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杭州历史地理-吴越西府.doc

五、吴越西府 五、吴越西府五代十国时期中国一统局面的再次分裂，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地处两浙、都治杭州(西府)的吴越国，国狭势弱，三面受敌但开国君主钱能审时度势，采取“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基本国策，使两浙较为安定，人民稍享安乐钱及其后继者利用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其统治区域内，特别是在都城西府杭州，从事有利“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举措，为提高吴越国的经济财力、文化优势和防卫能力而大力加强国治民安的基本建设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钱任镇海、镇东军节度使“还治钱塘”算起，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纳土归宋止，经营杭州达83年使杭州发展成为邑屋繁会、江山雕丽的江南胜境这一时期，在杭州城市的发展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开拓阶段综观吴越时期西府杭州的城市建设，项目繁多，有的放矢，成效卓著各项基本建设项目，都经过全面考虑，缜密规划，而后逐步实施但较之南宋临安时期，有关吴越杭州城市发展的史料相对贫乏，今天对当时杭州城市规划及其繁荣发展的具体情况，没有完整的史料可循，但对相关史料中有关城市建设的叙述进行梳理，仍然能够窥视吴越杭州城市的巨大发展成就 1、修筑城垣，加强防卫：吴越国曾先后共三次筑杭州外城。

由于前两次筑城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而第三次虽有记载但未明确说明，因此，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前两次筑城， 如陆鉴三《城凡三重，纵宽横仄》（《吴越首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31页）；李志庭《唐末杭州城垣界址之我见》（《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57-61页）、林正秋《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第七章《杭州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阶段——吴越国时期》（杭州出版社，1997年，第186-198页）而忽略了第三次筑城故其研究所得结论，有待商榷第一次于唐未大顺元年(890)，钱任杭州刺史兼防御使时，出于军事需要，开始修新城，是年闰九月“王命筑新夹城，环包家山，洎秦望山而，凡五十余里由于城基主要以杭州西南山区为主，故“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 《吴越备史》卷1杭州北部的东西城墙沿吴山以北的隋代运河杭城段(即清湖河)直抵今德胜桥以西的夹城巷（亦称长板巷），东西相距不到300米，南北却长达12里，故称夹城在地形上，夹城高于周围2至3米，今武林门以南，因被后代城区发展所填而不显见，武林门以北，则相当明显，地层钻探资料也表明有城基的迹象 本文所依据的地层资料，主要源自杭州市下城区建筑设计室，由黄元寿先生提供，谨在此致谢。

第二次筑城时间是景福二年(893)七月，此年由于军事上的胜利，钱被拜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他征集二十余万民工及北征胜利归来的“十三都兵”，在夹城的基础上，“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 《吴越备史》卷1城门凡十，皆金铺铁叶，用以御侮 《吴越备史杂考·吴越国治考》其东界从今东新关桥起沿五里塘河向南，再沿今中河西侧向南抵六和塔江边在中河西侧的吴山东麓，及至宋代还有朝天门(今鼓楼遗址)、炭桥新门(今丰乐桥西)、盐桥门(今盐桥西)等城门名称 笔者认为《乾道临安志》卷2所载的罗城八门，实为开平四年“广杭州城”（即第三次筑城）后所定的城门其所谓城中的朝天门、炭桥新门、盐桥门，才是罗城的东城门又据《咸淳临安志》卷19，这些城门所在的“古城基”为南宋右二厢和右三厢的界线其北界从东新关向西偏南接夹城，再向西至下湖河其西界沿下湖河东侧的东马塍向南经流水桥，沿西湖东岸向南过赤山埠、四眼井至六和塔江边因罗城城垣“南北展而东西缩”，形如腰鼓，故称“腰鼓城” 《吴越备史》卷1第三次筑城在开平四年(910)钱筑捍海塘的同时，在塘的西部形成了“重濠累堑，通衢广陌”， 《吴越备史》卷1。

在“重濠累堑”中，有一条平行于海塘的沟濠，其北段为后世的菜市河，亦即今东河，南段即龙山河，亦即今中河南段筑捍海塘后，钱又“广杭州城”， 《资治通鉴》卷267展筑东南之外城，“建候潮，通江等城门”， 《十国春秋·武肃王世家下》由是“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 《旧五代史·钱传》将杭州城墙的东界，从中河西侧的罗城再东拓到今东河之西岸，今中河当时遂成城内运河，今东河遂成城濠1985年在凤山门以南的中河整治工程挖掘现场，发现这次“广杭州城”的城墙已在今地表3米以下由于南宋临安府城所沿袭的主要基础，就是这次所广的杭州城，故其北界也可断定在此前后从今夹城巷一线南缩至今环城北路一线从大顺元年“筑新夹城”，至开平四年“广杭州城”，仅仅20年时间，杭城东界就从清湖河西岸一跃而至今东河一线，在历史时期杭州城市的发展程中，这是创纪录的这20年所拓的城区，成为今天杭州城区的中心 2、新筑子城，营造宫室：钱于乾宁三年(896)任镇海、镇东军两节度使，乾宁五年(898)自润州(今江苏镇江) 移镇海军治所于杭州，即以凤凰山隋唐州治为治所，扩展州厅西南隅，依山阜为宫室及吴越建国，遂于后梁开平四年(910)以州治为基础建子城，旋即成为国都治所，设朝于凤凰山下。

吴越国的子城，周九里，“南为通越门，北为双门”通越门在凤凰山之右，双门临江，双门外还建碧波亭，用来检阅水军 《淳临安志》卷5，“府治”、“碧波亭”并将吴越子城的建筑范围扩展到慈云岭，“至滩岁(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开慈云岭”， 《咸淳临安志》卷28又修建西关城宇子城内殿堂宫室，重檐叠阁，雕梁画栋，还“廊回路转”、“垂杨夹道间以芙蓉”，“环以古松”，“风帆沙鸟，咸出履下”， 《吴越备史杂考·吴越旧宫考》俨然如一处大型的江滨墅园 吴越国子城，治袭六朝钱唐治地和隋唐州治，使其地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杭城中政治中心，为南宋大内奠定了国都皇城的建筑基础 3、沿江筑塘，阻遏海潮：为了确保杭州安全，除加强城防，积极抵御外来侵犯外，还需制服使杭城深受其害的浙江海潮杭州是“江海故地”，海潮为患由来已久，从钱奏梁太祖《筑塘疏》中，即可见当时海患之猖蹶：“海飓大作，怒涛掀簸，堤岸冲啮迨尽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 《钱氏家乘·武肃王筑塘疏》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两浙局势渐趋稳定，杭州城垣基本竣工后，钱就着手修筑海塘，阻遏海潮最初所采用的修筑手段是传统的“版筑法”，但“怒潮急湍，昼夜冲激，版筑不就”。

《吴越备史杂考·铁箭考》传说钱“募强努五百人，以射潮头”，“潮乃退钱塘，东趋西陵其实是钱总结了“版筑不就”的教训，采用了以石筑堤的新方法新技术：“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 《吴越备史·武肃王》从此“沙土渐积，塘岸益固” 《吴越备史杂考·铁箭考》所以后世记载：“筑塘以石，自吴越始”， 《雍正浙江通志》卷62“海塘”史称“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这种以竹笼盛巨石，用木桩固定的办法，在海塘建筑史上称之为“石囤木桩法”，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创造，一直为后世所采用钱氏捍海塘南自六和塔，北迄艮山门， 《资治通鉴》卷267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化帑“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 《钱氏家乘·遗文》其址在今复兴路－建国路一线，1983年在江城路南星立交桥施工时，已发现钱氏石塘遗迹 《杭州市五代“钱氏捍海塘”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第109页考古专家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对吴越捍海塘作了如下描述：“海塘的纵向大致是南北走向的，由两大部组成：靠江潮一边立几排柱，直接承受潮头的冲击，它的作用是减弱潮势；柱的里边就是堤坝堤坝可分三部分，靠柱一边，也就是堤坝的外侧，是一道木框架，暂称为外道木框架；在堤坝的里侧，又是一道木框架，暂称为里道木框架；在里外两道框架之间填充泥土。

外道木框架因为紧贴柱，横宽约十二米许，中间叠置长竹笼，笼内填塞石块，笼外填以泥土由于无数石块集中在竹笼里，每个竹笼都成为一件重型的构筑物，所以不易被海浪冲走，这是当时的创举在这道木框架的纵向内外两侧，都挡以竹编，避免泥土流失里道木框架由于不直接承受潮水，所以结构比较简单，它的外侧了也就是堤坝的里侧，是暴露在地面上的，所以密立一排木桩，挡以竹编，同样是为了避免泥土流失；在这排木桩的里侧，也就是靠近外道木框架的方向，只立一排稀疏的木桩，并且通过一根根横木固定这道木框架外侧的一排木桩木桩架的结点，全部用竹篾捆扎，然后用绞棍绞紧著称于世的吴越海塘就这样筑成” 王士伦《杭州文物与古迹》，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近千年以前的吴越捍海塘真迹，终于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现代人的面前钱氏捍海塘的建成，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杭州的海潮之患，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了东南之外城 4、整治江河，开拓海通：随着杭州城市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对商业和交通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但在战略形势上被吴(后为南唐)、闽包围，三面受敌的局势，给杭州的商业、对外交通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困难吴越立国之初，与中原朝廷的联系路线需要绕道而行，即“自淮南饶、信之间，至虔州出湖南马氏境(楚国)而入京师(开封)”，至后梁“贞明四年(918)，淮入据虔州，贡道遂绝”。

《吴越备史·贡道考》陆路既然被封锁，遂只得在海上另找出路，而要开辟海上交通，必须整治作为运输纽带的浙江航道当时浙江除潮汐汹涌外，尚多礁石险滩，其中最著名的一处在秦望山（今将台山）东南，“大石崔嵬，横截江涛，商船海泊经此，多为风浪倾覆，因呼为罗刹” 《淳临安志》卷8“山川”所谓“罗刹石”，实际上是龙山（今玉皇山）延伸至江中的余嵴，成为对船舶航行构成危胁的江中礁石前朝唐代历任郡守都不得不于每年的中秋节，迎潮设祭，乐工歌舞其上，以祈求航行安全 《西湖游览志》卷24“浙江胜迹”钱以超人胆略凿平罗刹石等礁石，疏浚浙江航道筑堤疏凿江道的同时，也在运河入浙江的两个渡津“置龙山、浙江两闸” 《十国春秋·武肃王世家下》浙江闸原为六朝时期的柳浦，唐代衍称为“樟亭”，至五代吴越则名为浙江闸龙山闸是龙山河的通江船闸，即今闸口，龙山河是钱氏第三次筑城时开“重濠累堑”时，从浙江闸往南开凿至龙山（今玉皇山）东麓余脉抵浙江江干的新运河水道五代吴越置龙山、浙江二闸的奥秘，在于它巧妙地根据浙江潮位涨落的相对高差而选取相应的地点置闸浙江闸所在位置海拔5米左右，龙山闸所在位置海拔8米左右，两者高差约3米，这两个海拔高度及其高差值，恰与浙江的平均低潮位和高潮位及其高差值相符。

涨潮至平潮时开上游龙山闸出入船舶；落潮至停潮时启下游浙江闸进出舟楫，使运河与浙江的通航不受潮水涨落的限制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经验积累，也是智慧的结晶，在我国运河通航史上开辟了新篇章 我在1987年至1993年讲授历史地理课程时，每年都带学生去龙山闸实地勘踏，在实地调查中得知，龙山闸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仍然是向杭州城内运输竹木的水运通道，直至60年代末期才被封废1997整治中河南段（即龙山河）以及扩建复兴路的工程中，已将龙山闸原址和原址附的南大通桥（此为京杭大运河的第一桥）拆除，着实惋惜！ 吴越国在设置龙山闸的同时，还在龙山闸旁、濒临浙江的龙山余嵴小峰（即所谓的白塔岭 《梦粱录》卷15：“龙山儿头岭名白塔岭，岭有石塔存焉”上修筑了八边、九层、仿木构楼阁石塔，由于建塔之石采用呈白色的石灰岩石，故名之为白塔，1949年后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大凡有关五代吴越杭州历史文化的著述，都要提及白塔，但多从佛教、艺术的角度进行阐述，而忽略了白塔的航行标志作用由于有关建造白塔的史料过于简略，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建造目的记载，或许是钱氏凿平附近江中罗刹石后的纪念塔，具有镇潮的目的。

但在客观效能上，白塔所显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