和学者辉煌的背后一直挺立着一 位最忠实的支持者 — — — 裘开明先生如果没有裘开 明先生,那么我们就难以想象哈佛燕京图书馆今天 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也很 难想象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今天的成就 人们常说:哈佛的中国研究蜚声国际,系在美国 的中国研究中之执牛耳者其有今日之地位,部分 是因为时势造就,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人谋所致人 才、 图书、 资金乃是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傲视全美之三 大要素我认为在 “图书” 这一大要素之中,哈佛燕 京图书馆人的贡献又是最为关键的从筚路蓝缕的 裘开明先生,到发扬光大的吴文津先生,直至继往开 来的郑炯文先生,哈佛燕京图书馆人始终在哈佛东 亚研究中扮演着默默无闻的重要角色。

裘开明先生正是这种春风化雨的典范费正清 教授曾说:“我认识裘开明达40年之久,在这40年 间,裘开明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当然,他变老了,我 也一样,但是他总是那么友善、 热忱、 兴致勃勃和乐 于助人他文献知识渊博,并以向他人传授这些知 识为一种快乐 ”“我们与这位奠定了我们哈佛大学 东亚研究基础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缔造者一直具有友 好的专业关系,在长久的共事之后,赖肖尔教授、Craig 教授和我非常自然地把我们编写的1965年版教科书East Asia :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题献给了裘开明 我们的献辞写道:‘献给哈佛学院图书馆汉和文库主 管(1927～1929)、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 馆长(1929～ )裘开明’ — — — 我们这样有点精确地 描述行政职务是为了表明:裘博士最初是一个文库 主管,后来建立了隶属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藏书 — — — 简言之,裘博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先驱他是我的 兄长,从我接触哈佛开始,他那父亲般的风采就是哈佛引人入胜的一道风景,以致我领受他那父亲般的 风采简直就如同领受一份礼物,的确,我所领受的他 那父亲般的风采就是一份礼物 — — — 一份具有献身人 格的珍贵礼物。

”[14]我想,费正清教授在1978年所发 表的这一段文字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 且也道出了许多哈佛东亚研究专家学者的心声 由此可见,虽然韦棣华女士、 沈祖荣先生和裘开 明先生所处的各种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却 有着共同的图书馆精神 — — — “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