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统区“论主观”问题的发生.docx

抗战后期国统区“论主观”问题的发生抗战后期国统区“论主观”问题的发生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论主观”问题在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出现文章认为，胡风等人的“主观论”和当时的“生活态度论”、“民族文学论”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它们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儒学的复兴问题上，“主观论”者的特定立场也反映了国统区左翼阵营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文章认为，“主观论”是民族危机加深和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国统区左翼阵营作出的调整的一部分 关键词 论主观 生活态度论 民族文学论 儒学的复兴 1 “胡风集团”案件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几大冤案之一，由于牵涉的人数及其造成的后果，在反思新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成了很多人关注的对象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领域，人们也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反思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和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演变，其中，胡风的现实主义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如果说“胡风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被当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代表的文艺思想的对立面，被当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那么现有的研究要强调的则是胡风思想跟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一致性，或者胡风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间的一致性。

胡风与延安文艺思想之间的对立或统一关系似乎成了胡风研究的一般范式国内当前众多的胡风研究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探讨胡风思想的特殊性，强调胡风思想是马克思文艺思想在中国发展的一种重要类型①，在胡风思想内涵的分析和讨论以及胡风集团内部的研究上有许多很好的阐述 国外的胡风研究似乎也没有脱离这个范式，只是相比之下，他们更强调胡风与延安文艺思想的对立他们把胡风与延安之间的对立看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与“异端派”之间的对立，从这种对立出发，展开对胡风及其相关思想的研究他们积极评价胡风这种“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而对以延安为代表的中国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这种研究的立场不能说是毫无问题的首先，它会使我们对这种研究的意识形态立场提出质疑，它们似乎在以胡风研究的名义对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其次，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也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与其说那时有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那是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战胜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逐渐构建自身的过程对胡风及其相关思想的批判就是这种斗争过程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种斗争，所谓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才逐渐成型。

我们应当承认，这些研究在胡风与延安思想的区别方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分析② 胡风与延安文艺思想之间的对立或统一被当成研究的重点，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胡风思想成为“政治问题”的根源同时，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是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在新的条件下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途径但是这种研究是存在盲点的，因为胡风受到批判的那些思想的提出，开始的时候针对的并不是延安胡风成为问题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也就是所谓“论主观”问题的出现，针对的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胡风所说的左翼文学中存在的“客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而且，胡风对左翼文学的这种批评必须被放置到当时国统区更广大的各种思潮论争的背景下来理解受到来自延安方面的批判，在胡风自己，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这也是胡风一直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动力所在③延安方面的误解和胡风执著的辩护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它遮蔽了问题的起源 2 大家所说的“论主观”问题，一般是指以胡风的《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以及舒芜的《论主观》这些文章为代表的文艺思想《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是胡风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的名义撰写并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先后被《群众》、《大公报》、《抗战文艺》等多种报刊转载。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论主观》发表于胡风创办的杂志《希望》第1卷第1期这些文章都写于1943—1945年，我们要分析的是在这些文章中胡风及其同人要反对的是什么，坚持的是什么，他们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条件是什么要分析胡风及其同人的这些思想，我们不能不先谈一谈胡风创办的杂志《七月》和《希望》的不同 在谈到胡风及其同人时，大家一般以“七月派”这个名称来称呼他们，把杂志《希望》看成是《七月》的继续，强调它们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上的一致性，而对二者之间的差别没有作过多的阐发 《七月》1937年创刊，至1940年底停刊《希望》创刊于1945年，1946年底停刊《七月》与《希望》的区别是国统区思想界在抗战初期与抗战后期的区别，其间，国统区经历了“皖南事变”，英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新约的订立，“第三国际”的解散，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和国民政府在豫湘桂战场的全面溃败等历史事件《七月》主要以诗歌、报告文学、小说等文学作品为主，基本上是一本文艺刊物《希望》虽然也有诗歌、小说和文学评论，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重头是思想评论方面的文章胡风在谈《七月》和《希望》的不同时说：“《希望》继承了《七月》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和《七月》有些不同，它发表了一些思想理论方面的文章，不是纯文艺性的了。

④目前的胡风研究一般把胡风及其同人看成是“七月派”来论述，并没有对《七月》和《希望》代表两个不同时期作出细致的区分如果认为胡风后来思想的发展如“主观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思想，他对鲁迅精神的继承，这种看法并不能解释胡风“论主观”问题在1943—1944年的出现原因主观战斗精神”诚然有胡风一贯的对作家在创作中与创作对象“拥抱”、“融合”的思想的延续，但也有“感性生活”这样一些新思维的出现，而这些新的思想因素离开了1943—1945年国统区的思想界的具体状况，是无法真正理解的 胡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主观”问题呢？这跟他1943年3月回到重庆后重庆思想界的论争有关胡风在谈到《希望》为什么会和《七月》不同，开始登载一些长篇的思想性论文时也说：“我为什么会破例地在刊物上用起关于哲学的论文？这有一个原因：当时，郭沫若办的《中原》是综合性的刊物，同时，乔冠华等办的《群众》也登了不少探讨哲学的文章如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曾在《群众》上发表了《方生未死之间》、《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几篇文章我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我同意他们的做法，准备也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⑤胡风对“感性生活”的强调和“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对感性的强调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很多学者都指出了胡风、舒芜“论主观”思想跟当时重庆“才子集团”、“生活态度论”之间的联系，认为胡风和舒芜的“论主观”问题的提出，“本质上乃承续了乔冠华、陈家康‘反教条主义’的余风，共同构成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⑥；“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堪称胡风思想同道”⑦但是他们对胡风“主观论”与“才子集团”“生活态度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强调，都是为后来对1948年的“香港批判”的分析作伏笔的因为，在“香港批判”中，正是乔冠华、胡绳、邵荃麟这些昔日的胡风的“同道”们对胡风进行了集体的批判他们认为，昔日的“才子集团”是借“香港批判”为自己“洗了手”，借批判胡风洗刷了自己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可能还是胡风自己胡风在解释香港批判中乔冠华所起的作用时说：“但在乔冠华还有一个特殊内容原来在重庆时，他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要批判对象，现在他忽然跑出来‘找出’了胡风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自己就成了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他用胡风的名字洗了手⑧但乔冠华、邵荃麟等人在香港批判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戈一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理论基础？胡风自己并没有深究，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乔冠华）经过了怎样的过程呢？完全不知道。

⑨“主观论”与“生活态度论”之间的联系被当成了“香港批判”中“才子集团”的背叛的证据，但是“主观论”与“生活态度论”之间的理论上的异同却被忽视了，“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与“感性生活”、“理性生活”之间的异同被忽视了 至少在胡风看来，“主观论”和“生活态度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乔冠华的文章《方生未死之间》“没有真正提出要害问题”，“文章是有才情的，但觉得浮华，没有刺到教条主义痛处的分析，而且，像在对人民的态度问题上说‘要爬到他们心头上去疼他们’，也显得轻飘即虚伪了”⑩但是，胡风对陈家康“唯‘唯物的思想’论”比较赞同，认为它可以用来形容教条主义的实质和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吓唬人起危害作用的原因，是“一种天才的提法”胡风也认为陈家康“自然生命力”的看法和毛泽东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提法是一致的，对反教条主义很有必要，但要作历史唯物论的分析说明，否则就有陷入“生物学主义”的危险[11] 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中，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提倡人的主体能动性一直是理论论争的焦点强调感性，强调主观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就是胡风和乔冠华等人当时所说的《费尔巴哈论纲》，他们是熟悉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胡风当时准备在《希望》上编一个《费尔巴哈论纲》百年纪念特刊，邀请乔冠华从德文重译了《论纲》胡风说：“用意还是进一步找教条主义的要害，教条主义的唯心论和《论纲》的原则是不能相容的[13]胡风和乔冠华等人在提出他们各自的理论主张时，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系统内反对教条主义的传统的，他们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内也是有理论基础的 3 在胡风和“才子集团”的主观论和生活态度论提出的同时，重庆兴起的关于“民族文学”的讨论也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虽然都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一面，但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文学论”跟“生活态度论”和“主观论”是很不一样的，在《希望》和《群众》这些左翼刊物上，“民族文学论”往往是他们批判的重要目标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和分歧又在哪里呢？ “民族文学论”主要是由“战国策”派的理论家陈铨提出的，跟“战国策”派的史学和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陈铨从文化形态史学出发，认为在这样一个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但是民族意识的发展，不能诉诸人们的理智，而是要诉诸人们的情感和意志。

民族运动是和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民族意识的提倡，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问题，“政治和文学，是相互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文学来帮助它，发扬它，推动它”[14] 这种对人的情感、意志和主体性的强调，是抗战后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结果陈铨认为，如果说1927年的大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与社会主义的话语得到了迅速普及，那么抗日战争则使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话语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界经过三个显明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个人主义，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第三个阶段是民族主义”，“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思想界不以个人为中心，不以阶级为中心，而以民族为中心”，“中国现在的时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我们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虽然早已经提倡民族主义，然而真正民族意识的强烈发展，实在是近几年来的事情”[15]陈铨认为，从先秦的孔孟之学到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