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doc
5页解析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news_bd”> 近世日本,幕藩体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人势力的成长,身份制度造就了商人对工商业的垄断,使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身居这种矛盾的社会之中,商人无力挑战社会体制,唯有而对现实,服从命运,其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 一、幕藩体制下商人势力的成长 近世日本商人势力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的副产物 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后,总结了数百年来武家社会秩序混乱、主从关系松弛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立了以幕藩体制为中心的严格的统治体制在中世社会曾经由武士、天皇、公家、寺社等分别所有的统治权力变成由武士以排他的形式承担’但在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家社会内部,德川幕府虽然在军事、经济上无人能敌,却无法彻底清除各地大名的割据势力基于这一现实,德川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幕府将军关系的亲疏,把近270个藩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类型,等级严明,不得僧越这种由幕府支配全国大名,大名坐镇地方的幕藩体制,表而上是由大名的藩作为幕藩的屏障,但实际上是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的手段。
在德川幕府前期,幕府几乎所有施政方针都集中在削弱地方大名的势力上 如1615年,大阪夏阵结束,消灭丰臣秀赖后不久,幕府针对全国各地大名城堡林立的情况,发布一国一城令,战国时代3 000多座城池被一举拆除,只保留170座从此,对大多数藩来说仅保留了唯一的城堡,武士们集中居住在当时以藩都为中心形成的城下盯中为了满足武士们在城下盯的各种消费需求,大批工商业者前来掘金,商人阶层迅速壮大对商人势力的发展最有效地促进就是参勤交代制度这一制度始于1615年,贯穿于整个江户时代,大名们不得不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并在江户和本藩维持两套机构,路上花费以及在江户生活的开销巨大对于商人而言,参勤交代之路就是商路,以江户为中心的道路网得以形成,以五街道①最为有名,沿途骚站后来都发展成为重要商业城市 由于参勤交代的实施,各地人员涌进江户,使江户的人口大幅增加,1724年,人口己经达到100万,远远超过伦敦、巴黎等欧洲的大城市团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对商人的依赖可想而知,如近世儒学者荻生祖徕所言:这格包下吉原(东京著名的妓院)赏雪,纪伊国屋文左卫门则在吉原的庭院中向雪中抛金如豆,引来人们哄抢富商一掷千金的豪奢,使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
幕府试图遏制豪商们的奢华之风,不断发布禁比奢侈令在江户时代不到270年里,共发布禁r.奢侈令258次,最多的是在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在任29年中竟然发布了59次川而对作为统治者的武士与幕藩的压力,以及不少暴富商人因奢败家或受到处罚的教训,商人们开始对自身定位进行反思,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 二、消极的处世哲学 商人虽然拥有财富,但是在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下是无力的个体,甚至商人发财与他们的顾客及债务人—武士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人深知其中的利害,更不能与体制正而抗争,只能对武家和幕府表示恭顺,谨慎行事,严守身份秩序江户前期大阪有一豪商淀屋家,靠木材、米谷交易和对大名放贷获得暴利,成为大阪首富,到第五代辰五郎的时候,有家产金12万两,白银12. 5万贯,向大名贷款1亿贯叫淀屋家生活奢华,排场堪比大名他公然违抗幕府多次发布的禁比奢侈令,身穿印有醒目家纹标志的名贵白绢衣服招摇过市1705年,幕府对富可敌国、敢于藐视武士的淀屋辰五郎以僧越商人身份、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等罪名进行惩处,没收淀屋家所有财产,并一笔勾销其而向大名的贷款,淀屋辰五郎本人也遭流放如此严重的惩罚,显然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是借口。
真实原因是淀屋家实力强大到能操控米市,对幕府与大名都是威胁,尤其那1亿贯大名贷对大名是巨大压力,而其高调、奢华的生活正为幕府提供了僧越商人身份的把柄淀屋家的悲剧是对商人的严厉警告,促使他们服从幕府权威,牢记自己身份不少近世商人家训把遵守幕府及各藩的法度放在第一条或重要位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如近江商人市田的《市田家家则》第一条就是严守各种公仪法度,不可对盯内管理者无礼川卜久留米商人林田家(手津屋)规定:家中诸人需严守幕府法令;将军为日本国之主君,需敬仰之;藩之主君亦与现人神无异,决不可做违背政道之事 当然,也有精明的商人能审时度势,利用向幕府示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如赫赫有名的豪商三井家家训要求族人幕府每次颁布的法令,当主(家长)应当将其精神迅速传达至手代(伙计)以下的使用人,并严格遵守尤其是不可马虎应付幕府,应认识到服务于幕府和家业经营好比车之两轮,切记荒废任何一方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在三井发达的过程中,从一介纪州商人把业务扩展至全国,获得幕府支持至关重要三井家在江户开设越后屋不久,利用偶然机缘结交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侧用人牧野成贞,向其提供和服产品,逐步获其信任后经牧野成贞向将军推荐,遂委任三井家为吴服御用商人,专供幕府所需。
在幕府支持下,三井名声远播,很快便跻身少数大吴服商行列三井还利用与幕府的关系发展金融业务并大获成功,从此奠定了在全国商界的地位 对幕府如此,对藩主也是同理在商人所在的各藩,遵守各藩的法规也是非常重要的近世早期的博多商人岛井宗室就嘱咐家人对藩主家应随时携新鲜鲍鱼、绸鱼等奉上,对藩中的家老也要偶尔前往拜访之其目的无非是借此拉近与藩主的关系,表示恭顺之心,以在经营中得到关照,至少不被找麻烦加贺藩御用商人钱屋五兵卫特别强调对藩之法令,需严加遵守,不可忘却三井家的出身地是纪州藩,三井家特别强调纪州藩德川氏是我家领主,无论何时皆应尊重,须定额向纪州藩上缴贡金,对待纪州藩官吏,不可疏忽大意,应尽量服侍周到,结其欢心}mz}}殷勤忠顺使纪州藩对三井家颇为优待,特别在其创业初期,给予种种便利,加上自身经营实力,使三井很快成为藩内有力商人 由于1705年幕府对大阪豪商淀屋家的处罚影响巨大,商人们普遍把戒奢作为商人的本分,严禁在衣食住行等方而有违商人身份如盯人学者西川如见在《盯人囊》中提醒商人:如果盯人装束打扮超过身份,便可称之为骄奢卑贱的商人穿华丽的服饰游山,或可被劫财,以低下之身效仿武士领主的排场,会招致灾祸川洲。
大阪商人鸿池家一直秉承家训中的规定:当今之世,要按身份而行,万事不可哗众取宠,婚丧嫁娶等,须按礼仪进行 三、积极的俭约哲学 近世日本,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而对幕府的打压,武士的嫉恨,艰难生存的商人们只能律己,并完成了由奢入俭的转变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撰写家训,阐述自己的俭约主张以下简介其中若干作品,从中得见商人的积极的俭约理念 (一)井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与长者丸 井原西鹤(1642-1693)是著名盯人文学家,徘谐诗人,出生于大阪商人家庭其创作活动主要在经济繁荣、社会崇尚享乐之风的元禄时代他的系列好色物小说,描写了商人在积累了财富后如何追求享乐及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而其反映盯人生活的作品《日本永代藏—大福新长者教》(1688年刊行),因强调始末、才觉、算用等积极的经营伦理而广泛流传,被誉为元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熟知盯人生活甘苦的井原西鹤在作品中强调商人的价值:与贵人高人、一切文艺人全然不同,普通盯人惟有靠拥有金钱才能扬名世上 1吕忍俗姓、门第皆无妨,惟金银是盯人之系图也在此之上,他鼓吹金钱至上,世上惟有金钱最有价值,有了钱,既能有成佛之心,又能为后世造福,令万人羡慕口6,1,可以说西鹤的俭约观是建立在金钱本位的价值观之上的。
既然金钱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商人自然应把致富作为目标,即成为积累资产1 000贯以上的长者(富翁)如何才能成为富翁?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以幽默的笔调,开了一付长者丸(意味致富药方):早起5两,家业20两,夜作8两,始末10两,健康7两将此50两细细研磨,准确计量,仔细配方,早晚服用,定能成为富翁 始末即俭约,在节俭之意外,也包含在经济活动中对计划的一贯坚持,预算和决算要平衡,避免无用耗费川1忍这味药方里俭约的分量仅次于家业,甚至超过了健康,说明在井原西鹤心目中俭约的重要 但是,仅仅服了长者丸是不够的,为了使长者丸有疗效,井原西鹤进而提出必须远离以下涉毒行为:贪美食、淫乐、穿着绢织服装;女眷坐轿出门,让女儿抚琴玩和歌骨牌,男子沉迷乐器;涉足跳鞠、射箭、香道之会,耽于连歌;热衷宴请、茶道、赏花、舟游、白日入浴;喜好夜间游乐、赌博、以盯人之身练习剑术与兵法;参诣神社佛阁,寄托来世;充当纠纷调解人、保证人;开发新 (二)三井高房《盯人考见录》中商人的衰败教训 三井家是伊势商人的典型代表三井家起源于17世纪初年,到第三代当主三井高房(1684 -1748)时期,三井家己经在京都、大阪和江户拥有了十几家分店,成为当时的强势豪商。
作为掌门人,三井高房经历了元禄、享保时代,耳闻目睹不少商家一代创业、二代享受、三代败家的现实,深有感触,于1728作《盯人考见录》该书记载了以京都为主的46家商人的兴衰史,并加以评说,作为三井家家训教训子孙 三井高房在《盯人考见录》的序文中说:京都、江户、大阪的商人之先祖或来自乡下,或经过给别人帮佣才扩大了买卖,将财富传于子孙而那些商人的子孙,生于富贵之家而不知生计艰难、金银珍贵受不良世风影响,骄傲自大,不事家职,度日漫不经心其结果,京师有名商人,多有二三代即败家者川176虽然这些商人衰败的原因大部分是向大名放贷无法回笼资金(共有30家),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因奢败家例如越前国米商出身的系屋十右卫门,发了财后便讲究华丽排场,耗资千枚大判(椭圆形金币)购买名贵茶器,为了付钱大白天用车拉着钱币招摇过市系屋家还建立禅院,安置佛像的炜慢都用金箔丝缎制成,如此烧钱导致不到第三代就耗尽家财三井高房评价系屋十右卫门是以盯人之身,与公卿交际,忘却本分,终至破产 曾经是京都两替业巨头的两替善六家本来生意兴隆,但到第二代时沉迷游艺,经常出入茶道乐舞等场所,挥金如土,再加向大名放贷无法回收,结果连房屋都卖 (三)石田梅岩《俭约齐家论》的俭约道德化 石田梅岩(1685-1744)是把俭约这一理念阐述得最为详尽的庶民思想家。
与前述井原西鹤、三井高利都是商人出身不同的是,石田梅岩生于农家,有着很长时间的从商经历—在商家从学徒做到管家或许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商人,仅仅是商家的打工者,所以他具有超越商人的更广阔的视野石田梅岩一生经历了元禄时代的繁荣、幕府以厉行俭约为重要内容的享保改革,晚年又遭遇享保大饥懂,这一切都对他的经济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针对当时社会对商人专事投机、道德低下的垢病,提出作为商人应该具有正直、俭约的德行,由此构成其商人伦理的核心石田梅岩晚年写作的《俭约齐家论》于其去世前四个月刊行书中从道德的层而论述俭约的意义,其影响远远超出此前商人的节俭之训 从俭约齐家,到俭约治国,石田梅岩看的更高更深幕藩社会,身份等级森严,而俭约是四民相通的美德在石田梅岩的学说里,俭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修身的方式,不仅是为一己之私利,更是为天下之公益因此,俭约不仅能够齐小家,而且有益于治天下对于俭约的对立而—奢侈,梅岩引用《论语》中的礼,与其奢,宁俭,指出奢侈不只是导致败家的原因,还是不仁的表现,即奢为不仁之本仁是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仁,就是不爱人,这是从道德上对奢侈进行谴责总之,无论俭约还是奢侈,在梅岩这里都不仅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而是被赋予了道德含义,使其成为商人道的核心,从而具有广泛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