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地区在明代弘治朝后何以成为黄河泛滥.docx

豫东地区在明代弘治朝后何以成为黄河泛滥之区“中国之水非一，而黄河为大，其源远而高，其流大而疾, 其质浑而浊，其为患于中国也视诸水为甚焉由于黄河源远 流长，所经地域广大，不少支流汇入其中，加上它穿越黄土 高原，水体浑浊且携带大量泥沙，至河南孟津以降，地势平 衍，河面展阔，流速减缓，河床增高，加上土质疏松，堤防 极易溃决，故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宋元时 期，黄河在下游的危害即很严重，当时人就有“今河之害可谓 大矣”、“今日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于河”的感叹然而到 了明代，中原河患愈形剧烈，尤其是明弘治朝后，豫东地区 成了黄河泛滥之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却黄河自身特 性、区域地理生态、整体气候环境等自然因素外，更重要的 原因则是来自当时黄河治理中以漕运为中心而不及其余的 基本方策的这一人为因素自唐宋以来，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其在国家财 赋中的比重日增，地位加重，尤其是元代定鼎北京，“去江南 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江南地区的赋税成为京师的依赖元初南方物资北运曾借助 陆运和河运联运的方式，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 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

不过， 由于元朝的开拓性格、海运成本的低廉以及每次运载量的庞 大，海运渐成为主导的运输方式及至元末，由于海上运输 的漂溺损失和海口沙壅，迫使朝廷寻求内河漕运的途径，并 于至元二十六年开凿了会通河明代经济上对江南地区的依赖程度较元代尤甚明初， 起先是出于防御北方蒙古势力对北边威胁的需要稍后到了 永乐十四年，因京师北迁，漕粮等物资皆需从南方调集，以 苏州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赋税成为国家命脉明前期曾有 人说，“苏，畿内重郡也，粮赋居天下之半国用所需，多于 苏焉取之”到了明后期，这种看法更成通识，“国家都燕， 西北地皆硗瘠，财赋不得不仰给东南”这些议论充分道出了 江南地区对京师北京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明代江南地区的财赋是如何北运的呢？永乐初期，因会 通河淤阻未通，当时采用的是类似于元初河运和陆运结合的 联运模式：先是由江浮淮，通过黄河南支，经黄河混流区运 抵阳武县或者新乡县的八柳树，经陆路运至卫辉，在淇口入 卫河，然后运抵北京然而，海运在此时仍是主要的运输方 式但“海险陆费，耗财溺舟，不可胜数，官民皆畏之”在 这种背景下，山东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说，会通河道长450余 里，淤塞河段只有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 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建议疏通运河。

在工部尚书宋礼等 官员考察后，永乐九年二月兴工，先后征发山东、徐州、应 天、镇江等地民丁十余万人，至八月竣工会通河开通不久, 到了永乐十三年便下令停罢海运，这样，漕粮等物资的北运 可以说进入了依赖运河的时代诚如明人倪岳所说，“我国家 建都北京，上而宗庙、朝廷之奉，下而百官、万姓之给，皆 漕于东南，借运河一水以达京师，故河堤决则运舟阻，运舟 阻则上供缺，军国之计奚赖焉？圣天子之所以注意者在是， 群工之所以建议者在是，固亦宜然哉”既然运河关乎着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础，那么对其无条件 地加以保障自然就顺理成章今京师在北，专借会通一河漕 东南之粟，以供军国之需若河决而北则漕河受患，其害有 不可胜言者”保证漕运通畅和安全便成为黄河治理中必须优 先考虑的问题通过风险评估，确定保障重点，在现代洪水 治理中也是常用的方式，那么在黄河治理中保障漕运为先的 这一方策似也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明廷在黄河治理中 只考虑漕运，而不顾及工程风险转移给百姓生命财产带来的 危害这种做法应当予以批判和唾弃通过明代黄河变迁资料的排比和综合分析，大体可以 获知：在明初洪武年间到弘治之前，黄河在下游的南、中、 北三个分支一直并存着。

每个分支在不同年份因其水量差异 而呈现出不同变化，也因水量和泥沙淤积量的变化而导致流 经路线的迁移，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这个阶段相当长 的时间内，从荥泽一新乡南部f胙城和延津之间一长垣的北 支和从荥泽f中牟f项城的南支的水量是丰盈的而从原 武、阳武一祥符的中支不是经兰阳、仪封和考城一线东流， 而是从开封东南附近便南折，经涡河入淮河这样相对混乱 的水网是元末紊乱水系的继续和恶化基于这种水系状况，当时欲实现漕运安全畅通的目标， 主要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人们隐约意识到，黄河 豫东地段南高北低，故河道决后通常北流，破坏山东境内的 运道为使山东境内运河不致冲决，或在豫东地区的黄河北 岸筑堤，逼河南流；或在更下游的河道冲决时，为及时堵塞 决口，在稍微靠上的河南境内河段开挖支河这两种做法， 无论哪种，都是将河南东部定为滞洪区，通过工程措施将风 险转移到了这里如弘治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在堵塞黄河 北岸诸决口时，唯有黄陵冈屡堵屡决为防以后溃决，“特筑 堤三重以护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并筑长堤，西起胙城, 历东明、长垣，东抵徐州，绵亘360里驱使黄河南向，不 惜牺牲别处利益，虽不是明言的国策，但至少也是朝廷默认 的。

弘治六年二月，明孝宗任命刘大夏全面强固运河，在给 他的敕命中有段话说得很是露骨广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 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这种只管运河而无视 其他地区百姓生命财产的偏颇思路，不仅决定了当时的黄河 治理不可能兼顾两者，综合和客观施治，甚至会引发利益攸 关的地区间的冲突如弘治七年十月，在堵塞仪封县黄陵冈 决口后，山东官员派民夫在河北岸构筑大堤，当地的河南百 姓闻讯后，“不欲黄河入境，但见山东委官往彼增筑贾鲁堤, 即谋欲杀之”，以致惊动了皇上明孝宗命工部会同其他部门 商议，责令河南巡抚等官员严行禁约，“该管有司不行禁止者, 一体治以重罪”明嘉靖年间，河南仪封人郭维藩在《观河涨 歌》诗中就明白道出明廷驱河南向的治河思路及其危害，“军 储漕挽须运河，无令此水北胜波千谋万虑驱南向，数城不 惜随旋涡”第二个难题是：山东境内运河段东侧山地的泉流微细, 张秋、沙湾水量不足；南直隶运河也常枯水，不能满足运河 正常运输所需为解决运河的水源问题，开挖或利用河南境 内的黄河支流在明前期是惯常的做法，这样就造成水系紊 乱、干道淤浅、大水来临时河道溃决的结果既赖河以利舟 楫，亦恐其遂啮漕渠”漕运既依赖黄河之水，又恐惧黄河冲 决，这是一对矛盾，真有点类似饮鸩止渴的做法。

明廷过分或单一考虑运河畅通的做法导致了豫东地区 黄河泛滥的状况随着这一政策在弘治时的执行，豫东地区 的灾难性结果也同步出现了从记载中可知，弘治八年后， 随着开封府所属封丘县荆隆口、兰阳县铜瓦厢等决口的堵筑 以及从祥符县于家店到归德州虞城县一线黄河北岸两重堤 防的构建，黄河决溢范围开始在豫东和鲁西南一带游移此 前河患未甚的兰阳、仪封、考城、归德、虞城等州县逐渐成 为泛滥区域，“其筑堤、卷埽、浚浅、疏塞，殆无旷岁而送 往迎来、遣官差吏亦无遗力矣”直接性灾害的记载可以增强我们对弘治后豫东地区黄 河水害的实感，而身处累卵之下的豫东州县护城堤防的不断 修筑和加固的举措，同样昭示出此期该地区饱受洪水肆虐的 事实弘治六年，兰阳县始筑护城堤，周长六里，高五尺， 宽七尺，并在上面筑墙正德五年七月，河水溢围兰阳县， 护城堤几溃嘉靖二年，加固护城堤和堤墙十二年，加宽、 增高护城堤，并在堤上重新筑墙保护县城的护城堤不断升 高，表明河患不断加重的趋向嘉靖中期所修《兰阳县志》 记述了当时洪水肆虐的情形，“吾邑重承其害，崩我土地，决 我城郭，溺我人畜，倾圮我墙屋，淹没我禾稼，为患有不可 胜言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