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碑刻中的光绪旱灾_.doc

下载之前请注意： 1: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果有问题，请尽快和我联系 2：如果遇到文件中有些地方图片显示不出来的，可能是文档转换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请和我联系，我将图片发送给你，给你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 ！请邮箱联系：lcs012@ 河东碑刻中的光绪旱灾【摘 要 题】社会·经济 【正 文】 石刻，被人们称之为“会说话的石头”在素有“山西碑刻之乡”的河东， 光绪三年(1877)，即农历丁丑年，发生了山西二百余年未曾有的重大旱 灾，故时人称之为“丁丑奇荒”，因这场重旱灾又延续到光绪四年，即农历 戊寅年，因而亦称为“丁戊大荒”丁戊大荒”，在正史中的记载已是不 争的事实，然而一些正史记载太过简略，对灾情及救灾措施及其留给人们 的恐怖心理，略而不详事实上，大灾结束后不久，河东地区许多村落纷 纷刻碑，记述了这次可怕的灾害，从许多方面弥补了史载之空白 首先，从碑文的数量来看，十数通碑文记载同一个重大的事件，即使是在 素有三晋碑刻之乡的河东历史上，也颇为罕见其次，仅就碑文的内容而 言，记录下来的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切身感受，表达出来的更多的是亲见 亲历的细节，成为与史书相互补充的重要资料如，现存于运城市上王乡 牛庄村的《丁丑大荒记》、运城的《悲灾荒歌》，芮城县的《荒旱及瘟疫 狼鼠灾伤记》、《创修五圣祠碑》、《狼鼠灾伤记》，稷山县的《历年遭 劫记》，万荣县的《村社灾情碑》、《荒年志》，平陆县的《灾年后掩藏 暴骨记》，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灾情碑》等碑刻，这些碑刻，均为亲历 大灾，劫后余生的人们所撰刻，为史书所欠缺，是研究这次旱灾的珍贵资 料。

众多碑刻记载这次大荒灾象之具体，数据之细致，内容之丰富，揭示 人们心灵之惨痛，言语之戚切，用心之良苦，至今读来仍是历历在目，心 灵震撼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这场旱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如何汉威先生的《光绪初年(1876- 1879)华北的大旱灾》（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郝平 先生、孙丽萍、王金香女士以及笔者的一些论文（注：孙丽萍：《山西通 史（近代卷）》卷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郝平：《浅析山西“丁戊奇荒”的受灾强度及社会反映》，《中国经济史学 通讯》，2002年第2期 王金香：《洋务派与“丁戊奇荒”》，《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2 期 郭春梅：《光绪初年山西旱灾初探》，《中国地方志》，2003年增刊 郭春梅：《清光绪村社灾情碑研究》，《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 ，均对此次大灾荒的被灾程度、灾象、清廷的救灾措施和大灾的原因及社 会影响等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资料多是以传世文献为主， 而本文拟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以目前存留的碑刻资料为主，结合地方 志资料，以此次被灾最重的河东地区为个例，从具有代表性的微观化个体 研究入手，对这场特大灾荒对河东社会的影响作一较详细的探讨。

试图以 个体的状况说明区域的社会问题，以区域的灾象反映当时清政府的救灾状 况，并以此说明碑刻资料对认识这场大灾的独特价值 一、河东旱灾发生的时间及粮食问题 河东，自古即为山西境内的重要产粮区受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有清一 代，此地区“屡遭荒旱”这实际上应了山西的俗语和自然状况：“十年九 旱”这“九旱”是民间已经习惯了的“略受饥馑”的小旱，即如碑文所言“ 自我清定鼎以来，历传九主，花甲四周，君圣臣良，民安国泰，即嘉庆癸 酉、道光丁未、咸丰庚申、同治丙寅，虽屡遭荒旱，不过略受饥馑 注：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 奇怪的是，这场大灾在《清史稿》中并未用过多的笔墨据《清史稿》记 载“（光绪）三年四月，武进、沾化、宁阳、南乐、唐山旱，应山夏、秋 大旱四年春，东平、三原旱七月，内丘、井陉、顺天、唐山、平乡、 临榆旱注：《清史稿》卷四三《灾异四》，中华书局，1977年 “光绪三年，山、陕大饥，（吴大澄）奉命襄办赈务躬履灾区查勘，全 活甚众注：《清史稿》卷四五○《列传第二三七》据大灾后所编 撰的《山西通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旱，“而究其被灾最重之区 ，实止平、蒲、泽、解、绛、隰、霍州府，秋禾无成，春麦失种。

注 ：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八二，《荒政记》，中 华书局，1990年，第5639页从《清史稿》和通志略而不详的记载中 我们只知道光绪三年发生旱灾这一事件，却并不能切身感受到这次大灾对 时人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而碑文却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另从旱灾发生 时间来看，碑文记载也不相同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清 楚表明，光绪二年，河东一些地区的旱灾已经显现，碑文这样描述道：“ 窃忆光绪二年，岁在丙子，天气亢旱，秋夏薄收说明在光绪二年，河 东已有部分地区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旱灾，以至于应该夏秋收获时节却出现 “薄收”现象，这无疑减弱了此地一般民众来年抗灾的能力 诸碑文详细记载了光绪三年夏至四年春的各方面的资料，如运城的碑文《 丁丑大荒记》记载“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终无雨，麦微 登，秋禾尽无，岁大饥平、蒲、解、绛等处尤甚注：运城市碑刻 《丁丑大荒记》芮城县碑文《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记载“至次年 丁丑，自春迄秋旱魔为虐，二麦皆未交土旧既没，新亦无望，室罄空悬 ；谷未熟，菜仍弗生，腹枵难忍注：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 灾伤记》运城《悲灾荒歌》记载“光绪三年至四年，十有余省无收田 。

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记载“光绪三年不幸旱魃为 虐，乃以本年无秋，四年无麦以上碑刻，不仅详细记载了当时一年春 夏的气候与农作物无法下种的情况，而且详细描述了旱灾时人们的生活状 态，对同样记载此事的《山西通志》及地方志是重要的细节性的补充，使 后人虽历经上百年，仍仿佛亲眼看到了旱灾发生时的景象数通文字不同 ，但内容相近的碑文，已表明不论从范围和强度来讲，河东地区都在经历 着一场极为严重的旱灾 光绪三年旱灾发生的烈度之强，时间之长，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和准备 之外由于根本无法下种，春麦秋麦皆未交土，粮价迅速暴涨，暴涨的价 格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碑文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真实的价格记 录 先时，麦市斗加六，每担粜银三两有余至是，每石银渐涨至三十二两有 零，白面每斤钱二百文，馍每斤钱一百六十文，豆腐每斤钱四十八文，葱 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余食物相等……房屋器用，凡属木器，每斤卖钱一 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即悬罄 之室亦无，尚莫能保其残生注：运城市碑刻《丁丑大荒记》 斗麦价高五六两，无银难籴升合之粮；沃壤钱值百余文，数亩略充一餐之 饱饲牲畜之户，卖牛羊、宰鸡犬，聊裹饥肠；缺供养之家，剥树皮、拔 草根，苟延生命。

首饰重金玉，货变时轻若泥沙；器物纵精良，售卖者只 作菜草可怜季女斯饥求嫁，不惜千金体；竟以丈夫溺爱逃生，忍抛三岁 儿注：平陆县碑刻《灾年后掩藏暴骨记》 其时米麦之价，每石贵至三十余两，而田产房屋较素日不只贱至十倍 注：稷山县碑刻《历年遭劫记》 这几条碑文，与地方志资料相互佐证，记录了当时物价的变动情况发生 大旱，粮价上涨，器物房屋田产价格下跌，既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规律，更 是形势使然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粮价暴涨，一方面反映了河东灾荒的严 重程度和灾民长期严重缺粮的基本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反映了粮商唯利是 图的本性，借灾难大发不义之财，借粮荒巧取灾民之家业的社会事实；再 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方官府的腐败和管理功能的低下，反映了一些基层官吏 与商人的关系据《河津县志》记载，光绪初年河津地区粮食每石为白银 一两左右光绪三年发生大灾时，河津作为一个繁荣的水运码头，运来的 粮食很多，13家粮行每家粮行存粮不下千石左右，而商人互相串连，粮价一日三涨，县官接受贿赂，明知不问，使粮价每石由灾前白银一两，暴涨 到三十两以上（注：河津县志编委会编：《河津粮食志》，1984年版按清朝赈灾定律，“山西省折赈，每米一石定价银一两六钱。

每谷一 石定价银九钱六分”，阎敬铭和曾国荃本着“放粮则应撙节，放钱则应酌增 ”的原则，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估算，大口约日需十二文至十六文，小口约 日需六至八文（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八二 ，《荒政记》，中华书局，1990年而实际物价在运城却如碑文所 言“先时，麦市斗加六，每担粜银三两有余至是，每石银渐涨至三十二 两有零，白面每斤钱二百文，馍每斤钱一百六十文，豆腐每斤钱四十八文 ，葱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余食物相等注：运城市碑刻《丁丑大荒 记》芮城“升米五百钱，石粟四十两，衣服田产无常，价值一两，只 卖数分，房屋木料难济急，重十斤仅售三文注：芮城县碑刻《荒旱 及瘟疫狼鼠灾伤记》由此看来，按地方政府有限的赈银，灾民每天所 得赈银连一两粮食都买不到当大旱灾发生、粮食奇缺之时，地方政府未 能承担起有效的责任，省府既未能运入大批粮食，一些地方基层官员又未 能控制物价，甚至一些人还收受贿赂庇护投机粮商无论哪种情况出现， 粮商抬高粮价、粮食出现暴涨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而这种状况是饥民即 使破产也无法存活的要素之一 二、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旱灾如此惨烈和大面积的发生，作为地方政府，其角色与功能就显得特别 重要。

有清一代，清政府都十分重视救灾工作，并对地方官员的救灾工作有严格 的要求和详细的规定地方政府担负着报灾、勘灾、赈灾等项工作在这 场二百余年未遇的大旱灾中，地方政府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 旱灾自光绪二年持续发生后，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一方面禀报清廷，同 时开放仓谷，并令地方官在光绪三年七月以前“捐廉抚恤，又令绅富各保 各村”，七月至十一月起开赈（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 光绪朝）卷八二，《荒政记》，中华书局，1990年，第5628页 地方政府首先担负起筹粮筹款和赈贷的责任与任务据大灾后所编的光绪 朝《山西通志》中所载的这场大灾中相关七人事迹来看，其中五人为河东 官吏县吏们在这场大灾中所进行的首要工作在于“倡捐俸金，多方赈济” （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一一一，《名宦录 》，第7913- 7914页在这五人之中，他们或“煮粥食民”，或“督办赈务，亲临县 邑查勘”，或“竭力筹捐，得二千金，设局分赈”筹粮筹款和赈济成为官吏们的首要任务 灾荒发生后，若赈济物资充足并能及时发放到灾民手中，社会秩序基本会 处于一种安定的状态而从史料和碑文来看，抢劫和暴动还是发生了。

史 料记载，“（河津县）值大祲，饥民肆掠，将为乱袁希璋）乃分路缉 捕，获数十盗鞫研首从，戮十人，地方始靖注：王轩、杨笃等纂 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一一一，《名宦录》，第7915页饥 饿已威胁到人的生命之时，人的本能会促使人去抢夺食物但问题是饥民 发生暴动和抢劫的时间究竟是何时？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地方政府赈灾的实 际效果和灾民维持生存的期限这方面史料记载阙如，而碑文的详细记载 让我们知道，“迨九、十月间，饥民不安本分者，结党成群，昼夜刁抢， 虽禀官究治，命毙于桎梏下者不少，此风就未能息注：平陆县碑刻 《灾年后掩藏暴骨记》自九、十月以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 亡命，老弱者沟壑丧生注：运城市碑刻《丁丑大荒记》这两则 碑文资料说明灾民暴动和逃亡的时间自光绪三年九、十月间开始，而此时 也正是地方政府赈灾时间有阎敬铭、曾国荃的奏折为证，“拟请免其循 照例赈月份，不论灾分轻重，统于七、八、九、十、十一月等月开赈起， 至明年麦熟后”（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八 二，《荒政记》，中华书局，1990年从碑文和资料来看，灾民暴 动和逃亡的时间正是赈灾活动的时间，如此，为什么还有饥民的暴动？只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