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大事记.doc

2022年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大事记 自从“世界文学”在2022年前后成为文学讨论界热词之后，本已呈收缩之势的“比拟文学”更加陷入明日黄花之忧，斯皮瓦克2022年发出“一个学科的死亡”的宏论，就是为传统意义上的比拟文学敲响丧钟，告知我们以探讨欧洲文学的相互关联为主，希冀构建“普遍文学”以及通用文学进展法则的比拟文学难免衰败文学终将是世界的，以国别和语言的界限将文学分类，但这些边界随时处于变动之中，一边制造秩序，一边颠覆秩序也正是对世界的重新想象使得21世纪的学者重新回到19世纪确立的概念，如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狄尔泰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沿用回归不是简洁连续，在欧洲文学传统上叠加“边缘”小传统，而是在材料扩张重组的根底上彻底变革思索和书写文学史的方法 不过，比拟文学经受了一番危机后，也学会了把重心从提醒普遍规律转移到分析文化对话和互译上来，尤其关注对话不通畅、力气不平衡的现象，对“比拟”的内涵和方法不断反思。

焕然一新的比拟文学也因而能够反过来批判世界文学，认为世界文学还不能脱离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往往把欧洲建构为新文学潮流的发源地目前来看，世界文学和经重新定义的比拟文学都是强势显学，常常被学者交替使用，呈现出分庭抗礼的态势 2022年美国出版的新书《反对世界文学》就是比拟文学对世界文学的一次示威，[1]艾米丽·艾普特在2022年的美国语言协会年会上进展了签售，这本著作针对世界文学讨论中消失的建构文学“中心”与“边缘”的倾向——帕斯卡尔·卡萨诺娃的《世界文学共和国》[2]——提出了一些更为敬重弱势文学的讨论模型艾普特在翻译讨论领域工作多年，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翻译和跨国讨论”（Translation and Transnation）系列图书的编辑，深知好的世界文学和比拟文学讨论必需依托敬重差异的翻译方法，所以也参加编辑了《不行译概念汇编》这本词典从一本法文辞源著作英译而来，历经11年的努力，2022年最终大功告成[3]它词条翔实精细，追溯了欧洲重要的哲学概念从古希腊语进入德语、法语和英语的过程，着重指出流通中消失的异质不兼容的问题《不行译概念汇编》和艾普特的专著一样，是近几年比拟文学界在世界文学压力下反躬自问以保卫自身领地的一个缩影。

而与这本词典遥相照应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历经十余年艰辛最终完成的8卷本中文版《世界文学史》这套丛书由俄语原文翻译过来，特殊注意欧美之外的文学传统，与欧洲学者构筑的世界文学史相比更为广博开阔，对世界的想象更为多元、民主世界文学领域内部有很多分歧和争议，有可以攻击的弱点，但如能组建一流团队缜密地开展集体工程，也能具备一般比拟文学无法企及的宏观性 不管是世界文学还是比拟文学，都要面对语言不行穷尽的多样性，以及语言转换和文化沟通中不行同化的差异性和话语权利的不公平这些问题贯穿新近世界文学和比拟文学讨论的各个层面，也给这个领域注入了绵延不断的活力，世界文学和比拟文学在2022年连续保持学界焦点的地位 比拟的伦理：自我和他者 比拟文学讨论中常常谈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异质语言和文化有一种比拟极端的看法认为不同文化在根本上具有趋同性柏拉图《会饮篇》中的阿里斯托芬说人之初都是连体双生的形态，后来被宙斯分开才会怅然若失这个理论搬到语言翻译中来就变成了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的观点：不同文字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亲缘，“先于并外在于一切历史关联”，不同语言的根本“指向”（intent）最终会显示出其前定的内在关联，而翻译就是将这些内在关联加以提醒的手段。

将一个文本全部的翻译收集起来，不同语言之间的指向会渐渐显示出它们的同质性，就像同一个花瓶的碎片，还是可以重新拼接起来但抱负究竟只是抱负，不同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异质性是文学讨论不行忽视的必定，探讨这种异质性也是比拟文学讨论最大的伦理奉献早在2022年，斯皮瓦克就发表了《论泰戈尔、库切和一些教学场景中的伦理和政治问题》[4]，论证阅读文学，尤其是双语或者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具有斡旋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作用 比拟文学讨论中的伦理问题也消失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2022年5月号，以专题形式探讨“比拟何为”伦理讨论在西方经久不衰，关乎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主体意识的形成，也常常从文学中吸取论证素材当代学者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努斯鲍姆在《爱的学问》中对詹姆斯《金碗》的细读，以及《诗性正义》中所分析的狄更斯对穷人的描写（《困难时世》），文学对于努斯鲍姆提出的道德心理学和伦理学理论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讨论中也特地产生了“伦理转向”这个说法，认为文学在伦理学中应当占有特别的地位伦理讨论”这个概念近几年在国内突然通行起来，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的特辑邀请近10位比拟文学学者进展笔谈。

德国学者托马斯·克拉维兹特意从伦理的角度来阐发“比拟”的概念[5]他特殊指出了两个极端的思想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的“终极”或“成果”（telos）的概念，即事物的终极目的及其根本动因这个概念是比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天敌，文学史和整个人类史一样，没有终极目标，也没有统一标准，拿任何一个想象的终极尺度来衡量详细文学现象都是伦理大忌相反的倾向则是列维纳斯在自己的伦理学中描绘的肯定不行知的他者，这个理念会阻挡全部比拟行为，让我们陷入无法迈出自我的境地比拟文学就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穿梭的学问 也是在202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继2022年出版《全球化时代的比拟文学》之后，又出版了丽塔·菲尔斯基等主编的《比拟：理论、方法、用途》[6]论文集汇合了比拟文学界的主要学者，虽然是2022年面世，至今仍回响不断 固然，伦理讨论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往往会促成与历史脱节的“普适性”文学阐释法比拟文学不只是能促使我们厘清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更重要的或许是帮忙我们理解文类或文学体裁的历史演化以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文类或文学体裁的历史演化 2022年的中外文类史讨论都有进展。

在《中国比拟文学》2022年第四期中的“中国叙事学”特辑中，领衔学者傅修延在按语中特殊指出叙事传统的成因要从多个方向和层面上进展“学问考古学”般的刨根问底该特辑的文章分别考察了中国明清以来叙事传统的不同成因，包括建筑空间对中国章回小说构造的影响，辞赋传统、谶纬和史传传统在白话叙事文学的延长 用福柯学问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中国汉语叙事传统的流变是浦安迪、杨义、王德威等学者始终尝试答复的一个问题傅修延提出，要把中西叙事学比拟放在“长时段”内进展考量，同时要修正认为中国“缺乏”西方现代叙事艺术中各种特征的传统观点但对中外传统的交融也非常注意，提到了佛教文化对唐宋以来叙事形态的影响，以及从印度舶来的以物为线索的叙事模式等文学史片段可以说，这个讨论思路在一个详细的层面上参加了比拟文学的伦理之辩 与此照应的是朗西埃2022年在美国批判杂志《小说讨论》上发表的一篇新作《小说的线索》，对“现代小说”的形成进展了重新解释[7]2022年的《杀死包法利夫人》一文就已经显示了朗西埃对于叙事形式的精确把握尽管这篇论文在思维上略有逊色，但对欧洲小说的“现代转向”却提出了更为恢宏的解读朗西埃开篇即说“现代小说始于悲剧的阵亡”，指出小说情节的构造方式发生了转变。

正如歌德对于古希腊尤里庇德斯的悲剧《死而复生的伊菲格尼》的改编后无来者一样，现代小说（大致从福楼拜算起）不再供应因果规律明显、指向性和道德诲谕性强的叙事作品在普鲁斯特和沃尔夫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由感官细节编织起来的“光明的光晕”（沃尔夫语），与人物在自己意愿指引下发生的行为成为并行的两条线索，或是完全取代后者 朗西埃的观点类似2022年刚从法语翻译到英文里来的《小说史传》，是罗马尼亚诞生，现任芝加哥大学比拟文学教授的汤姆·帕维尔[8]这本书2022年在法国以法语出版，2022年翻译成英文，对英语现代小说史及其古典和中世纪渊源做出了独到的梳理，尤其谈到了悲剧性叙事（比方1669年某意大利伯爵所著的《葡萄牙修女的书信》）和田园、宫廷爱情叙事在现代小说中有所传承也有所颠覆的现象 朗西埃在《杀死包法利夫人》和《小说的线索》中都勾画了一个悖论：现代小说对于文体和细节铺陈的重视，好像对于“社会法则”不再理睬，但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对社会法则的全面渗透——也就是说法则和生活本身融为一体——而显得无法勾画的一种无意识映照朗西埃对小说与历史的理解无法超越最一流的文学批判家，但他的思路与他们是共通的，现代小说用自己非历史的视角和历史进展对话，这是评论现代小说的主要路径。

与往年一样，2022年也不乏新历史主义的小说讨论，2022年年初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就有一个“新小说理论”的发言组，南希·阿姆斯特、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等闻名小说史讨论专家重新端详了现代小说兴起的历史，纷纷表示要注意文类演化成因的多样性，也就是所谓“历史背景”的多元性，这与中国学者傅修延在“中国叙事学”特辑中表示的观点形成了一种隔空回应 世界小说史与世界历史 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比拟何为”的特辑上还有一篇引人注目的翻译作品这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学派奠基人维谢洛夫斯基（A.Veselovsky，1838—1906）1863年的一篇文章《国外讨论报告》的节选英译在这篇绝妙的文章里，维谢洛夫斯基做了一种笔记式探讨，询问为什么德国学界有世界历史和普遍语义学，却没有“世界文学”（俄文原文更精确地说是普遍文学，而“普遍文学”也是19世纪到现在欧洲始终沿用的概念，表示讨论不同文学传统的意义在于提醒普遍的文学生成法则）德国的国别文学已经特别兴旺，但世界文学却无法稳固地创立起来，维谢洛夫斯基认为一个重要缘由是当时欧洲对于文学史的理解还局限于文本内容，比拟狭隘其次个缘由是文学传统的冲突碰撞没有既定规律可循，也就是说讨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无法形成“科学”，或许永久无法取得科学的地位。

维谢洛夫斯基的论证说明他对“普遍文学”的理解不仅涵盖了西欧传统中对于普遍适用的文学法则的探究，同时也提出了我们今日很熟识的以讨论交融和分裂为主的翻译讨论方法同时，这也说明普遍文学、比拟文学还有世界文学，都有一种对“法则”的憧憬，这在上面谈到的形式讨论中也有所表达，然而这种憧憬总是被历史本身的断裂和琐细所挫败 维谢洛夫斯基对文学形式进展法则的理解与社会、政治和文化史严密相连，也因此提出了一个广义文学史的概念，和今日我们所理解的新历史主义——也就是把文学放在文化史的背景中来理解——非常吻合，正如他所说“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比方，要理解中世纪普罗旺斯诗歌，就不能只单纯了解诗歌本身以及行吟诗人的生平，还需要明白骑士道德准则、古堡日常生活、中世纪女性逆境，以及重要历史大事，例如十字军东征同时，特定诗人的诗歌也必需和他创作的非诗歌文本相联系维谢洛夫斯基同时也指出，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优秀的文学史，譬如兰克，都是以政治史讨论著称的，这也就是说立志写好文学史的学者肯定也要是文化史、日常阅历史的专家 维谢洛夫斯基的这番话，我们至今也并未超越，文学讨论界比拟通行的新历史主义就是把文学史当成文化史的一局部来讨论，融合话语和社会机构及制度的历史。

这个方法是文学讨论诞生之初的光线，唯恐也是很难“超越”的永恒归宿新历史主义在西方文学的讨论中传统深厚，除了常见的政治批判，还有从市场的角度、版权沿革的角度、阅读群体变迁的角度来谈重塑文学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