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解读.doc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解读=“news_bd”>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成立时影响甚微，后因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从事语言调查及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等学术成就，而蜚声海内外检视学术界对史语所的研究，多注重从学术理念、成就、影响等面相进行深度描述，很少从制度层面考察其运作机制①本文运用台湾史语所典藏的史语所档案与傅斯年档案等史料，对其组织章程的设置演变、研究组别的厘定以及研究模式的运行等进行考察，期冀揭集史语所于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建构现代学术研究新范式所作出的可贵努力 　　一、组织章程:制度与人事 　　史语所的运作有赖于组织章程的规范与引导在史语所的筹备与创立期，组织章程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中央研究院的内部的规划中，本无史语所的设置，经傅斯年多途努力，才得以在中研院中设立史语所匆忙之际组建的史语所，早期仅有傅斯年、顾领刚与杨振声三人，不具规模，故亦无组织大纲与章程可言直至1928年5月5日，才由傅斯年等拟定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简称《组织大纲》)②，共设24条，内容涵括史语所设置目的，所长的任命，研究员的任职条件、薪棒津贴与任期，所务会议的权力，学侣、研究生、外国所员、通信员的设置与任职办法等。

以后来史语所的发展观照这份筹备时期的《组织大纲》，含有不少设想的成分，甚至存有某些缺陷譬如，关于史语所内部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设置，在《组织大纲》中仅有研究员一种，以至后来傅斯年欲聘董作宾、商承柞、容肇祖、余永梁与黄仲琴五人至史语所工作，因没有合适的职称匹配而咨询蔡元培:聘之为研究员则不能，任之为助理员则不能，未知可否设一名目介于两者之间者? 　　1928年9月，史语所在原有《组织大纲》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暂行组织大纲》(简称《暂行组织大纲护)④，共设11章，分别为:第一章建置，第二章所务会议及所长，第三章事物系统，第四章组别，第五章研究员及编辑员，第六章外国通信员，第七章通信员及其他，第八章助理员，第九章学生，第十章出版，第十一章杂则相较于5月份拟定的《组织大纲》而言，《暂行组织大纲》更为系统，由原来的24条删改增订为33条，并且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者:一、在研究组别的设定方面《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史语所暂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八个组，每组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研究员或兼任研究员担任;《组织大纲》中则无此内容。

　　二、在史语所内部研究人员的构成七《组织大纲》分为研究员与所员;而((}}行组织大纲》则分设研究员、编辑员与助理员，并且将研究员与编辑员分为专任、兼任与特约三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研究人员的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 　　三、《暂行组织大纲》相较《组织大纲》增设了行政系统人员，如在所长、秘书之下，设图书员一至三人，工程员一至二人，会计员一人，庶务员一人，书记若干人，技术员若干人四、在所务会议的人员构成及职能方面，《组织大纲》与《暂行组织大纲》存在较大差异，见下表: 据此可见《暂行组织大纲》在审定组别设置、财务预算、集众工作的实施及出版事宜等关涉史语所发展的重大问题方面，都具有决议权以《暂行组织大纲》为蓝本，史语所于1929年2月制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其后，史语所又对组织大纲与章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但前后比照，不难发现此时的《暂行组织大纲》己基本奠定了史语所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而从制度层面规范了史语所的发展 　　史语所之所以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巨，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科研机构，更在于它从创办之始便笼络了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从傅斯年最初制定的《组织大纲》来看，他对于研究员的聘请有着极高的要求研究员须于历史学或语言学范围内各科之一有超异之贡献，为同科学者所承认。

⑤不仅如此，在他看来，史语所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⑥，因此存有国故传统观念之旧学者即便学问渊博，亦不在他的聘请之列傅氏在《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⑦这一宣言既标明了史语所的学术立场，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同时也是用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⑧关于此点，傅斯年在研究人员的聘书中亦有着淋漓尽致的表达: 　　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 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 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 　　依据这一理念，史语所在筹备阶段便拟定了一份欲聘研究员名单:蔡元培、胡适、陈垣、陈寅J洛、赵元任、俞大维、刘复、马衡、林语堂、朱希祖、容庚、许地山、李宗侗、徐炳爬、李济、袁复礼、罗家伦、冯友兰、史禄国，共19人。

⑩其中，除陈垣、马衡与容庚3人没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之外，其他或留学欧美、或留学日本，且史禄国本身即是俄罗斯人类学家实际上，这份研究人员名录正彰显了史语所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革新的诉求 　　值得一提的是，马衡在史语所成立后被延聘为特约研究员，后提出加入史语所考古组却被拒之门外，其间体现了史语所在研究员聘用上的标准及要求马衡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但是在其任职内因限于经费等原因并未取得甚大的考古成就，故欲至史语所中从事考古发掘，但终被傅斯年拒绝从台湾中研究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马衡与傅斯年往来书信看，二人并无重大的人事瓜葛，且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不仅刊发马衡之文，而且傅氏还将喋刊》、《史料与史学》、《居延汉简释文》与《考证》等书刊寄赠马氏由此观之，傅氏不应拒其于门外，尤其是马衡在阻止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流入国外方面出力甚多，傅氏亦不无推崇但在对于现代考古学的理解上，马衡属于旧派学者，并未受过现代考古学的训练，虽然担任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但于现代考古学之方法、程序等知之不多所以李济在致傅斯年的信函中告知，己遵照傅氏之意，由董作宾拟一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的回复他a}。

这些细微之处，无不说明史语所在人员聘用上标准之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之方法的歧义 　　二、研究组别:困境与调适 　　史语所的机构组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分为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直至1934年合并社会所的民族学组后，才构成了四组并存的格局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的设置，显示了史语所工作的重点所在和努力方向，是傅斯年不断对史语所研究方向与内容进行调适的结果史语所在草创阶段，因未能准确定位工作难度、人员选聘与经费支出等项，而使得研究组别的设置相当混乱在傅斯年1928至1929年不同阶段的研究计划、报告与书信中，曾出现将史语所分为九组、八组、六组、七组等不同情形，通过在工作实践中的渐续合并、裁撤，才最终将史语所的研究组别厘定为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 史语所是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的，所以在组织机构上，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继承性从傅斯年等人创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可以获悉，语史所研究的范围异常广泛，门类众多，涵括实验语音、汉语、汉字、考古、文籍校订、民间文学、中国乐梵汉番经论较读、民俗学、人类学、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料、英语学、英当代文学等13个门类。

这些门类与以后史语所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总体路径上并无二致然而，史语所成立之前，中山大学语史所研究工作的开展并不充分，所以史语所并未完全承袭语史所的13个研究组别1928年5月，傅斯年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宣示史语所之创办在《旨趣》中，他设想于两年之内次第成立九个研究组别: 　　一、 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以上历史范围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西亚语;九、语言学以上语言范围但在1928年10月22日史语所成立之日，己废除预设九组的计划，决定筹设八组:史学组、敦煌材料组、文籍校订组、汉语组、汉字组、民间文艺组、考古组与人类学组次月，由傅斯年撰写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也表明史语所己循此八组开展工作同时，为了各项工作更好地实施，傅氏初步选定了各组拟聘人员，见下表 　　尽管史语所分设八组的基本框架己初步奠定，但是这种以事为单位组别较多的架构，却使初创阶段的史语所因精力过于分散而自陷困境这首先表现在研究人员的网罗与聘用方面汉字组与人类学民物学组囿于经费所限而未设主任一职叭史料学组与文籍校订组虽有主任，却未物色到合适的研究人员。

文籍校订组主任顾领刚因中大方面不能去职，傅氏因此建议中研院改聘其为特约研究员这样一来，傅斯年最为重视的文籍校订组，既无实际负责的主任，亦无组员，形同虚设此外，史语所当时地处广州，研究条件受到资源限制，所聘史料学组主任陈寅洛、汉语组主任赵元任、考古学组主任李济、敦煌材料研究组主任陈垣，因任职北平，实际上很难为史语所效力其次，经费的拮据也使史语所八组工作的开展举步维艰在史语所成立之前的国学院，多以整理国故为要务，故而经费开销有限，而史语所与之性质迥异傅斯年一再强调史语所不是一个存古学堂，而是一个现代性的研究机构，因此有许多动手动脚的开销，包括发掘费、调查费、购置费、刊物费、专任研究员薪金及其工作费、外国专家薪金及其工作费、专任研究员工作补助费、学侣留学费以及其他杂费等等其时，中研院每月拨给经常费5000元(其他研究所则为10000元)，显然以此费用很难顾及八组的全部工作，因此傅斯年函告蔡元培、杨锉:‘暇定月万元，尚感觉此困难，则月五千元之难成事，可以想见其故皆由发掘、调查等为普通所谓‘国学院’不甚用得到者，在我等乃是切己之工作，外国专家又以此研究所如此立质之故为不可少，是皆甚耗费者。

霉而解决史语所的经费问题不外二途:一方面由中研院增加对史语所的投入，另一方面则要求史语所精简自身的研究组别，以节省开支 　　由于人员和经费方面的掣肘，傅斯年不得不对组织机构不断予以调整从他制定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每月预算来看，划定经费的组别仅有六个，分别为:史料组、汉语组、考古组、民间文艺组、人类学及民物学组、敦煌材料研究组但1929年4月15日傅斯年呈给蔡元培的一张史语所现在进行工作清单’，君中，又言史语所分为史料、汉语、考古、民间文艺、人类学、敦煌材料、经籍文字七组，并陈述了各组工作现状至此，傅氏对于史语所组别的设立，始终未能最终确定，各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也还与理想的设计存在一定的差距 随着史语所从广州迁至北平，史语所研究组别的设置因工作开展的需要，再次被提上日程1929年5月，傅斯年等就工作的范围与组织架构重新作出检讨:一、所处工作，一致取消，史禄国君在粤之件，以致旧有材料整理工作完成为止;成后亦或迁北平二、凡在二年以内未能期有成效之工作，暂停止之三、将原来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目前先设三组:第一组，史学各面以及文籍校订等属之第二组，语言学各面以及民间文艺等属之。

第三组，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等属之霉6月11日，史语所在北海静心斋召开了迁入北平后的第一次所务会议，再次重申研究组别的设置: 　　本所原分七组，从研究上及经济上着想，似应改组合并曾于五月中由傅斯年邀集本所同人陈寅烙、赵元任、刘复、徐中舒在北平德国饭店商议，合并为第一、第二、第三三组史料学组、敦煌组为第一组汉语组、汉字组、民间文艺组为第二组考古组、人类学组为第三组从最初预想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