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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历史中分析历史=“news_bd”> 　　一、重新审视现实与历史关系的原因 　　历史学界常被许多经典难题所困扰，如史料与史观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等等，其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则最令人困惑，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49至1979年近30年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占主宰地位，走向极端后，历史被现实完全吃掉;从1979年至今，又30年了，在这期间，历史又一直试图摆脱现实的纠缠，想不食人间烟火，走向极端后，现实又差一点被历史吃掉近30年间人们谈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可能太多，在应该强调区别的地方甚至否定了二者之间的应有联系 　　1949年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所以，文革一结束，许多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为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有的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

但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的作用，整个80年代历史并未能实现回避现实的目的，或只有小部分人实现了这一目的但到了90年代，现实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困扰，使得许多人躲避唯恐不及，关注现实的学者常常被冷落 　　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究竟是否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上世纪90年代的主流学者给出了一种否定的回答，在历史学领域尤其如此部分史家因课题的性质躲避现实、遁入象牙塔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但主流史学界刻意回避甚至倡导回避现实则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前一时期可能以一种同样错误的方式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导致了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所以，应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检讨再审查 　　二、历史学家离不开现实 　　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根本躲不开现实，他就在现实中那么，他想躲开的究竟是什么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要想获知历史真相、要想客观，必须克服党派偏见或意识形态偏见，潜在的观念预设是:党派偏见百分之百的有害于学术，必须坚决清除党派偏见有无正面价值?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党派偏见能否推动、是否推动过学术的发展?是人们几乎不敢想，尤其是不敢提出来讨论的问题。

换句话说是不言而喻、不说自明的问题:它阻碍学术的作用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什么了在近年翻译过来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作者一一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一用许多事实澄清了这一问题，这一澄清对说明我们自己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也有启发意义 　　在霍氏看来，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霍氏说:以往的社会科学不能与党派偏见分开，并不能证明党派偏见有益于这些学科，只恰恰说明党派偏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党派偏见促进了科学进步的情况下，它才是有益的它能够做到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就它为改变科学争论的地位提供了动力，从外部为科学机制注入新话题、新问题及答案的新模型而言，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霍氏断言: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一一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一一这是无可否认的对于某些学术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霍布斯鲍姆的意见值得仍在用力躲避现实的中国史学界高度注意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并不必定导致歪曲真相，并不总是消极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某种政治信念和现实追求，就没有历史学家执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动力。

中国近代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有直接关系，先秦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分期有重大关系，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的争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没有所谓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历史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主持修撰这些历史的人们修史在这里几乎仅具有手段的意义这一现象说明:满足现实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固然让人们肃然起敬，为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研究历史也绝非什么不光彩的行为，甚至更值得人们的尊重——心系现实比回到象牙塔严格说来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良知 　　如同前面所说，意识形态与学术关系的实质，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就学术与政治的最一般关系而言，严格地讲，学术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政治，因为二者规则不同前者只应服从真理、跟着事实走，属是非之间的取舍，后者必须听命于权力，策略至上，属利害之间的权衡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无法脱离于政治前者说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后者强调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的相关性:学术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看来也不能不权衡利害。

以往学术界的问题是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几乎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走向极端者则把学术讨论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对学术长达数10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以争取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这种要求显然在注意到了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它与政治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在下述两个主要的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独立的互相外在的现象来看，充分的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政治条件如果公民(学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但是一旦将学术问题指为政治问题，那时，任何讨论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学术时刻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所以这种变学术问题为政治问题的可能随时都存在第二，从学术自身的政治属性的浓淡来看，学术与政治既有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譬如，中国上古史、中古史上的许多问题，基本与政治无涉，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相关性的问题。

但是，中国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与政治关涉度甚高，在中国现有国情下甚至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政治并非均等地出现在所有学术问题上这有两种情形需要厘清，即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性的政治问题前者说的是某些选题大体上可以作为不计现实利害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但又具有不可否认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属性;后者说的是某些问题带有直接的政治性或其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但可以从学术的视角或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观察和探讨 　　从本质上说，学术与政治是难以完全区隔开来的，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也无法根本切断 　　三、重建联系加强当代史研究 　　学问并非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间烟火的二三素心之人做出来的，史学家也并不能幻想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应该主动地面对现实、改变现实，对自身所在的时代承担某种责任如何使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如何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如何重塑历史学的公众形象，关注当代史研究应是一个主要途径 　　当然，当代史的难写，人所共知这主要来自以下几点制约因素: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当然是我们首先要在此强调的我觉得这一点今天已无必要讳言虽然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并不总是起负面作用，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可以提醒你哪些问题可以随时进行研究，而另一些问题则必须放一放，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真理性认识，一种已经探明的真相，一段证据确凿的历史，该不该说出来，的的确确有个时机问题，也有个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

虽然不能也不应以要求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自己的确应该明白，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当下的现实协调，因为当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确不同于古代史:当年的刘项之争你可以尽情地发表看法，但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冲突却至今仍需留待后人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某一党派的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关这当然会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认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畅所欲言，而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其他问题则肯定难以透彻说明老实说，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涉足当代史，就因为这一段历史迄今还难以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完全剥离出来 　　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带来的困难似乎更具根本性当代史的材料之多、头绪之繁杂、遍览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汉史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就以对历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而言，当代有多少专业期刊、多少综合杂志、多少大学学报、多少以书代刊的论丛、多少会议文章结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论文、多少著述、多少领域、多少方向、多少专业、多少专题、多少博士论文要看，能看得过来吗?别说竭泽而渔了，就是拣最基本的东西看也不容易而且，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经过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编排这和我们上面所说的秦汉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汉史的文献材料有限，就《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几部书;第二，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也已经过许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汉官制史料、秦汉经济史料、秦汉农战史料、秦汉哲学史资料等等。

与研究古代史相比，治当代史者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鉴别与披沙拣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 　　突破材料制约的是洞察力和判断力，因而治当代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譬如，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叙事中，学界大都沿用一条基本的叙事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等，这样的概括在提供许多东西的同时当然甚至会遮蔽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毕竟会给你指出一条途径，使你不至于像在失去方向感的荒野上那样彷徨无路而当代史则是这样的典型的荒野这种荒野感可能主要来自前边所说的材料太多太杂，以致使人目迷五色，不易把握变迁的脉络和主次的差别其次，则由于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对象的轮廓和边界再者，历史的本质含义是过程，没有过程当然就没有历史所以，当现实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或尚未结束或最终的结果尚未呈现时，一般说来，对它作历史的研究和判断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这个过程还不完整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那就等于事实上完全排除了当代史研究的可能性实际上，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材料永远没有充分的时候，相对于历史本身，任何材料都永远无法全息地反映外部现实;至于过程是否终结，也很难说，儒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但至今仍很难说儒学所推动所介入的历史过程已经终结。

总之，洞察力对任何时段的历史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只是当代史研究可能比古代史研究对洞察力的依赖程度更高再进一步地说，具有一叶知秋和见微知著的犀利目光是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前提 　　限制当代史研究的另一问题是利害关系太大譬如说，当代学术史研究就最为典型，因为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还在，历史的当事人还在，不但还在，而且说不定仍在当道即使当事人不在了，但当事人的学生、弟子、追随者、门徒还在，即使学生、弟子不在了，但再传弟子、学统、门派还在这样，人们就会从名字的有无和地位安排的高低来决定认可一篇当代史研究文章的程度，等等于是，学术问题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事问题当代史的难写，可以说没有甚于此者!早在1992年，笔者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的后记中，就已经对此有所体会了，只是远不如现在深刻罢了当时我说:当代人撰当代史，免不了冒点儿风险，这是因为:当代史的创造者们仍然健在，偶有失慎、失误或失真，创造者们如果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