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员工激励.docx

晋商的员工激励作者：张忠民摘自：清华管理评论山西商人名闻天下，不只在于他们的富甲一方， 还在其经营之道其中最 负盛名和特色的，当推其货币资 本与人力资本完美合作的“ 顶身股”制度顶身股原创于中国本土商业文化，堪比 现代企业制度中的红利计划等激励性报酬制度，其制度安排之细密、周全、有效，毫不逊色于现代企业制度顶身股之渊源顶身股的制度雏形可以追溯到“东伙合作”这种经营方式，至少在明代的山西商人中已经出现在这种方式下，出资之人往往不是自身经营生意，而是将 资本委托于他人，或者是将生意委托于“伙计”经营前者如在西北边地经营的山西商人，将巨资交给当地商人一起谋利，事先 订立契约，明确捐资本者得多少利润，缴纳各种契税杂费日常花销的，得多少利润，一旦 订好契约， 则利益共享，亏损共担；后者如合伙经商，一人出本金，众人一起经营，即使没有本金的人也可以靠经营生意获利谋生，山西资产富有者不会将资财私藏在家，而是会全拿出来交给“伙计”经营这里的“ 伙计 ”并非泛指现在通常所说的雇员，而是包括资本的实际运营者，或者说是商号生意真正的经营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商号的“ 掌柜”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合作经营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人力资本对货币资本的忠诚，也就是伙计对东家的勤慎忠实，经营者对股权、 债权的忠诚。

这在山西商人中自明代以来即有口碑明人沈思孝记录过故事：山西商人中曾有人以承诺本息向他人乞贷，但不幸于途中身亡，所经营业务也因此中断了几十年，待其 孙长大成人得知此事后辛勤经营还清贷款有巨额积蓄的人遂争抢此人作伙计，认为他既能不忘死者，更不会背弃生者关于晋商的此类记载在史籍中不绝如缕，是 顶身股制度产生的地域文化基础这种东家出钱，伙计出力，“东伙合作” 的经营方式，到了清代，终于演化成规范的“顶身股”制度　　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清人徐珂说，山西商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说的就是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力资本入股银股”是以银钱为资本的出资者所持有的货币资本股份，即完全意义上的股东所持有的股本银股每股金额多少不等，有每股白银 2000 两，也有 5000 两、10000 两的银股可以是独资所有，也可以是合伙而成，银股持有者皆称之为财东著名票号大德通，银股即为祁县乔家堡乔致庸兄弟合伙所有银股股份可以转让和继承，持有者只要不退股，在商号中就享有永久的权益 银股只分红利，不计股息，对商号盈亏负无限责任，但 对商号的常年经营不加任何过问著名的大德通票号全盛时，在平遥、北京、上海、沈阳、天津、西安、汉口等全国 26 个城镇设有总号和分号，一切的资金调度及营运，作 为银股主人的财东毫不过问。

身股”则是本身无须实际出资，只是以在商号中任职高低或服务年限长短，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而拥有的账期分红份额身股以“ 分”、“ 厘”为基本单位一分即为一股、或称一俸，通常情况下是顶身股者能拥有的最高份额，因此也称 “全份”厘”为 1/10 分企业员工初有顶身股时，多从顶一厘、二厘开始，以后每届账期，视其对商号经营的贡献及职务升迁，由 财东决定是否增加介休侯氏开 设的蔚字号票号，各号大掌柜均顶有一分身股，分号掌柜按资历及才干，分 别顶有九厘以下不等之身股其中惟有蔚字号票号生意创始人毛鸿，从日升昌票号二掌柜跳槽至蔚泰厚票号任大掌柜时，蔚泰厚财东侯氏为感激并激励毛氏对蔚字号生意的贡献，除了在蔚泰厚票号顶有一分身股外， 还破例让毛氏在新泰厚票号也顶有身股身股持有者正常死亡，身股红利分配可继续一至三个账期不等同治十二年（1873 年）太谷县志成信商号一份股份合约对银股、身股有明确记载合同 载明志成信商号本金共三万四千两，每两千两为一股合同后开列的银股股东共 21 人，最多的持有银股 2 股，最少的 0.5 股，共计银股 17 股身股持有者 8 人，最多者 为 1 股，最少者 0.4 股，共计 6 股。

合同之首立合约者以及管事孔宪任、马应彪都是身股持有者，分别持有身股 0.5 股和 1 股顶身股的红利分配银股、身股尽管所负责任各不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对商号经营红利的剩余索取山西商号的分红账期一般多长达三至四年著名商号大盛魁、复盛公都是以三年为一账期，而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志成信等著名票号都是以四年为一账期较长的账期与当时条件下交通不便，经营分散有一定关联，同 时也有利于避免商号经营的短期效应，有利商号资金的积累和运营，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为股东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每届账期，银股、身股的分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银股、身股照同一标准，按股均分据蔚泰厚票号合约记载，蔚泰厚票号分别于咸丰 9 年（1859 年），同治二年（ 1863 年），同治六年（1867 年），同治十年（1871 年），光绪元年（1875 年），光绪 5 年（1879 年）六次清算帐目，所得之利俱按人银股均分另一种情况是，将可分配的利润总额，按照一定的比例划分为银股分配的部分和身股分配的部分泰丰源商号就规定， 红利分配“ 银六身四”，即银股分配红利总额的 60%，身股分配 40%1908 年账期共分配红利 12090 两，其中 12.5股银股，每股银 1000 两，共分得红利 7254 两，每股 580.3 两；身股分配红利共计银 4836 两，除去一伙友出号分去银 1370 两外，余银 3466 两由 1.6 股身股均分，每 0.1 股身股分得红利银 216.6 两。

通常情况下，商号创立之初，银股数量大多高于身股，但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伙友中顶身股人员的增加，身股的数量往往会超过银股协成乾票号开办初期，银股为 13.5 股，身股为 3.9 股；到 1906 年，银股依然是 13.5 股，而 38 名顶身股员工拥有的身股总数已达 17.5 股大德通票号，1889 年时有银股 20 股， 23 名顶身股员工顶有身股 9.7 股；但随着时间推移，顶身股的员工越来越多，身股数量也随之增加到 1908 年，银股依旧为 20 股，但顶身股员工已增至 57 人，身股总数也从原来的 9.7 股猛增至 23.95 股，远远超过银股数量其中高钰、郝铨两人，1889 年时身股 仅有 3 厘，1908 年都已增加到了 1 分在这种情况下，每届账期分红，银股分得的红利总数往往要大大少于身股分得的红利总数大德通票号 1888 年账期分红，每股均分红利银 850 两，20 股银股，每股银 5000 两，共分得 红利 17000 两，9.7 股身股仅分得 8245 两；但到 1908 年账期分红，每股均分红利 17000 两，其中 20 股银股，每股银 1.1 万两，共分红利 34 万两，而 23.95 股身股分得的红利总数却高达 402880 两。

对此，财东丝毫不予计较，而是一切皆按定例操办究其原因就在于，由于 顶身股制度下票号经营者的努力，财东 从票号历年获取的剩余收益在总数上已蔚然可观大德通票号大股东乔氏 17.5 分银股，在 1888 年到 1908 年的六个账期内，分得的红利总额高达白银 610995 两，而其 17.5 分银股最多时也只有白银 192500 两日升昌票号在同治光绪年间，每四年一届账期的银股分红，每股多时可得白银12000 两，少时也有 7000－8000 两，而其 银股的每股本金也只是 12000 两顶身股的激励效用顶身股制度下，由于财东不参与经营，掌柜的 经营 能力及商业道德如何，直接关系生意的好坏，因此，山西商人必须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以适应遍布于全国的生意对于出银股的财东而言，首选之事就是挑选和聘任大掌柜，也就是商号的总经理财东经考察选定并出面聘请大掌柜后，便委以全部 经营重任，聘期内任其行事，平时不再过问商号任何事务只是在每届 账期结账时，方听取汇报，决定分红数额以及下一届掌柜聘用大掌柜在商号内有无上权力，商号同人有建议权，但最终决定权在大掌柜大掌柜外的各级掌柜亦有相应的经营权力对于经营有方，能挣大钱的掌柜， 财东每每都是尊敬有加。

如著名票号日升昌财东李氏，一度与大掌柜雷履泰发生误解，后 为挽留其继续留任，甚至不惜下跪求情其他诸如有才干的掌柜、员工也大多如此蔚丰厚票号掌柜李宏 龄，才干超群，票号重用其轮番主持北京、上海、 汉口等主要分号，皆为票号赢得不凡业绩协同庆票号赵厚田受总号派遣，于 苏州、甘肃、成都、重庆各地来回奔走二十余年，掌控全局，稳操胜券任人唯贤、得人者昌最有效的激励，莫过于顶身股的增加通常情况下，经殷实铺保荐举进入商号的新员工至少要做三年学徒，期间只管饭食学徒期满成为伙友后，按职位及能力不同每月领取数两至数十两不等被称之为“ 劳金”或“辛金”的薪资以后，若勤恳任事，大约在三个账期后可视情况顶身股开始时多为一厘、二厘，以后视工作能力及岗位升迁而增加一般来说，顶身股每届账期的分红金额往往可以达到劳金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大盛魁商号，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买卖经验， 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语定夺；顶七八厘生意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或分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九厘生意者，日常 营业不管， 专门决断重大疑难。

顶身股作为企业管理中一种极大的激励机制，还源源不断地为商号培养经营人才因为只有在经营中做出成绩，才能早 顶身股，多顶身股，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奋发向上、钻研业务提升业绩的企业氛围通常情况下，一个商号能 顶上身股的员工大致也只占员工总数的 1/3 左右1906 年，协成乾票号 112 名员工中有顶身股者 32 人，占员工总数 28.5%故而，为了能顶上身股以及多顶身股，商号员工莫不勤奋努力，认真钻研业务技术，尽力改善 经营作风，多做生意，从上到下都会有一种竞争和动力，所谓“殚心竭力，视营业盛衰为己利”顶身股使每个参与者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整个商号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产生更强的内在动力徐珂在 《清裨类钞》中曾说，山西商号之 员工，“其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 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 编，习语言文字，村塾生徒无其勤也同时，顶身股也成为商号之间争夺人才的一种竞争手段蔚泰厚票号在开办之初，就是利用增加顶身股的办法，将日升昌票号的二掌柜毛鸿挖过来聘为大掌柜毛氏也由此而破天荒地顶 1 股以上的身股其德昌票号宋聚源业务干练，在号内曾顶有身股二厘，协同庆票号以顶四厘身股将其引进，随后又派其往兰州、凉州分号管事，因经营有方，获利丰厚，当届 账期顶 身股即再“双加二厘”。

顶身股同时也成为员工的身后福利抚恤复盛公号规就明确规定，顶有一份身股之掌柜，身故后可继续享有三届账期的红利，不满一份的其他顶身股员工身故后，可继续享两届账期分红同样是挽留人才，1918 年通用汽车曾采用以五年期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红利，自愿离职的员工将损失掉他还未领出的红利，其数额可能非常可观， 这种威慑以及红利计划的激励使通用汽车挽留住了很多希望挽留的高层管理人员两种制度，看似背道而驰，效果殊途同归，制度植根于文化之上，制度执行效果的呈现也与文化息息相关顶身股的制度缺陷顶身股制度下，财东足不出户，坐享其成；掌柜、伙计殚精竭虑，但也不乏丰厚回报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传统社会本土化的制度安排下，劳资关系在企业经营正常化的态势下，得到了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顶身股制度促进了员工，特别是高层员工对商号的尽心尽力，并由此而为出资人的财东带来丰厚的红利回报但是，如若一旦时事有变，经营状况恶化，身股参与商号经营却不负亏赔之责，只分红而非商号真实资本的现实，就会削弱商号的资本信用；银股不参与商号经营却负担经营亏损责任的现实，会导致银股、身股权责的不匹配到那 时，身股不仅承担不了企业的实际债务和经营风险，而且还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