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docx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其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人李贤等注；其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这两部分内容联系在一起，并非一蹴而就，其分合过程历时五百年，最后趋于定型这样特殊的经历，在历代正史中绝无仅有，不但造成刊刻《后汉书》标署撰人书名棘手，历代刻本颇不一致；而且导致考察《后汉书》分合源流扑朔迷离，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更有不少学人不清楚《后汉书》中的两部分内容撰者非一人，注疏成众手，而把全书视为范晔撰、李贤注，在论及《后汉书》诸志时张冠李戴，评价失实这类问题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给古代史、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等研究领域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笔者不揣浅薄，试就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过程加以考辨，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的意见，希望对此问题研究有所裨益，达到祛疑求是的目的一、宋代以来《后汉书》刊刻中存在的问题 　　范晔《后汉书》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共计九十篇后人因某些篇目过长，把本纪析为十二卷，列传析为八十八卷，总成百卷据刘知幾《史通》记载：“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

[1]（《古今正史》）范晔首先撰成纪传九十篇，随即又“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2]（《范晔传》）后因受诬“谋反”被杀，十志未成此书虽系未竟之作，但因以《东观汉记》为依据，又吸收两晋、南朝诸家后汉史书之长，体例谨严，繁简适当，记事翔赡，议论卓绝，成就远出同类著作之上，受到广泛好评刘昭评价说：“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3]（《后汉书注补志序》他鉴于范书卓越，率先为之作注，“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4]（《刘昭传》）刘昭又为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作注，来弥补范晔《后汉书》无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贤广集宾客，再次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唐代中叶的刘知幾评价说：“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 （《古今正史》）指出范晔《后汉书》在众家纪传体后汉史书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

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5]（《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惠栋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对刘昭、李贤两家《后汉书》注多有补正清末李慈铭评价范晔《后汉书》的成就说：“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6]（《后汉书》）高度评价了它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王先谦及其弟子黄山把刘昭《续汉书》志注、李贤《后汉书》纪传注和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融合一处，撰成《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对中国古代学者注释《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为历代《后汉书》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后汉书考释》，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参考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7]（《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3]（《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7]（《崇儒》四之六）。

自北宋孙奭校刻本把两书合为一书以后，就产生出《续汉书》志在《后汉书》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两个问题其一，关于编次位置北宋孙奭校刻本把《续汉书》志附在范晔《后汉书》纪传之后，以后南宋绍兴本，元代大德本，明代毛晋汲古阁本，196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皆依此式但是，历代纪传体史书通行的编撰体例为纪、志、表、传，《后汉书》无表，所以明代北监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续汉书》八志置于范晔《后汉书》十纪之后、八十列传之前这样一来，《后汉书》中三部分内容的编订次序就出现了“纪、传、志”和“纪、志、传”两种版式，难以统一尤其是目录编排次序和正文编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异，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楼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时借北平图书馆藏本配补）卷首目录次序是“帝纪一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则是“帝纪、列传、志”同样，汲古阁本卷首目录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纪一十二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三十卷，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八十八卷，唐章怀太子贤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纪、列传、志”其二、关于撰人与注疏者署名由于孙奭校勘《后汉书》时误以为《续汉书》志是刘昭补作，以致湮没了司马彪的名字。

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余靖等人受诏复校《后汉书》，仍然沿袭其误，认为“十志未成，晔被诛至梁世，有剡令刘昭者补成之”[9]（《景祐刊正札子》）后来按“纪、传、志”次序编订的南宋绍兴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刘昭注补”；毛氏汲古阁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梁刘昭注补”而按“纪、志、传”次序编订的明代北监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清代武英殿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而目录却署“梁剡令刘昭补志”），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以致近人胡玉缙批评说：“卷首目录，官本凡题三行，曰‘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曰‘梁剡令刘昭补志’，曰‘唐章怀太子贤注’，亦误[10]（《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标署混乱，莫衷一是 　　上述版本标署方式的共同问题，就是遗漏了《续汉书》志的撰人司马彪（字绍统）的名字，很容易使人产生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为刘昭补作并加注疏的误解清代四库馆臣曾经指出：“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征引但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

[11]（《后汉书》）事实上这种误解时有发生，而且也发生在历代著名学者身上南宋洪迈论及范晔《后汉书》说：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煜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煜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缺煜本传载煜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缺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12]（《范煜汉志》） 　　洪迈把司马彪所撰《续汉书》志误作刘昭补作，难辞考证不审之咎南宋吴仁杰也误以为《后汉书》中《郡国志》为范晔所作[13]（《涂山》）另据清初何焯说，明清之际学者孙承泽亦有此误：“八志，司马绍统之作，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于晋初刘昭注补别有总叙，缘诸本或失刊刘叙，故孙北海《藤阴札记》亦误出蔚宗志《律历》之文。

[14]（《后汉书志》）乾嘉时期的王鸣盛又指出孙承泽以外，清初著名理学家李光地亦误：“范蔚宗之前，作《后汉书》者已有数家，今皆不传，而范氏独存……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可见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二、《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分合歧议 　　在说明《后汉书》主要版本存在的问题以后，接下来就要考察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问题有关两书分合情况，宋代以后学者提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进行了长达八九百年的相互论辩 　　一种意见认为北宋以前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刘昭所注《续汉书》志各自单行，至北宋乾兴元年由孙奭奏请，始将两书合为一书宋人陈振孙较早地提到两书分合问题，指出： 蔚宗本书，《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书纪传共九十卷，盖未尝有志也刘昭所注，乃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尔，序文固云范志今缺，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其与范氏纪传，自别为一书其后纪传孤行，而志不显至本朝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校勘，但云补亡、补缺，而不著其为彪书也《馆阁书目》乃直以百二十卷并称蔚宗撰，益非是今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志》者，文与今《志》同，信其为彪书不疑。

[16]（《后汉志》） 　　根据陈振孙所说，可知二者的分合至北宋最后定型清人钱大昕赞同陈振孙的看法，详述《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的分合原委他说： 　　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本自单行，与章怀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别其并于范史，实始于宋乾兴元年，盖因孙奭之请今北宋椠本前载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盖误以《志》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马绍统矣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元文也[17]（《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 　　钱大昕指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和刘昭注疏由于宋代学者的努力，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指出误《续汉书》志为刘昭所作始于宋人乾隆年间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为《后汉书》所作提要说： 　　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案《隋志》载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唐书》亦同，《宋志》惟载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彪书不著录，是至宋仅存其志，故移以补《后汉书》之缺。

其不曰《续汉志》而曰《后汉志》，是已并入范书之称矣或谓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别行；又谓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书，似未确也[11]（《后汉书》） 　　四库馆臣所引“或谓”之说，实指邵晋涵为《四库全书总目》中《后汉书》所作的提要初稿意见，我们留待后文详细辨析从上述各家记载来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