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结构到准则:研究型大学跨学科转向的组织行为学研究_1.docx
8页从“结构”到“准则”研究型大学跨学科转向的组织行为学研究 三、研究型大学跨学科转向的组织结构基础组织结构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组织目标源于组织战略规划[17]组织结构应与组织战略契合美国研究型大学将跨学科发展纳入组织战略后,其组织结构相应发生调整与变革,因为大学组织行为产生于一定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是跨学科行为产生的基础美国研究型大学主要通过增量与变革两种模式实现组织结构的创新与调整一)增量模式:校级层面虚拟与实体独立型组织结构创新大学高层管理者开发新型组织结构规避学科壁垒,即增量模式(incremental mode)增量模式采取虚实并举策略创建跨学科学术组织一是创建虚拟跨学科组织虚拟跨学科学术组织采用非实体形式,如威斯康星大学的群集模式虚拟形态的跨学科组织具有较强灵活性,适用于项目制或任务型跨学科研究一旦研究项目结束,虚拟跨学科研究组织可随时解散或转换其研究议题,能有效降低长期的风险和成本(包括管理成本)二是创建实体独立型跨学科组织实体独立型跨学科学术组织采用实体形式运作,常以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实验室、跨学科研究所的形式存在实体独立型跨学科研究组织亦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的跨学科组织形态,运行独立于传统院系结构之外。
此种跨学科组织能避免传统学科组织屏障,打造专属于独立的跨学科组织机构的教师团队虚拟与实体独立型跨学科组织皆是校级层面创设的组织化研究机构,是大学决策层及时、主动从校级层面探索创新跨学科研究组织形态的产物,这得益于其敏锐性与适应性兼具的管理结构[18](二)变革模式:院系层面矩阵式组织结构的革新除校级层面跨学科组织结构创新外,传统学院内部对跨学科活动的需求日趋强烈,学院间、学院内部系与系之间的相对隔离状态,依然是首要限制因素重构院系组织结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共同选择,即变革模式(transformative mode),众多院系采用矩阵组织结构实现组织结构变革矩阵组织结构的优势在于能提供有效的资源配置方法,开展较复杂且相互依存的活动时可以更好地协调矩阵组织结构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学院采用矩阵组织结构;其二,跨学院的系与系之间采用矩阵组织结构诸多学院倾向于在学科群基础上进行组织重构,而非基于传统单一学科美国高校学科分类目录成为美国诸多学院基于学科群进行组织重构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一些建基于单一学科的传统学院联合其它学院发起跨学科项目,构建跨越多院系的矩阵组织结构矩阵组织是较为复杂的组织结构,源自大学对既有院系结构的转型。
在矩阵组织结构中,不同学科的院系由跨学科聘任的教师、跨学科研究生学位项目、跨学科课程及跨学科课程最佳实践方式的跨学科团队教学(team teaching)联结起来[19]四、研究型大学跨学科转向的组织文化基础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一套意义系统,组织文化是引导和塑造组织成员行为的有力工具学科文化是研究型大学的主导文化,跨学科教学与研究从根本上成为大学稳固的组织行为,必须重塑完全由学科文化主导的组织文化,涵养跨学科文化并使其融入已有组织文化,创建对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有传导力的校园文化[20]大学多将跨学科文化的形塑作为长期目标首先,自上而下形成并传递跨学科理念跨学科发展初期,大学普遍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在“上层”形成跨学科发展理念并向“下层”传递高层管理者率先达成跨学科发展共识,将跨学科发展作为大学发展新理念理念传递主要通过学校战略规划、年度报告及校长演说等形式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认为开展跨学科活动是大学健康发展的体现[21]跨学科理念的关键在于营造鼓励师生跨学科合作的组织氛围其次,跨学科理念的制度化,形成跨学科制度文化跨学科理念属于精神文化范畴,文化通过制度落实理想的跨学科文化应为教员跨边界合作提供必要的资源、奖励和管理激励”。
[22]大学制定了跨学科教师聘任、职称晋升、科研资助、成果认定等系列跨学科制度,以引导、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完备的跨学科制度体系促使跨学科制度文化生成,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转化为实体文化的中介,是组织成员跨学科行为文化得以贯彻的保证再次,组织成员对跨学科理念及制度文化的认同,内化的跨学科行为模式催生跨学科行为文化跨学科行为是组织成员对大学跨学科理念及跨学科制度文化认同与内化的结果,逐步演变成研究型大学管理者的跨学科管理行为模式、教师的跨学科研究与教学行为模式、学生的跨学科学习行为模式大学跨学科理念(精神文化)、跨学科制度文化和跨学科行为文化犹如一个连续体,跨学科理念及跨学科制度文化对跨学科行为的推崇,使组织成员广泛认识到大学对跨学科活动的重视与支持,三种跨学科文化自上而下渐次生成,最终构建跨学科文化五、对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发展的启示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发展组织行为模型能为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如图1所示,跨学科组织行为是组织环境、组织决策、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遵循了“大学外部组织环境激发→大学内部组织环境回应→大学组织决策支撑与推动→大学组织结构创新→跨学科组织文化生成→内部组织环境优化”的逻辑循环。
我国研究型大学实现跨学科转向这一趋势,应从多维度综合发力,具体而言:(一)营造激发跨学科“外发内生”的组织环境外部组织环境对跨学科研究与教育发展具有直接驱动作用,自外而内影响其内部组织环境的生成外部跨学科科研资助项目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展跨学科活动的导向作用显著惰性随规模增加而增加[23]伴随研究型大学“多元巨型”化,研究型大学复杂程度有增无减,跨学科转向面临组织惰性的困扰对我国研究型大学而言,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跨学科发展的激励与支持,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及学科评估中增加跨学科元素,强化对跨学科研究项目的资助,国家级和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资助项目应加大对跨学科前沿及重大研究的资助力度与资助范围,引导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与教育,由外而内营造推动研究型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与教育的组织环境,创设“外发内生”的组织环境与动力机制二)研究型大学统筹规划提供决策支持组织受既有规章制度的规约,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促发跨学科行为进程中积极寻求管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通过组织上层管理行为和决策为跨学科发展提供支持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在大学层面通过制度创新为跨学科提供适宜环境校级层面管理支撑至关重要,大学可设置专门管理跨学科活动的组织机构,全面统筹规划跨学科发展战略及相关事务。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制定跨学科工作认定与考核制度、教师聘任制度和学术晋升制度,消除学科归属障碍同时,调整资源配置方式,制定激励跨学科研究的资助制度制度化的脚本和惯例不仅制约行动,也会提供某种模式指引行动者的行为,从而对行动产生“驱动”或建构作用[24]通过大学层面的决策支持引导、驱动内部成员的跨学科行为三)创新跨学科组织结构,重视跨学科物理空间建设大学的组织行为是一种结构性行为,跨学科组织行为产生于一定的组织结构,突破原有学科主导组织结构是触发跨学科行为的关键增量模式与变革模式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创新跨学科组织结构的重要方略我国研究型大学多设独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开展跨学科活动,形式较为单一除通过增设实体跨学科学术组织机构外,大学可设立虚拟跨学科组织机构,通过灵活的群集模式组建跨学科团队,开展跨学科活动对传统单学科学院,通过变革模式进行重构,以学科群形式进行院系组织结构的重组与革新大学应重视跨学科基础设施建设,建造实体性跨学科物理空间,为师生跨学科交互提供时空如哈佛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大楼,是新建的专门用于促进跨学科研究和教育协作的混合式学术建筑四)创建与维系跨学科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塑造或影响是深刻的,能从根本上影响和塑造组织成员的行为。
跨学科文化的创建与维系是形塑跨学科行为的长效机制斯蒂芬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等认为甄选活动、高层管理者的举措和社会化方法对组织文化的维系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大学内部学科文化的长期盛行使组织成员表现出更认同学科行为的惯性,在跨学科发展初期容易产生拒斥跨学科行为美国研究型大学除从各院系招募对跨学科活动感兴趣的教师外,注重直接从大学外部延揽有志于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师资如此有助于甄选不受传统学科文化束缚,更加认同跨学科文化的组织成员我国研究型大学在遴选从事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教师时,应着重从外部遴选与跨学科文化相匹配的成员其次,高层管理者应加强跨学科理念的传播,构筑跨学科蓝图[25],建立相应跨学科制度,营造跨学科精神文化并形成跨学科制度文化最后,帮助组织成员适应跨学科文化,即经社会化过程将跨学科理念与制度内化于组织成员,最终使跨学科行为成为自发的行为模式参考文献:[1]Ludwig Huber,Gisela Shaw. Editorial[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1992,27(3):193-199.[2]Julie Thompson Klein. Crossing Boundaries:Knowledge,Disciplinarities,and Interdisciplinarities[M].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6:4.[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6-107.[4]Danish Business Research Academy. Thinking across Disciplines-interdisciplinarity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EB/OL]. https://[5]刘霓.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与实践[J].国外社会科学,2008(1):46-55.[6][13]Karri A Holley. Interdisciplinary Strategies as Transformative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J]. 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2009,34(5):331-344.[7]W James Jacob. Interdisciplinary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J]. Palgrave Communications,2015(1):1-5.[8]王志强.研究型大学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8-130.[9]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M].梁锦鋆,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3-20.[10]Michael Gibbons,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 Sage Publications Ltd,1994:29.[11]伯顿克拉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王承绪,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64.[12]周雪光.组织规章制度与组织决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8(3):2-23.[14]Committee on 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of Sciences,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Medicine.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