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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命名在古代自传文学的功能研究论文 　　 　　自我命名在古代自传文学的功能研究论文【1】 　　 　　〔摘要〕中国古代自传有其别于西方自传的特质，不能因其作者与传主名称表面的不一致而视之为寓言和反自传 　　 　　自我命名在古代自传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功能 　　 　　它是自我价值、人格的集中展示，是自传作品的主题、结构原则 　　 　　捍卫、确证自我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特性决定了自传自我辩护的基调 　　 　　〔关键词〕自我命名;自传文学;自我独特性;自我辩护 　　 　　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余英时认为“较之欧洲却未见得逊色”，“以自传文字而言，司马迁的《自序》(及《报任安书》)，班固的《叙传》，王充的《自纪篇》，葛洪、刘知几的《自叙》等都是不折不扣的自传文字 　　 　　中国自传的兴起不但远比西方为早(西方以4～5世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正式自传之始)，而且确实形成了一个传统” 　　 　　〔1〕但这一传统至今尚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唐刘知几是极少数对自传做过探讨的古代学者之一，《史通》中《序传》一篇对唐前自传做了初步的总结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上世纪末作为“发现中国丛书”之一在日本出版，1999年译成中文，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至今国内尚不曾出现类似的专著，甚至单篇论文也非常罕见。

　　 　　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研究之所以滞后，重要的一点是一些研究者囿于西方的自传定义，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自传，不足重视 　　 　　何谓自传?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概念，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法国学者菲利浦·勒热讷1975年所下并在2000年重申的定义：“1.‘散文’，因为99%以上的自传均采用这种文体;2.‘现实中人’，以与虚构人物相对(但是如何得知作者实有其人，他说的又都是真相呢?我的工作——文学研究实践——的大部分任务便在于此);3.‘个性的发展史’〔2〕 　　 　　但勒热讷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概念的局限性，在其《自传契约》开篇即辟专节讨论此定义的局限，指出：“显然，严格的符合我们定义的‘纯粹的自传’是不存在的……另外，我们从绝对意义上应用这一定义而没有考虑到自1770年以来所发生的演变〔3〕如以勒热讷对于自传所下定义的第二点来衡量中国的自传文学，就容易产生误解 　　 　　勒热讷之所以特别强调作品人物是“现实人物”而非“虚构人物”，并把这种认定工作作为他的重要任务，这是因为西方文学是建立在想象虚构的基础之上，不把作品看成作者实际人生的叙述是西方作者和读者的共识 　　 　　也因为这样，勒热讷才创立他的自传契约理论，视传主名称与作者姓名一致为自传作者向读者所作出的保证作品内容真实客观的承诺。

　　 　　受此理论影响，一些对自传理论有精湛造诣的学者，仍然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白居易《醉吟先生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等自传为“寓言”、“名副其实的‘反自传’”，〔4〕因为这些作品的传主名称都是自号，与作者真实姓名不一致 　　 　　但是，在中国的文学阐释传统中，这些传记虽然没有出现作者的真实姓名，却并不妨碍对其自传性质的认定 　　 　　比如沈约、萧统、李延寿、房玄龄等人为陶渊明作传，都全文引录其《五柳先生传》，并加“时人谓之实录”的案语 　　 　　可见无论是“时人”还是沈约等人，都不会把“五柳先生”视为寓言式的虚构人物 　　 　　又如《新唐书》中《陆龟蒙传》基本上是概括陆龟蒙《甫里先生传》而成，《王绩传》于叙王绩一生行事后引录王绩《无心子》以作总结 　　 　　在西方，强调作者与作品中人物名称的一致性是为了保证自传叙述的真实性，那么，在中国古代，自传作品突出自我命名又有何深意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重心所在 　　 　　①关于嗜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参看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XX年，77、78页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采用的自我命名与自号两个概念略作解释。

　　 　　自号是自我命名的重要形式之一，而自我命名的本质是自我定义、自我身份认同，内涵比自号宽 　　 　　比如，元结自称“愚者”、“穷者”，张岱自称“有明著述鸿儒”，这一般不认为是自号，但却属于自我命名 　　 　　(一) 　　 　　名称是人或事物的特性的概括和反映 　　 　　自传作者自称姓名或官职或郡望，但这些称呼或表血缘、地缘，或表社会地位，对于个体而言，都是比较外在的特征 　　 　　至魏晋，有了自号 　　 　　号是对个体内在特征的定义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5〕命名的随意化表明了对名声的忽视 　　 　　《抱朴子·自叙》开篇作自我介绍：“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6〕真实的姓、名、字和籍贯反而成了号的补充成分 　　 　　篇中又特意解释了号的由来：“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7〕这显然是因为葛洪认为“抱朴子”这个称号比自己的真实姓名更能体现自己的个性 　　 　　初唐王绩有《无心子》、《五斗先生传》和《自作墓志文》 　　 　　《无心子》自序创作动机：“东皋子始仕，以醉懦罢。

乡人或诮之，东皋子不屑也退著《无心子》，以见趣云〔8〕《五斗先生传》塑造“以酒德游于人间”的自我形象 　　 　　这一极端颓废虚无的形象背后，蕴含着的是忘怀得失尊卑的超脱精神境界 　　 　　《自作墓志文》按照一般墓志铭惯例先叙写自己姓名、出身，但“无功”之字是自字，且在解释何以“自为之字曰无功”时穿插进“人或问之，箕踞不对”，这种打破常规的写法，既表示了对世俗价值的鄙视，也突出了自己“盖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的特点 　　 　　次之介绍自己少年时学习情况、性格特点、仕宦蹭蹬经历，重点在于“无闻” 　　 　　最后写归隐后生活，“尝耕东皋，号东皋子” 　　 　　“东皋子”之号因其躬耕东皋而得名，而躬耕代表着隐士自食其力的极端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9〕王绩言自己“无功”、“无闻”而“有道”，正是自居“至人”、“神人”、“圣人” 　　 　　王绩的隐士形象主要通过“无功”、“东皋子”这一称呼而得以体现出来 　　 　　晚唐陆龟蒙《甫里先生传》：“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人见其耕于甫里，故云〔10〕这种随意的命名方式来自《五柳先生传》，而有新意的是对躬耕意义的认识。

　　 　　当陆龟蒙力耕谋利受人讥讽时，他以“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为妻子之天”为由予以辩驳 　　 　　〔11〕公开宣称必须为了妻儿过上比较充实的物质生活而努力耕作，这在隐士的传统里是非同寻常的 　　 　　隐士放弃仕进，经常面临经济的拮据，在个人操守与履行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之间，总会出现两难困境 　　 　　他们内心应当也是充满矛盾，但在文学作品里，总会把贫穷作为自己清高品节的证据加以重点表现，而对妻儿的感受绝口不提 　　 　　后汉王霸选择过躬耕的生活，导致儿子面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贵介公子时产生严重的自卑感，王霸因此而羞愧，而其妻却认为根本无此必要，因为王霸的高洁胜过任何官职 　　 　　在这里，儿子的利益成为成全父亲高洁节操的理所当然的代价 　　 　　王霸妻的这一行为被视为“才行尤高秀”、“美志行”而载入《后汉书·列女传》，也反映了史家对这个两难问题的选择 　　 　　〔12〕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也提到因隐居而致使妻儿饥寒的情况，但是他“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甚至埋怨“室无莱妇” 　　 　　〔13〕他只顾把公田用以种植酿酒用的秫，把颜延之赠送的钱全部用以买酒，以满足自己的酒瘾，显示自己不慕荣利的洒脱胸襟，却忘了妻儿是否愿意过和他一样的生活。

　　 　　陶渊明在努力追求自己人格完善的同时，其实出于一种非常自私的目的，他自己也说得非常明白：“自量为己” 　　 　　〔14〕在隐士以躬耕为洁身自好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体现着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等级观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陆龟蒙关于躬耕的认识便有了全新的意义：表面看是道德感的下降，其实是责任感的增强，是一种平实的、富有情感的人性的回归 　　 　　这也是“甫里先生”的人格特征 　　 　　记载自我各种高雅嗜好是古代自传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展示自我独特性的一种有效手段 　　 　　正如杨晓山所指出的，不同的癖好由于对象的不同而在价值上有等级差别，因此可用以臧否人物、自我表现 　　 　　①而把雅癖作为自我定义的重要依据，并进而作为塑造自我形象的重要手段，是古代自传作家的创造 　　 　　在这方面，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和欧阳修《六一居士传》具有典范意义 　　 　　《醉吟先生传》是白居易晚年形象的自我写照，他以癖好为自我定义，揭示了自我的独特性 　　 　　文章首句即道;“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15〕在官本位的古代社会，官爵的高低是一个人价值的最主要衡量标准，姓字和乡里，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也不可或缺。

　　 　　这三个要素，体现了个体与家族、地域和官吏这些群体的联系，个人的特征通过群体特征予以确认 　　 　　白居易宣称他“忘”了这些要素，意在表明他对此一群体身份和价值评价体系的抗拒 　　 　　文章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叙写了他以醉酒和吟诗为核心要素的生活，并为这种生活做了总结：“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余首，岁酿酒约数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 　　 　　〔16〕以数量的方式表现他的幸福感 　　 　　在《山中独吟》中，白居易宣称：“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销，此病独未去〔17〕他认为癖好是人的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特征，而癖好的不同便是人的独特性的表现 　　 　　他之所以骄傲地自称癖章句是一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是因为它是寡欲清高的体现，病愈重则品愈高 　　 　　总之，“醉吟先生”，已不同于传统隐士的冷眼面世、背对人间，而是热情追求并享受日常生活的新式隐士 　　 　　参看[日]川合康三著、蔡毅译《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99页 　　 　　如同白居易一样，欧阳修也以嗜好作自我的定义 　　 　　他自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18〕 　　 　　要理解欧阳修这一名号的深意，必须了解唐宋士大夫对于雅癖问题的焦虑 　　 　　自中唐以后，尤其是北宋，士大夫对玩好的嗜癖成为一种持久不衰的风尚 　　 　　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纯粹私人性的、追求一种审美适意生活的问题，但其实不然 　　 　　由于这种癖好流行于对社会管理负有重要责任的士大夫阶层，尤其是宰相、皇帝的热切参与，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从而引发了士大夫的焦虑和反省 　　 　　杨晓山指出：“从北宋诗歌里，我们能看到一个深刻的悖论：对石癖抨击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人，往往就是最富激情的石痴者本人 　　 　　几乎每一个对石癖提出过道德和哲学置疑的诗人，都写过称赏奇石之美的诗篇 　　 　　”〔19〕杨晓山说的是石癖，其实，这种情况也普遍地存在于北宋士大夫的各种癖好中，欧阳修、苏轼都是显例 　　 　　欧阳修雅好赏石，但作《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记跋》对李德裕的石癖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又作《菱溪石记》表明自己对奇石能“一赏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