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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郭沫若史学=“news_bd”> 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近年来较为混乱这里面大约存在这两个原因第一,自新中国建立后唯物史观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过十七年时期的发展、文革时期的乱象,再改革开放后史学逐步重新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直到今天史学多元化趋向的逐渐形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看法多有不同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建设者,他的史学研究成就随着对唯物史观史学评价的异议丛生而受到影响第二,鉴于郭沫若晚年在特殊政治环境下不得不表现出的一些言行不断被人诟病,加之一些海外学人的无端指责和一些大陆人士的随声应和,都累及到了对郭沫若学术也包括其史学成就的评价怎样看待与解释这样的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对唯物史观的整体认识、对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历史的基本看法、对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史学成就的认同程度、对近现代学术史的解读立场等等这些重要问题暂非本文力所能及笔者只是联想到近段时期以来,很多人非常憧憬民国时期的学术环境,以为那才是一个属于学人理想的、可以自由 独立?地阐发自己见解的时期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至少,那时的学术批评氛围尚十分宽松自由。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时期中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情况,从中或可一窥郭沫若史学的学术意义,庶几对今人的评价观点有个比对和借鉴 民国时期的郭沫若在史学上的成就大体反映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为代表、对古文字研究——以《卜辞通纂》等为代表、对先秦诸子研究——以《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为代表这几方面的研究成就,在民国时期都受到学术界关注,都有许多评论发表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评论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写于1928年至1929年间,时郭沫若身在日本该书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伊始,就有署名文甫(嵇文甫)和署名素痴(张荫麟)的两篇书评先后在《大公报》上发表1931年10月嵇文甫在报上发表的书评说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时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两个多月后,《大公报》发表了正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张荫麟从美国寄来的书评,文中说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九三零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钣品之一。

另一本书指的是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二册)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看得出,二文的作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所展现的创新性印象深刻,他们一致指出了该书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 这里,没有政治背景、中西学养兼备并搜长学术批评的张荫麟的看法尤其值得重视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的研究古代的大道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他具体指出这条大道的意义在于:第一,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才是历史中的主要部分之一,比那些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更具意义;第二,古代记录的可靠性难以考定,而这些传说的社会背景则不能凭空捏造,可以反映出传说时的真实的社会情形;第三,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具备有理性和历史的逻辑因此,从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社会背景、社会制度这些因素去考察历史发展过程,无疑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研究路径mdash;句话,开创中国古史研究的新路径,当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最大贡献 实际上,嵇文甫、张荫麟并不赞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许多具体观点譬如:郭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嵇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郭认为封建社会始于春秋,嵇认为东周以后当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用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进行中国古史分期所出现的不同观点,在社会史论战时就是焦点问题,相关争论一直延续至20世纪末嵇文对此有歧义,是十分正常的张荫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摩尔根和他同时许多人类学先驱者的根本错误,‘在以为社会的演化有一定之程序与方式,为各个社会所必经倘若郭先生预存戒心,不把它看作放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而只用作一种初步的假说(Preliminary Hypothesis),拿中国古史去勘核它,而不拿它去附会中国古史,则结果或者对于摩尔根的学说添一些反证或疑问,亦未可知可惜郭先生不出此,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 (Unilinear)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这样的批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觉切中要害,但是这不能成为否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价值的理由,张荫麟自己也说:这并不掩了本书他方面的重大贡献(我抱歉在本文内没有机会去充分地指出)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反之,郭先生初非国学专家,近在逋亡中涉手尘篇,竟有如许成绩,是很不容易的我愿意在此致一个同情的读者的敬礼。

1936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文学年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文章以批评意见为主,基本观点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郭著中使用的西方社会学的观点,在中国人该认为最是创获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个欧洲的读者自然没有同样的兴趣,尤其因为郭先生的社会学的材料似乎陈旧了一点;二是他考释古文字的假设,有时也太大胆马伯乐认为,郭著根据《易经》、卜辞中的词语去勾勒那个时代的生活与社会组织(如渔猎、畜牧、商业、农业、家族关系、社会阶级、祭祀、战争、赏罚、宗教、艺术、思想等)状况,以这些史料的性质而言(占卜之书),得出的结论都无大结果、而依据传说中的舜、颖项、禹等上古君王的承继、谱系来证明古代的家族起源与演进,因这些材料多系后代伪造,因而也毫无意义同时马伯乐明确肯定,至少他书中有意义的地方是很多的,郭先生是第一个想起在《易经》中寻找那时代的生活与社会组织的材料,书中最有意义的是根据卜辞以研究殷代社会的一长篇最后,马伯乐强调:无论人们如何批评,郭先生这部书是部有价值的书,表示出强毅的精神,鲜明的思想力,广博的学力即使他对欧洲科学方面的智识不及他在本国旧学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并用中西方法的努力,并且加入欧洲社会学的理论来革新中国国故学的研究。

郭沫若针对马伯乐的评论专门写了《答马伯乐教授》一文,回应并感谢对方的意见 经典学术著作的特离,不仅在其开一代学术之风气,更在于其影响力的持续发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仅直接催生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而且在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依然不断地获得关注我们看到,此后无论是回顾中国社会史论战,还是总结民国时期史学发展,都不可能绕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而经过时间检验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价值更加明确地得以展现 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书中述及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主要观点,依次罗列了郭沫若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解答、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及成绩、《读书杂志》派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解答、梁园东陈邦国的解答等各家各派的观点,将郭沫若的观点置于首位,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古史的观点在作者心中的地位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以郭沫若、陶希圣二氏成绩为最佳 何干之在其《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的八、九年间的反响做了介绍: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但是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

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了大家共同信奉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3作者评论说:郭先生的成绩还很有限,但是一点一滴的贡献,都是他以大无畏精神所造成的将来再经过真正的批判,也许可以把这一座‘神秘’的‘金字塔’打开来,使人人都看见那真的一些太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体’ 了 "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 我不是说郭先生的努力,并没有缺点,缺点也是不免的但是他的西周奴隶说,打破的一二千年来官学对中国古代史的湮没改造和曲解,确是一桩破天荒的工作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齐思和也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正真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 再来看看民国时期的另一位重量级史家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高度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

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有学者指出:在顾领刚的《当代中国史学》中,比包括胡适在内的任何人更多的幅篇介绍了郭沫若的史学成就,肯定了郭沫若在当代中国史学上所作出的多方面贡献?顾颉刚还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频遭批评的原因: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它的影响却反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顾颉刚所说的该书‘‘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受中共直接领导的《新思潮》派的理论范式提供了中国古史方面的证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直接构成了与托派理论的对立而这已不是学术层面的讨论了 总的看,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专门评论大都含有对其观点的批评意见,其中有对书中的古史分期观点的商榷(嵇文甫),有的指出了书中将中国历史发展与西方理论生硬结合的公式化倾向(张荫麟),有的强调书中使用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已经陈旧过时(马伯乐),也有指责书中观点都是随意牵扯,断章取义、究其原因,材料的缺乏、对唯物史观及相关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理解程度有限、初次尝试将唯物史观理论结合于中国古史研究所出现的不成熟的诸多缺陷等,都是客观存在的。

郭沫若自己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的实在是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在该书《1954年新版引言》中又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无论是他人还是作者自己,建立在正常学术批评基础上的意见,只会促使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向着更为正确和科学的方向发展而回顾民国时期学人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评价,我们绝不可以忽视他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该书的正面肯定的意见它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为新史学开其先路、并用中西方法的努力、为中国古史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等评价,都昭示了多数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展示的新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学术意义的认同时至今日,近代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已经大致清晰,真正具有开风气的经典著述诸如梁启超的《新史学》、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的《古史辨》系列等所具有的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开新意义赫然可见,而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不仅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而且开创了影响至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它当然有资格列入近代学术史研究著作中的经典行列二、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评论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郭沫若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2卷(1931年)、《卜辞通纂》1卷、考释3卷、索引1卷(1933年)、《殷契余论》(1933年)、《殷契粹编》2册、考释3册(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