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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人类学视角下的世界发展问题（2）,一、规模、适应与环境危机,在文化的普遍进化上我们认为是较高序列的文化并不一定比较低序列的文化能够更加适应环境许多伟大的文明持续二千年后就衰落了，甚至是在物质充裕的中世纪时期就没落了，而爱斯基摩人却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赛跑不一定快者赢，打仗也不一定强者胜 —— 马歇尔・萨林斯,将人类主体的重要性、文化变迁和规模理论综合起来思考文化的演化，这是一种更新的方法从文化规模的视角来仔细分析人类学记录的生态环境数据，可以得到直接与当代环境危机有关的许多一般性结论，环境危机包括了资源枯竭、丧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最惊人的结论是，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的速度和规模加剧了文化规模的扩大和社会权力的集中 部落社会也会耗尽自然资源，但他们会及时地改良环境这并不是要把他们美化为“ 生态贵族”，而是要表明相比更大规模的社会，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会通过地方性控制经济，更能够相对长久地保持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弹性关系一）文化变迁和适应 生态文化的进化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化演化会出现不适应的过程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系统弹性越来越弱的原因 生态文化进化论者认为，在进化过程中，基因与文化扮演着相似的角色。

文化作为人类共享象征性信息的概念，指引着人的行为，这一方式类似于基因包含着编码的指令，可以创造出人的躯体但是，在自然选择、突变和飘移过程中，人类的基因频度常发生变化因此，正如生物性繁殖与遗传，人类文化的传递是最基本的进化过程，它在传递有助于人类产生行为的基本文化理念时往往也会发生变化 人们接受的文化观念通常是被大家共享的东西而大部分文化传递发生在家庭内从父母到子女之间的社会继承过程之中，这也会发生偏移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会模仿那些被大家认为最成功者的信念与行为模仿会更容易达到也更有效，比如，大家都去效仿权力的扩张、过度地消费或者积累财富，就会使得经济增长失去控制文化规模、文化传递和文化演化过程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 在小型部落社会中，文化传递主要是通过家庭内的文化濡化来完成在此层面上，每一个家庭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试验，要发现和传递给下一代那些针对当地特殊条件能够维持家庭存续的行为严重的不良行为很快会受到惩罚，好的行为则会受奖赏并被传递下去在这样小型的家庭组织型社会中，文化的创造和模仿都是指向那些能够促进人性化过程的行为—— 也就是成功地生产和维持人类群体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曾经指出，事实上，家庭内所有重要的技术—— 包括炊事、耕作、放牧、纺织、编篮、制陶以及诸如酿酒和制作面包之类的食物加工技术——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的家庭内就已经在使用。

当时人们的智慧足以发展出更精细的技术，比如冶炼、交通和书写工具，但却没有这样做，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有些矛盾然而，对于生活在相对平等社会中的自给自足的家庭来说，他们并不需要这些“ 高等”的技术 但是，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出现了中心城市和军队，大规模的社会在政治上被组织起来，精英人物才使用这些技术支撑社会权力的集中比如，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乌尔纳姆和他的儿子舒尔吉就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帝国 古代皇帝建立起区域政权后，通过成文的法典、神谕、人口登记、正式的学校教育、宗庙、历法仪式和军队强权，轻而易举就推翻了家庭层面的文化传递 政治导向型的文化传递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它主要由精英主导，并为精英谋求利益其他更低级阶层的任何利益，都是次要的结果事实证明，精英主导的文化演化及变迁并不适合整个人类 这一变迁是短暂的，特别是它疏远了大多数人，或者减少了文化的多样性 最近几个世纪的文化进化增加了人类的多样性，但欧洲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急剧地减少了文化的多样性 当代商业精英主导全球大众传播技术，旨在得到商业集权，压倒了能够维持多样性的家庭与政治型文化传递过程 这使得少数人决定的资讯能够被数亿人接收到 由于文化演化的基础是多样性，商业规模的文化培育了文化的同质性，因此这将使文化进化出现不适应。

二）规模和文化进化 文化规模在另外的重要方面，本质上与进化和适应有关规模实际上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例如，跟大的动物相比，小动物在遭遇诸如干旱之类的环境突变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因为更小的动物生存所需的资源更少，繁殖的速度更快因此小动物能更快恢复种群数量 综合考虑生物个体的数量、物种多样性、单位面积内的生物量、整体的适应性和生态位的幅度，细菌无疑是地球上乃至整个宇宙中最成功的生物体 规模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小社会对于环境的变化能够立刻做出反应，并迅速地适应和繁殖他们也可以采用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而要在更大的社会中做到这一点则极其困难船小好调头）,重力、几何法则和系统内各维度之间功能上的相互关联性告诉我们，随着事物的增长，可能出现反直觉的变化（counter-intuitive changes） 例如，草蜢可以弹跳的距离是它自身长度的百倍，蚂蚁能够搬动的物体重量是它自身重量的十倍一个立方体在长度上十倍的增加能够导致表面积上百倍地增大，在体积或容量上则会千倍地增加 同样，一个更大的社会与一个小社会在躯体上并不一样，这将影响社会结构、功能和适应力 生物体各部分在规模上不成比例地增长，这一现象在数学中可称为异速生长公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权力自然地不成比例地集中于社会等级的顶部，直到人们采取特殊的反对措施为止生物体的外形与大小受到相对狭窄范围内物理法则的制约，同样，人类社会的规模与形态也会受到限制 从最小的亚原子（10—16 米）到普通的1 光年（1025米），宇宙中任何事物的尺寸都可以在10 的40 次方的范围内进行理解 最大的生物体巨杉有100 多米高，也只是10 的2 次方 典型的部落社会从200 人到2000 人不等从几百变到上千，在数量级上也仅仅是10 的一次方的差异（ 从102倍增到103） 政治组织酋邦、城邦和农业帝国的人口从2000 到2 亿不等（ 从103 到108 倍增） 商业组织产生的全球社会不太可能超越1010 倍的人口数量跨文化比较表明，人类的定居显示出规模效应，这在直观上并不显著，但却是适应的结果 例如，罗兰・弗莱彻（Roland Fletcher）发现，随着居住点的扩大，人口密度在下降这意味着，具有更大居住点的大社会中人均占地面积更大，较之于具有小居住点的小社会，其人口密度更低，人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压力不成比例地分布弗莱彻使用了一个几何法则来解释这一现象随着定居点的扩大，每个人社会交往对象的数量潜在地呈几何级数增长，并遵循一个简单的数学方程。

人口数量十倍的增长，可以产生百倍的潜在社交对象 弗莱彻认为这种增长将会迅速超越人类信息处理的容量，产生无法承受的成本因此，为了弥补这种交往的压力，随着居住点的扩大，人类应当减少人口密度弗莱彻发现城市居民区的面积—— 不管人口密度是多少—— 以及城市发展的速率受制于个人之间交往的技术而不是食物的供应量无文字时代最早的城市依靠口头语言的沟通，面积不超过100 公顷，增长的速率也才每100 年0.5 公顷 农耕文明发展出了文字允许城市面积上百倍的增加，其增长速率也可以达到1000 倍 电子通讯与机械印刷允许城市规模上百倍的扩大，其增长速率亦是1000 倍三）文化进化与适应 对于文化进化和适应，通常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文化演化意味着更加安全，更加不受环境的制约，以及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 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进化发展的层次越高，适应就会越成功 然而，正如人类学家罗伊・拉帕波特所言，等级结构越复杂，文化体系就越不适应 较高层次的决策制定者可能无法充分考虑他们的决策对于地方的影响 假如文化进化理论是和谐的，对于已知的家庭规模型社会避免环境灾难发挥了显著功能，则要仔细审视这些理论及其解释现代文化进化理论的主要先驱莱斯利・A ・ 怀特，将文化进化与人均能量利用率联系起来。

人均消耗能量越多，文化发展就越高级 其他人对这一理论进一步加以阐述，提出两种互相关联的文化进化：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一般进化关注进化的层次，也即怀特感兴趣的“推进”形式文化进化的高级形式具有更高的能量消耗、更复杂的组织、能够开拓更广的地域环境以替代低级的文化形式此类文化进化类似于本书所讲的“文化规模”这一概念，部落、帝国和商业社会代表了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矛盾的是，正如现在我们所见，文化的一般进化实际上减少了安全性、多样性和能源利用效率，急剧增加了环境危机的可能性此外，这种发展增加了工作量，减少了许多人的生活机会特殊进化则意味着适应当地的环境，这是部落社会所擅长的 很明显，处在文化进化低水平上的小规模社会比更“高级的”文化有更高的能量投入产出比，能更稳定和更成功地适应环境这一点先前被人类学家所忽略，他们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印象深刻，却未注意到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的差别 比如，耶胡蒂・科恩（Yehudi Cohen）在使用“适应”来描述文化的一般进化时说到，在技术进步的每一个阶段（他使用了狩猎采集、农耕和工业主义），人们越来越适应，生存越来越安全，受环境的束缚越来越小，越来越有效地利用能量。

在科恩看来，文化进化是因为人类总想征服和统治自然，在一些地方只是因为缺少基本技术，文化进化才受到压制 对诸如食物生产与政府组织一类的重要文化进程开展的研究表明，早期的理论家过度强调了发明与发现的作用 文化创新能够克服自然与文化对规模的限制，产生更大的社会，因为政治精英追逐权力就会发展和促进文化创新，这使得文化的进化更可能发生非精英的大众不得不对规模增加所产生的问题加以调适 鼓励增长的创新机制包括发展更多的能源密集型产业 改变信仰体系让等级制度看起来更加自然 进行制度改革以便组织更大的生产和分配体系 通过扩大交流、减少社会干预规划和建设城市，使得更多的人居住在更宽阔的地域内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进化观点—— 它表明扩大规模实际上增加了适应的风险，因此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这样去做 按照这种观点，尽管大规模的社会最终会对生态和自然资源造成更大的负担，而规模受到的限制不得不通过文化而不是自然的方式来解决可以通过三个文化规模的外在持久性来描述扩展文化规模所具有的令人质疑的优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过去的十多万年里，人类分别经历了部落、政治集权的帝国和商业社会文化三个体系，越往后体系越加复杂，资源和能源利用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每一个体系持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

部落世界存续了5 万多年，远远长于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世界存续的6000 年商业世界延续仅仅几个世纪，但在过去的150 年里却导致生物圈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退化 在商业世界中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整个20 世纪，约有2 亿人死于惨无人道的战争和政治冲突，截止到2001 年，超过8 亿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其日常的能量需求 对于人类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进步的趋势进步可以用技术的复杂程度来衡量，它能让人类开发更多的自然资源，但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挣脱自然的束缚 科恩提出进步意味着“免受环境的限制”，这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将会令人惊讶地推出许多短视的结论，对全球规模的市场和先进技术存在的适应性弱点进行现实的评估，将会直接与这些结论发生冲突例如，他认为日益掌控自然就能保证食物供给越来越有保证，超市以及人们能吃上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就是征服自然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然而，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我们要超市是因为它们在全球经济中可以产生更多的利润，但若是可持续性很重要，就要计算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和环境代价 全球食品体系日益脆弱且代价很高，相比区域和地方体系，它们产生了更多的社会不平等早期的作家们只在表面上看到了工业社会成功地再生产及其摧毁、取代“ 较低级、较低效率”的社会与文化的能力，就满怀信心地评定其具有“ 更高”的适应成就。

成功地再生产指的是人口的增长和文化本身的繁殖在这方面，产业资本主义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