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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史意”说考辨2016-05-03 14:50:45 《文史哲》 廖晓晴章学诚（ 1738-1801 ），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上虞县道墟镇）人，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学家和方志学家 关于章学诚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 近人金毓黻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①金毓黻所说之刘氏，即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 章学诚虽与刘知幾齐名， 但两人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却各有侧重， 章氏曾说：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 截然两途，不相入也②可知章学诚阐述史学理论主要侧重在史意（也称“史义”）问题是，章学诚平生论学力主史意，然在生前并未对其“史意”内涵作过明确的诠释，以致引起后世对其史意内涵的歧义近十年来， 学术界就如何理解章氏“史意”的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然而大都见仁见智，迄今未能达成共识鄙意以为， 以上问题之探讨， 意义不仅限于其本身，还关系到当今学术界对史学的本质、史学的功能和史学的任务之认识，故陈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一、章氏有关史意之论述章学诚平生论学力主史意， 甚至将自己的整个史学体系的特点概括为“吾言史意” ，章氏之所以如此标榜史意，是因为他认为史意在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他说：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

,, 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 仅求事、 文之末也 ,, 此则史氏之宗旨也 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 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③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④即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开史学之滥觞史学由史意、史事和史文三个部分所组成，其中史意最为重要， 它决定撰史之宗旨， 乃史家立言根本， 至于史事和史文不过是藉以体现史意的载体， 因而史意在史学的三部分中地位最为尊贵 为了更加形象具体地说明史意、 史事和史文三者之间的关系，章氏又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⑤也就是说，如果将史学比喻成人体，则史事如骨骼，史文如肌肤，史意如精神从以上章氏对史意、 史事和史文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来看， 用现在一般通行的话说， 史事即指历史事实， 史文即指历史文辞， 史意即指史学理论与观点 史意即指史学理论与观点，应该说学界对此并无疑义， 然而章氏的史学理论与观点究竟是什么？其特点如何？学者们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其分歧主要产生于对章氏如下两段话的不同理解：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 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 不在彼而在此。

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⑥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⑦据此，金毓黻说： “章氏之所自负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⑧柴德赓说：“所谓史意，实即孔子论《春秋》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义⑨张立新说：“（章氏）认为，有见地、有见识的史学家，应具备两条标准：其一是精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是为说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这是对他著史出发点的要求其二是要以《春秋》为楷模，这是讲史书应达到的效果实际上，两条标准讲的是一个意思， 即史学之精神或 ‘史意’ 由此认为， 他所说的史意， 就是指孔子著 《春秋》的意图和目的 ” ⑩以上三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即认为章氏史意， 当指孔子作 《春秋》所谓自取之义， 而孔子自取之义当然是指以 “三纲五常” 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

侯外庐说：“这可见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他说的‘议文史未能自拒于道外’ 11）即认为章氏史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文化发展史理论仓修良说：“什么是史义呢？实际上就是史家写史所体现的观点与见解，史家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 ” （ 12） 即认为史意主要特指探索历史规律 赵俊说： “史 ‘义’ 贵在创新 ”（ 13）即认为史意主要特指创新可见学界对章氏史意之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对章氏以上两段文字的反复研读，鄙意以为：章氏上段文字， 主要是藉孔子作 《春秋》 之例， 旨在说明史意在史学中的重要性， 至于史意所要反映的特定内容是否与孔子一致，文中并未提及章氏下段文字的上半部虽然说到“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那也是“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即从孔子的角度而言，章氏对此态度如何，并未曾言明章氏下段文字的下半部，所云“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则为引用司马迁语，至于章氏本人是否同意该语句就是史意的特指内涵， 亦不曾明言鄙意以为， 章氏以上所言， 最多只能说明这样两层意思：其一，章氏举孔子作《春秋》以“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为义旨之例，说明学者著书立说必求史意。

其二，又举出司马迁撰《史记》为体现“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的史家义旨之例， 说明在史料剪裁标准上， 凡是能够体现史家义旨的史事则详之，否则略之， 不必顾忌常人之成见； 在选择史书体裁时， 凡是能够充分体现史家义旨内容的则用之，否则弃之或改之，不必拘泥体裁之成例在此基础上，便可独断一心，书成之后，自可成一家之言， 无愧前贤而传诸后世 至于章氏本人的史意特指内涵如何， 两段引文中皆未置一词也许有人会认为，章氏所举孔子“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两例， 暗示着他的史意特指内涵就是以上两点 鄙意以为， 也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也可能还有第三种答案 若要真正了解章氏史意的特指内涵， 就不可停留在反复纠缠章氏所说的某一两段字句上， 而应当从章氏的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中， 去进行综合性考察和进一步印证孔子云：“听其言而观其行史意乃章氏史志理论之灵魂，章氏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体现这个核心内容 只有这样做， 才能拓展思路，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结论二、史意与历史编纂学自古以来， 中国史籍都是按照史书体裁进行分类的， 而章氏则不然， 他根据史著与史料的不同性质，首次将史籍区别为两大类，即“撰述”与“记注”。

关于撰述和记注的概念，章氏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说：《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14）这就是说，撰述要求见解精辟，预知未来章氏在其他场合也称之为“著述”，或“专门著述”等；记注要求分类清楚，内容包揽无余章氏在其他场合也称之为“比类”、 “比类纂辑”和“整齐故事”等至于撰述和记注二者之间的关系，章学诚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说： “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 ,, 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 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 二者固缺一而不可 ” （ 15）韩信用兵， 须运筹帷幄， 用心用智； 萧何转饷， 须粮草充足， 保障后勤 可见在章氏心目中，撰述是第一位的，记注是第二位的 然而二者又是交相为用， 缺一不可记注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原始资料，供撰述所剪裁，并解决撰述在剪裁史料之后挂一漏万的后顾之忧，一言以蔽之，即记注为撰述服务平心而论， 章氏把中国古代浩若烟海的史籍仅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部分， 图书馆似此分类几乎没有意义， 读者也难以藉此查找资料。

其实章氏在历史编纂学上所以如此立论， 其旨趣并不在于讨论史籍分类的本身， 而是为了提高撰述的地位 如前所述， 撰述乃是史家藉以体现自己史学见解的著作， 换句话说， 也就是史家藉以体现史意的著作 章氏在上段引文中指出：撰述“神以知来”，“欲来者之兴起”由此可知，其“史意”的特指内涵就是鉴往知来三、史意与史评章氏既然是史学评论家， 且平生以标榜史意为特点， 自然在评价历代史书时， 便会以是否具备史意为标准定其优劣，从中我们便有可能窥见其“史意”特指之内涵 章氏平生最推崇的是宋代史学家郑樵及其通史体裁著作《通志》，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特置《申郑》篇予以褒扬：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 而知作者之旨， 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16）这就是说， 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成纪传体通史《史记》 之后， 东汉史学家班固继承其纪传体例，而摒弃通史体裁，撰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此后所谓正史皆秉承班固断代为史的遗规唯有郑樵颇具史识，认为古人著史，首重义旨，而史书要体现义旨，通史体裁最为合适。

司马迁《史记》虽为通史体裁，然其纵贯有余，因资料搜集尚不能称丰赡，故横贯稍逊；至于班固《汉书》，因袭《史记》纪传体体例，全无创新，尤其是断代为史，流弊千年，似此皆须匡正遂取三千年遗文故册，以通史体裁撰成《通志》一书，终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 章氏之所以褒扬郑樵， 主要是因为他能够秉承通史家风 那么郑樵究竟是如何秉承通史家风的呢？搞清这一点， 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章氏 “史意” 之内涵，是会有帮助的众所周知，郑樵《通志》以“会通”名世，关于会通的重要意义，郑氏在该书《总序》中有明确说明：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17）从郑氏赞扬孔子之语中可知：所谓“会”，就是汇集天下之书，达到天下同文的目的；所谓 “通” ， 就是将历代重大历史事件按照时间先后的发展顺序贯穿起来， 探索其发生源流，梳理其发展脉络，以实现“极古今之变”的著书义旨这就很清楚了，郑樵之所以力主会通而撰写通史， 就是为了同天下之文和极古今之变。

关于郑樵力主撰写通史， 旨在极古今之变这一点，在其所撰《通志》一书中还有具体的体现《通志》中之《二十略》，为郑樵所独创，最为学界称赞 《二十略》不仅系通史性质，而且在内容较为庞杂、头绪较为纷乱的《六书》、 《七音》、 《天文》、 《地理》、 《礼》、《乐》、《职官》、《食货》和《昆虫草木》等略中，又分别设置了类例，使其庞杂纷乱的内容有类可分， 有例可归 郑樵解释其功能说： “类例既分， 学术自明， 以其先后本末具在 ”（ 18） 这样一来，上述门类的学术发展脉络便会清晰，不致因内容繁复而受到影响，便于人们了解其中的内在的学术规律由此可知，类例的设置与采用通史体裁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只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白寿彝先生称其为郑氏“会通的逻辑根据”（ 19），信为知言《二十略》而外， 《通志》纪传部分基本上是根据正史损益而成，因系二手资料，故学界评价相对较低 不过有些学者仍然认为， 纪传部分也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和作用 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在《郑樵史学初探》一文中便说： “我们认为，从研究各代的历史来说，不看《通志》的纪传而看正史是可以的，因为《通志》毕竟不是第一手资料但是要研究郑樵，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 却不能不读它，因为我们从他对旧史的损益中，可以看出他的取舍、增删、改写、编排的原则，从而看出他的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

（ 20）郑樵以会通为治学特点， 他在编纂方法上对旧史纪传部分进行的取舍、 增删、改写和编排， 当然是为了突出“极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服务《通典》 、 《通志》 和 《文献通考》 合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