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视野.docx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视野    ［文章导读］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秩序缘何而来？地理大发现时代武力征服的背后是渗透征服者“人心”的等级理论，这种将不同族群的差异归为“文明”与“野蛮”之分的“文明等级论”，深深烙刻在近代以来的思想潮流中，它不仅是欧美国家认知世界的基础，也同时为被征服者所接受，刺激着他们对历史进步的想象，进而裹挟在启蒙的理性光辉中，直接介入了对现代世界秩序的创造然而在今天，这样一种“文明论”的历史逻辑及其所促生的发展主义，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它带来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明观？刘 禾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秩序是从哪里来的？提到这个问题，人们通常会想到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不知不觉会忽略发生在五百多年前的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无比清晰地表明，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 肇始于欧洲人在1494年划定的一条地球子午线，它来自著名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两年后，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之间签署的一项双边条约凭藉这个条约，欧洲人第一次在地球版图的意义上对世界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此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其所规定的地球子午线，开启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

但是，单凭国际条约和武力征服，无论什么势力都无法建立起一个被普天下都认可的世界秩序无独有偶，随着欧洲人创造的世界秩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蔓延和渗透，一个关乎于“人心” 的地缘政治——即所谓的“文明等级” ——也应运而生从那时起，一个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开始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是一个以地球的空间与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多少叫人诧异的是，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却常常被学科固有的建制挡在门外，被有意或无意地冷落，甚至长期视而不见我们现在需要从跨学科思路出发，开辟一条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以求深入了解现代地缘政治的双重结构及其历史渊源，由此获取新的历史意识我相信，这种历史意识对今人尤其重要，否则人们将难以面对当前纷杂变动的世界乱象，也无从构想未来的世界秩序，更遑论对未来全球化治理的道义做出深入的思考《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强调的，正是在15世纪末以降的五百多年之中“世界文明等级”的确立， 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文明等级”的标准为什么对世界秩序那么关键？这些标准是怎样在地缘政治中得以确立的？此外，“文明等级”的话语进入晚清中国后，为什么给国人造成如此重大的冲击和创伤？中国与世界之间，为何总是在“文明”的问题上纠结不清？在今日中国，围绕“文明”二字的各种论述渗透在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日常言行之中，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

这个幽灵在诉说什么？表达怎样的焦虑和愿望？我试图从以上疑问出发，寻找全球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全球史研究，要求学者开拓视野，跨越各自的学科藩篱，参照多语种的原始文献，并对现代学科本身的谱系作出全面的梳理和反省而《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所体现研究模式正是如此首先，我们的全球史研究涉及“文明”概念的传播，但它并不是概念史，更不是Keys研究概念史研究时常将词汇（word） 和概念（concept） 混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思维上的误区人类创造的大量视觉符号和书写符号，数码、色谱、地图、音符、手势、图表、绘画、摄影、电影剪辑等，都属于概念的范畴，但不一定属于文字或语言的范畴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的Keys（keyword） 研究，也经常把词汇和概念混淆我们认为，这一类研究既不能严谨地解释字词，也不构成严格意义的概念史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跨国、跨地域、跨语际的话语实践，因此，研究范围必然包括学术建[来自WW]制、媒体技术、地球版图、视觉展示、科学技术、国际法，以及形形色色的书写行为、翻译行为和学术行为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些跨国、跨地域、跨语际的话语实践如何创造了当今的世界秩序？其二，全球史与世界史的重要区别在于，世界史的思考往往将本国的历史排除在视野外，而国别史的研究者又通常只问本国史，鲜有涉及他国历史。

这种知识上的分工一直都很顽固，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给人们认识世界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盲区[2]相比之下，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它不分国别史和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内来进行互动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同时也是本国的问题这样的全球史研究，近些年在国际学术界是比较新的领域，也一直在探索之中其三，我们的研究强调话语实践，与传统思想史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思想史以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为对象，或选取概念与概念的关系、或着重于思想的沿革作为研究主线与之相比，话语实践的研究对象不是对抽象思想的陈述和分析，而是把思想作为活生生的言说、书写和其他实践（包括数字图表、国际条约、图像、时空的组织方式等）来对待，目的是研究和分析这些行为实践如何进入社会、打造学科、感化人心、发动变革、创造历史等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话语实践的研究，我们才能同时考察以地球的空间和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其四，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话语实践的研究，必然要求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跨学科不是一种时髦，而是由于成熟的学科日趋狭隘和封闭，已经阻碍了新鲜知识的发明和创造这种状况需要大家共同去变革和突破，所以，一个学者究竟选择维护学科正统，充当卫道士，还是努力将现代学科向时间、向历史、向思想的追问敞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

假若我们选择维护学科正统，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质疑现存的知识结构及其合理性，也就无从深入了解知识与统治、知识与生存、知识与世界的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关系其五，当今的话语实践研究已经不能以母语或单一语言为媒介全球史的视野，要求每个学者获得处理至少两种以上语言的原始文献或档案的能力，同时还必须把握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包括外文著作和期刊）因而《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这部论集的作者也力所能及地使用了外语原始文献，并努力了解在中文学界之外，学术研究前沿究竟在哪里文明论：一个泛学科的政治无意识“文明等级论”（简称“文明论”）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究其主因是因为它在许多学科里充当着“政治无意识”的角色长期以来，这个角色独特的泛学科属性，可能是造成“文明论”的研究被学科的藩篱挡在门外的直接原因，但忽略和遗忘恰恰突出了文明等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无意识”的强大功能它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深刻性体现在“文明论”与现代学科的历史同构之中人们所熟悉的现代学科——以文科和社会科学为主的人文研究领域，还有诸多科学分支，如进化论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优生学等——与“文明论”的产生和发展分享同一个历史进程，两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往来和相互渗透。

这一历史进程，主要指的是从欧洲开始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推进和扩展，以及与其同步发展的各现代学科现代学科的建立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历史渊源触及到方方面面《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涉及的学科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种学、国际法、语言学、历史学等其中，地理学家唐晓峰在论集的开篇，为读者了解现代地缘政治的历史脉络设定了基础性的坐标他指出，所谓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欧洲人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将分布在空间的人群差异整理为历史的差异，也就是把空间的分布诠释为时间的分布，又将时间的差异解释为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由此，现代地理学的诞生获得了有力的解释，这个学科自始至终都参与着对文明等级话语的塑造唐晓峰的结论是，“文明论”是一种新的历史眼光，现代地理学正是基于这种眼光，为欧洲建立了新的人文世界想象 地理大发现后，陆续诞生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欧洲文明史、国际法等，它们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文明等级论”的塑造以著名的社会阶段论（stages of society）为例，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率先提出三个社会阶段的模式，把人类社会描述为狩猎、游牧、农耕由低到高的发展模式接下来，苏格兰启蒙主义思想家亚当·斯密又提出一个完整的四个阶段论，即狩猎、游牧、农耕、重商，从而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入了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

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出的社会阶段论，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进步主义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为“文明等级论”打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在文章中，回顾了历代经济学史学家围绕 “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的长期争论，指出了这些讨论的盲点所在：实际上，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法，只有在社会阶段论的框架内才有意义，而社会阶段论恰恰与文明等级的论述同源，但有能力克服这个盲点的经济史学家并不多，王亚南即是其中之一这位中国经济史学家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所谓特殊性，并不外在于人类普遍历史的范畴，他也不承认东方国家有什么“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无异于给社会阶段论本身打上一个问号我们还会看到，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出现，究竟给经典的文明等级标准带来了哪些思想资源《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的多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近代形成的文明等级论做出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梁展将文明论的谱系置放在知识考古的聚光灯下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比如他对福柯所言的国家理性的再度思考，对德国生理学家布鲁门巴赫的人种分类法，以及生理学家爱德华斯人种学做出的新评价，这一切都让读者发现“文明等级论”的另一张面孔——它凭据肤色和其他的种族特征，在欧洲18世纪新兴的科学种族主义实验中，一跃变成科学研究的前沿，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

在这个基础上，梁展为我们梳理了晚清诸人编译的欧美国家的文明等级标准，尤其是政治地理教科书这个扩散全球的传播渠道在他提出的解释框架中，康有为的种族改良计划和大同世界，也获得了新鲜独特的诠释，它让我们看到，《大同书》与“文明等级论”的传播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晚清中国产生的思想必须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什么是经典的文明等级标准？欧美人塑造的文明等级含有一套由低到高的排列标准，这套标准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分别归为野蛮的（savage）、蒙昧/不开化的（barbarian）、半开化的 （half-civilized）、文明/服化的（civilized） 以及 明达的（enlightened，今译：“启蒙”）等五个等级，除此之外，还有三级之分（野蛮、蒙昧、文明）和四级之分（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无论五级、四级还是三级，这套文明等级的标准起初并不严格，不过，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和变化，它慢慢地趋向稳定，及至19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也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中，最后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 “文野”之分——近代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是国际法的思想基础，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关键之一。

换句话说，不了解文明等级的标准何时产生，为什么产生，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为什么在欧洲会出现一个国际法，而这个国际法自始至终都与统治世界有关我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书中所撰写的文章，旨在把国际法的思想脉络整理清楚，这个清理的重点不是针对法理本身，而是为了充分剖析现代国际法的地缘政治，特别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的出现和生长因此，文中虽然也涉及国际法通常所面对的那些领土争端和国家主权问题，比如野蛮人的“无主荒地”问题，或者半文明国家被迫接受“领土割让”的条款等，但我集中探讨的是现代世界秩序的道义是如何伴随着国际法原理的发明而得以呈现，并依此争得人心，取得全球共识的比如，欧洲文明国家占有“野蛮人”土地的合法性在哪里？为什么国际法允许文明国家对“半开化”国家实行治外法权，而不允许文明国家之间实行治外法权？这里的义理是什么？它如何自圆其说，以至于就连被征服者都感到心悦诚服？西学编译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