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韩王二家之论伯夷叔齐.docx

    说韩王二家之论伯夷叔齐    孙永岷西汉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后名《史记》），其中的“列传”，实即主体部分列传首以《伯夷列传第一》为题，所记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事件发生在殷周交替时期后世论者对夷齐之行的评价以及对事件的考证，可谓聚讼纷纭，仅此也足见《史记》之不朽，所表彰的夷齐精神的历史文化意义何其重大，影响何其深远《史记》之后，历来论述伯夷叔齐而具典型意义者当数唐宋韩愈、王安石两家，今天再借以探讨，对求真无疑有益一灿烂的先秦文化之后有光辉的唐宋时期，唐有韩愈作《伯夷颂》，宋有王安石著《三圣人》《伯夷》Ⅲ王著对韩《颂》多有非难，正如后来南宋朱熹所说：“荆公之论与此颂正相反，学者审之两家所见有明显对立处而宋后各种人物包括皇上王侯所论每况愈下，以至荒谬虚无清代的乾隆皇帝“御评”云：“王安石谓伯夷叔齐扣马而谏，采薇而食，饿死首阳诸事，皆无有者，据《孟子》以驳《史记》，亦具有见可见乾隆帝是赞同王安石的御评所谓“据孟子以驳史记”，此话当否？王安石之“驳史记”立意如何？理由是否充足？韩愈《伯夷颂》有“大不然处”？为节省篇幅，且摘录《史记·伯夷列传》夷齐“义不食周粟”事，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先见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

其传曰”之后的一段：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日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日：“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这段叙述夷齐扣马而谏之责问“孝”与“仁”和太公所指称的“义人”，以及司马迁行文肯定其“义不食周粟”，文中突出一个“义”字可见，不足言仁、孝，就难以称义武王平殷乱而夷齐以为不义，所以耻之而不食周粟仅此而言，正是《史记》所褒赞的古来的义行，由此亦可见殷商时期的伦理观念紧接以上“其传曰”这段，再说夷齐：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太史公以上所谓“其传曰”，指《韩诗外传》《吕氏春秋》所言；所引歌辞指未入《三百篇》的轶诗这段轶诗歌辞，表明了夷齐的人生志向与感叹：若谓殷纣是暴君，则武王即暴臣，伐纣之事实为君臣争夺，昔时之羲、农、虞、夏敦醇之风、禅让之道已湮没无存了，我们能归于何处？世道如此，生命也只能到此了。

不難理解，夷齐执着于高尚的信念与追求，而神农尧舜禹之道既已破灭，生命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饿死于首阳山，实为“死义”古来的义，正与仁、孝、忠、信等理念一体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务民之义”（《雍也》）；“君子以义为上”（《阳货》）……“义”是不受“利”所羁绊，是高尚之士有志于斯的“道”，道义即高于生命的精神实体；及于行，是自身与民众共存的高尚德行此时伯夷叔齐对义与利的态度非常鲜明，知道自身已无缘于坐而论道、养尊处优孔子称赞“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贤人即为仁人此后，孟子说到生与义这两种欲望对立时说“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就是承继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信念而来，这正是缘于先民“仁义”的优良传统，更成了后世华夏的崇高理念这就不难理解孔子何以对危邦、无道颇有责难，孟子更咒骂独夫、民贼，五百年后的孔子孟子何以对周之代商不存异议，而对夷齐之行却知之甚深，虔敬有加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孟子称“伯夷，圣之清者”（《孟子·万章下》），不止一次称颂：“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尽心下》《万章下》）。

到晋人陶渊明作《感士不遇赋》，乃以伯夷与屈原共尊，与颜回同咏，并以“夷齐”为题作诗称颂其“贞风凌俗，爰感懦夫”（《读史述九章·夷齐》）再看韩愈《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这里首先肯定夷齐“特立独行”的“义”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贤士，与天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以上称赞夷齐耻食周粟以抗争、笃信道义以自明余故曰：彼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以上对夷齐之行高度评价且警忧后世总之，《伯夷颂》是颂伯夷、叔齐“信道笃而自知明”之“特立笃行”，此之为“适于义”，即所谓“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亦即“道义”“义行”文末“微二子”云云，是忧及后世劣迹常见，可谓不幸言中此后无论中外汉学，正不乏持此“信道”“重义”的精神来对夷齐作解读与肯定，如：（周）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垃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洁吾行。

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诚然，有周一代“郁郁乎文哉”（孔子语），代商而兴的是一个文明发展的朝代，应该是夷齐未及料到的虽然如此，后人仍然对伯夷、叔齐赞许崇敬，这是因为夷齐之行乃植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中国士子不可玷污、丢弃的自由、独立之精神《史记·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书影对此，《史记》本于史实，而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除重要的虞夏之文外，司马迁更遍读幸存的周初之宋鲁各侯国史料，《伯夷列传》所据史料自是确凿无疑至如日本学者村尾元融说：“义不食周之粟，谓不仕周而食其禄，非谓不食周地所产之粟也此其个人之见，或为殷周兴替与夷齐之行所带来的困惑之故；明人方孝孺云：“耻食其粟，独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谬甚这似乎更因一己之困惑而生疑古之辞，纵然意有所寄托，亦不免自谬此两者未免对夷齐以死义抗争的道义精神有所忽略至于后来，出于政治需要而对夷齐之行讪谤诋诽，实即无视社会历史事实，已不在学术探讨范围了对夷齐之行的分析应有助于说明韩愈《伯夷颂》的思想精神二与韩愈《伯夷颂》相对立的是明人方孝孺以前宋代王安石的理论王安石并不认同孟子所称说的“伯夷圣之清者”，却认为“三圣人”各滞于一端，皆不足言圣、贤。

以下对王安石《三圣人》摘录以作分析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圣人不由也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王安石在《三圣人》中认为，孟子对夷齐的称颂过当，夷齐不足以称作“圣”“贤”仅从以上摘文可见，此篇议论已流于名谓概念之争，且于理不足，实不免于狭隘王安石另一文《伯夷》则指出司马迁与孟子之论有出入，多出了“扣马而谏”的记述，故《史记》有误，从而韩愈《伯夷颂》引用《史记》也就有误，所谓“是大不然也”其实，孟子之称颂伯夷，本与司马迁之记述夷齐之行为一体，而王安石欲据《孟子》以指出《史记》有误，又推及韩愈《伯夷颂》有失：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这应是王安石善于“辨博”所致的错误而更为错误的，他在《伯夷》里竟论证夷齐不食周粟事件“理有不存者也”：【夷齐】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夷齐或死于北海？死于途中？抑或死于未及武王伐纣之时？王安石把连自己都不能肯定的推测之辞（问句）作为论据了，可谓置《史记》于不顾立论不清，又以不实之辞作论据，这种推理显然荒唐若夷齐之行“不存者”，其高风亮节也就无从谈起，《伯夷颂》也就“大不然”这种“虚无论”在此难免助长对道义精神的漠视清乾隆皇帝的《御评》附和王安石此论不足怪，可悲的是，清代也有汉学家附和其说，真是应报了韩愈“微斯人”的感叹总之，王安石《三圣人》与《伯夷》两文，用今天话说是有违逻辑的：不仅其立意欠明；（究竟要论证夷齐不足以为圣贤，还是要论证夷齐不食周粟事件“理有不存者”？——模棱两可且其罔顾历史事实，自不免独断臆说下文再补充有关夷齐的祖国与殷商的史实，这更有益于对《史记·伯夷列传》文化意义的认识伯夷列传第一”标题之下有唐人司马贞的“索引”：“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在“其传曰”后面就有对夷齐时期的叙写：“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关于夷齐之父孤竹君及其国度，上引“传文”第一句，已有注明：“[索引]按：‘其传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

相传至夷、齐之父……伯夷之国也，其君系墨胎氏孤竹君是商始祖契的后代孤竹国建于夏初，与商族为同姓侯国，密切如一体殷商初始之地即在今之东北一代，其时其地正值气候温暖期，与孤竹同为早期文明之地夷齐时的孤竹仍据有太行以东、沿及渤海的广袤沃土，后称“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当初，从契至汤，至汤灭夏建商，孤竹传十四代，是商族南下立国在后方的强大支助力量殷商之起于东北，可见于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景员维河”，说明其势力西起太行，南至黄河，东至渤海，北至鸭绿江河”，或说释“何”，窃以为是本义，即河又《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海”即渤海；参照《玄鸟》，知海外即朝鲜，即纣时箕子率人远走之处可见“邦畿千里”之外，亦自有孤竹国“维民所止”之地國名觚竹者，今考古见于殷墟甲骨与铜器（1973年辽宁考古发现有“觚竹”铭文的青铜器“基”）商纣之时，若孤竹王子要立于商之朝廷，自是常理所以“孟子曰：‘[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这是《伯夷颂》所本，仅以此，王安石的非难就错误了再说夷齐兄弟让而“逃”，其出于“孝”“礼”，当时不是天下一日无君则国人遑遑的状况，所以后来“国人立其中子”（《伯夷列传》）。

无论“国人”指国城之内的“六乡之民”抑或举国之人，都只能说明孤竹国人文状况的优良这个国度，有着沿尧舜时代而来的淳厚之风这个与殷商系血亲的侯国，是伯夷叔齐生长于斯的文明国度，夷齐宁肯居北海（应即渤海）之滨，也不愿立于恶人（纣）之朝，以此也可见孔孟谓之“圣之清者”至“闻西伯昌善养老，盖往归焉”（按：盖或作盍，读为盖更好）是情理中事，路遥而逢武王率兵攻伐，至有扣马而谏、有“不食周粟”等以死抗争的言行三以上论及孤竹国与殷商关系之及于夷齐之行，有助于对韩王两家之文的评析以下再补充殷、周关系之及于夷齐之行《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四年（约公元前1142年），周王季历来朝；文丁四年（约前1138年），周王季命（受命）为牧师是说殷王武乙之年，王季（季历，周文王父）以属国到殷商朝贡；文丁时被任命为牧师（主畜牧）后来，王季“困而死”，其子伯夷（商末周初）画像（选自宋·李唐《采薇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叔齐（商末周初）画像（选自宋·李唐《采薇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周文王姬昌）接替父职《楚辞·天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文王姬昌名声未振，当然只能从命当下官后来，文王遭谮而被纣囚于羑里，如《吕氏春秋·首时》所说：“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