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学论着翻译规范的探讨.doc

对汉学论着翻译规范的探讨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 汉学研究论着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 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 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着等丛书的相继出版， 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 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 “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着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 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着翻译著作 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 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 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 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 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 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 程较为混乱等问题。

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着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 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 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着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 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 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 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 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 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 思想时，把反对者“Pen Piao”译为“彭彪”（第 193 页，注 2），但实 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 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着，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18 页，倒数第 1 行：“储同舒（音译，Ch’u Tung- 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 “Ch’u 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 史学专家，着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 年）一 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 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 年）一书中第 172 页有语：“可敦尽管 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 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 765，注 9，Village and toing-pen 与 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 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 年）”此处未译的 “Chung-fen 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 “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 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 册；或参 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 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 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

在遍查材料未获后， 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 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 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 89 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 种习俗：每 10 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 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 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 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 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 学记》、《唐会要》卷 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 卷 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 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 史实还原之难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 “preliminary 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 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 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 2130；《汉语大辞典》第 8 册，页 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 页 724，注 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 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 《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 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 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 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 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 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 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 例：“如原书页 19‘in the Hou-Han chi,a four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中译作‘在记载公元 4 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 记》中，’（页 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 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 应作‘在《后汉纪》——4 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

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 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 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 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 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 principal palaces 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 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 “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 内斯蒂埃着《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 年）第 340、341 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 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 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 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 1900 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 的前身 “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 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22 页注 72“见 L·S·杨的两篇 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 in Sinology）”。

“L·S·杨”即杨联升1 “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 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 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 （Herbert H.Giles）把它翻译成“An Excursion Below the Red Wall”，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 Excursion to the Scorched Cliff”， 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 in Sinology” 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 务印书馆分别在 1995 和 1997 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 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 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 5 章第 4 节，江苏版译为“儒家 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 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 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 6 章第 12 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 早期儒学的悲歌”， 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 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 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 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 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 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 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 ”（页 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 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 军的’禁军’页 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 1086 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 12 世纪，对他的供奉连 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 93）；商务版则译： “他（1086 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 12 世纪又被取消了页 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 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 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

文化所 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 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 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 着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 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 学译着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 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 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 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 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着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 如法国汉学家 Kristofer M .Schipper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 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 Schipper 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 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54 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 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 系统》（中华书局，1999 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 George 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一书的著者 Schafer 被翻译为“谢弗”，其 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 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