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中的历史.docx

    元曲中的历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20）：I207.42：A：41-1413（2011）09-0000-01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创作绵延不绝，佳作迭出，而元杂剧作家对历史题材的剪裁与天才的艺术把握值得关注，对当代历史题材戏剧的创作极具启发意义元杂剧作家们广泛选取历史题材，把时代精神、百姓诉求、人民愿望当作剪裁历史材料的工具，以史写心；勇于将悲剧的现实和悲剧的情怀当作反思和缅怀历史的苦酒，倾入欣赏者的心灵；执着于高擎传统道德的旗帜，在社会普遍的迷茫和混乱中充当重建社会正常秩序的旗手；毫不掩饰地挥洒着“一代文人有厄”的痛楚之泪，挥洒着故国之思的凄凉之泪，挥洒着民族压迫的不平之泪，挥洒着英雄末路的悲哀之泪，挥洒着对爱情消逝的同情之泪……创造出持久而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家国情怀在元代历史剧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被剧作家刻意展示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突出地表现为对汉朝历史的书写和对刚刚逝去的赵宋江山的依依不舍因为汉朝和赵宋王朝在当时百姓心中承载了汉文化的自豪与自尊宋王朝创造了可以与前代媲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从建国之初一直到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两百多年中，内忧外患，争战绵延不断，这个政权的生存遭受了无数次威胁——宋辽对峙，西夏骚扰，金兵入侵，蒙古贵族的长驱直入……却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屡次以屈辱求和告终。

最终蒙古贵族的铁蹄踏破了江南偏安朝廷的歌舞升平，南宋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蒙古贵族征服了富庶的赵宋江山，却没有征服汉族文明元杂剧作家大多出身于下层文人，他们不仅与广大下层百姓一样承受着蒙古贵族的压迫，同时还承受着“八娼九儒十丐”的耻辱于是，他们在剧作中挥洒着这种时代情绪在关汉卿的名剧《关大王单刀会》中，作者借关羽之口，把割据军阀的混战转化为对国家正统的维护，大义凛然地表白了“汉家天下”的正统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王允把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是皇亲，合情受汉朝家业则你那吴天子，是俺刘家甚枝叶？请你个不克己的先生自说！”（第四折[沉醉东风]）这段唱词义正词严，一连使用了五个“汉”字，在当时的舞台上演出，显然有着隐喻亡国之痛的文化功能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则突出了存“赵孤”的行为，韩厥为保存“赵氏门中一条根”，不惜杀身成仁；公孙杵臼怀抱“凭着赵家枝叶千年永，晋国山河百二雄”的坚定信念，勇于舍生取义；程婴为了保留“赵氏”一点血脉，竟然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视死如归，这显然蕴含了对赵宋王朝的眷恋之情在元朝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中，《汉宫秋》是一部极具时代特色的作品，它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厌恶战争，追求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热切愿望，而对女主人公王昭君形象的塑造别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在历史记载中，王昭君远嫁匈奴是因为匈奴贵族主动向汉王朝求婚，这无疑是和解与示好的一种方式但在马致远笔下，却出现了番强汉弱的政治局面，汉元帝万般无奈之下忍痛割爱，令妃子王昭君远赴匈奴和亲作者的处理显然暗合元代的历史环境，凸显出对蒙古贵族民族压迫政策的强烈不满而王昭君则由普通宫女转变为深明大义、忠君爱国、具有民族气节和民族自尊心的女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放弃生命为反抗方式来表明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王昭君成为民族意识、反抗精神、英雄情结这三种时代精神的综合体和承载体但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昭君的举动深深打动了单于，单于主动与汉朝和解，希望“依还的甥舅礼两国长存”，唱响了民族和解的赞歌，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渴望和平，渴望民族和解与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顺应了时代与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元杂剧中，数量可观的水浒戏颇值得注意元代社会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百孔千疮的法律规范不足以保障善良民众的正当权利，他们备受侮辱与损害，而“替天行道”、保国安民的江湖义士则代表了一股正义力量，他们自觉地充当了维护社会公义和百姓利益的角色，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抹亮色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中的李逵、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中的燕青、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的鲁智深等鲜活而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以及他们传奇的英雄事迹，表达了人们对公平正义、政治清明的不懈追求。

人生遭际元代大多数汉族文人遭受凄凉的境遇，这种凄凉境遇表现为满腹才华无处施展的无奈，建功立业梦想的破灭，以及屈居社会下层的愤懑隋唐以来确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文人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这个制度促使他们怀抱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怀抱实现自身价值的功名欲望，不断催促着他们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期待着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建立不朽的功业但元代前期并没有为文人提供这种正常的晋身渠道，即使在元中期科举制度重新实施以后，与宋代相比科举录取名额仍然大幅度减少，再加上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汉族文人的处境可想而知面对迷茫无望的前途，他们只能发出“儒人颠倒不如人”的无奈慨叹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是一种聪明无益的怨愤情绪，向我们昭示出这是个压抑和埋没人才的时代，无论是文人、武将，还是市井小民，都普遍地体会到一种不能人尽其才的苦闷面对这样的不平现实，历史剧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人物元代文人在历史剧中编织着一跃冲天的幻梦，并把这种幻梦寄托在历史上功臣名将身上，如《十八国临潼斗宝》中的伍子胥、《后七国乐毅图齐》中的乐毅、《吴起敌秦挂帅印》中的吴起，此外还有活跃在多部历史剧目中的苏秦、张仪、韩信、张良、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这些历史英雄发挥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业绩，功成名就。

这种热望在剧作中的寄托和宣泄才能让文人们在长期的苦闷和压抑中得到短暂的喘息郑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中王粲对功名视若囊中之物：“趁着这鹏鹗西风万里秋，非拙计，岂狂游？凭着我高才和这大手……稳情取谈笑觅封侯高文秀《尉迟恭单鞭夺槊》中的武将们“全仗匣中三尺剑，会看唾手取封侯一个待功标汗简，一个待名上凌烟这种对功名的强烈追求，对个人价值实现的向往乃是席卷元代社会的极富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当然，幻梦只能是一时的心理慰藉，现实的冰冷与残酷才是真实的存在元代剧作家对于求取功名路途中的种种坎坷与阻碍是深有体会的，所以在剧作中，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愤懑和不满，写出了功名之路的艰辛和阻碍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中张镐揭示了自己的尴尬处境：“我本是那一介寒儒，半生埋没红尘路则我这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走投无路的困境使他发出了不平的呼声：“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不平之情可见一斑文人求取功名的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主人公似乎一直受到命运的捉弄，一次次徘徊于失望与希望之间这样的情节似乎昭示着文人的历史宿命，但引起人们浩叹的决不是命运之神的无情，而是社会与历史的无情。

当主观的热切追求遭遇冰冷的现实时，人们可以有两种应对的方式：一种是积极的，愈挫愈勇，屡败屡战；另一种是消极的，放弃努力或别寻出路，以消解现实的苦难元代作家同时也为失意文人提供了解脱的方式——隐遁剧作中主人公看破了功名富贵，参透了仕途艰险，主动地选择放弃马致远《西华山陈抟高卧》中的陈抟虽然洞悉天机，才能出众，而且有关心“苦恹恹天下生灵”的儒家情怀，但他却出奇的超脱：“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的是重裀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本居林下绝名利，自不合刬地下山来惹事非，不如归去来兮一幕幕功臣名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君王的喜怒无常，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之情，促使他们走向深山野谷，寄情于山水之间，采取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态度以求自保这种逃避的方式固然消极，但不失为一种解脱方式悲剧意味纵观元杂剧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并不缺乏悲剧，中华民族戏剧文化的晚熟并没有阻碍杰出悲剧的诞生王国维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

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则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在王国维所列举的七种悲剧中，历史题材占了五种的确，许多历史剧作品弥漫着浓重的悲剧气息，而这种气氛的营造则当为剧作家悲剧的情怀使然尽管此类历史剧的结局不免落入“始困终亨”的大团圆俗套，但是，喜剧的尾巴不过是剧作家聊以寻求心理的安慰，而他们刻意营造的悲剧情节和悲剧气氛，蕴含其中的悲剧精神及其所能引起的心灵震撼和反思才是最宝贵、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部分元代作家在历史剧中向我们揭示了国家遭受颠覆的悲剧，民族遭受凌辱的悲剧，英雄遭受迫害的悲剧，文人遭受压抑的悲剧，爱情遭受毁灭的悲剧……关汉卿的英雄悲剧《关张双赴西蜀梦》最有特色此剧的主人公乃是作家的精心安排的张飞魂魄在作家看来，以生者的角度来观察世界、体察人情不免过于平淡，而以一个死者的眼光回望过去、倾吐一腔怨愤与怀念之情，作品的悲剧气氛会得到了空前强化张飞这样一位昔日勇冠三军、横刀立马、豪气冲天的将军，竟然“壮志消磨，暮年折挫，近日向匹夫行伏落”，死于小人之手，变成了游荡的孤魂无所凭附，“有国难投”，沦落到“皂朝靴踏不响玻璃甃，白象笏打不响黄金兽”的地步。

如此强烈的反差实在令观众无法坦然接受，但剧作家还是一再向观众强调——这就是冷冰冰的现实，英雄的结局就是这样悲惨在鬼魂出场后，读者与观众的心理期望与剧作现实的对立冲突空前强烈，作品的悲剧气氛也随之得到了空前加强，作家预期的叙事效果自然也就得以实现了在反映改朝易代、动荡离乱、家国衰亡的历史悲剧中，悲剧精神得到了更为显豁的展示作者这种悲剧性的体验来自于宋元易代的特定现实，作家们通过表层的个体悲剧命运的呈现来揭示国家的悲剧命运，其突出的代表就是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和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这两部作品用帝妃爱情的悲剧承载了历史的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剧创作中具有开创性和典范性的意义作家用浓笔重墨描写帝妃的深厚情感，并让这种情感贯穿全剧始终，情感的发展历程与历史的发展进程紧紧结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情感的萌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成为王朝命运的“晴雨表”两者的情节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爱情的成熟/国家陷入混乱威胁——爱情的破灭/国家重新回到安定状态从表面看来，这样一种模式似乎是“女人祸国论”的诠释，而在实质上，马致远和白朴提供给我们的是更为深刻的历史批判与反思：堂堂汉朝何以以一女子和亲，以换取片刻的和平？盛世的唐朝何以瞬间兵败山倒，以牺牲一个女子的生命安定军心？剧作家告诉我们：造成国家和民族悲剧的罪魁祸首乃是昏庸享乐的皇帝、自私无能的臣子，而女子不过是这种恶劣政治的牺牲品。

皇帝们秋夜雨打梧桐、雁鸣哀哀中的刻骨思念固然充满了悲剧气氛，值得同情，但是这种思念中，是否还饱含君王对政治现实的无奈，对自身政治作为的悔恨？皇帝们零落的泪雨背后是剧作家隐隐的亡国之痛，是他们对历史动因的真诚探求，是他们对腐败政治的悲愤之情种种情绪激励着人们以崇高的悲剧精神审视历史，在咀嚼苦涩的悲剧中更加清醒、理性地面对现实人生四、人性与情感强烈的抒情倾向是元杂剧乃至中国古代戏剧一个共同的特征明人何良俊对情感描写的艺术感染力有深刻的认识：“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只有表现“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这些人们能够共同体验的情绪才能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共鸣这些平凡的情感在历史剧作品中表面上似乎与严肃的历史主题存在距离，但是从实际的艺术效果来说则起到了升华历史剧主题、强化历史剧文化意蕴的积极作用《汉宫秋》、《梧桐雨》将爱情发展与历史发展的步伐环环相扣、彼此呼应，缠绵悱恻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