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历史学论文.doc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_历史学论文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

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

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1]“一二百道”，见《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三场”条，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734页[2]《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三场”条又说：“今则……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再次反映顾氏深恶痛绝的重点所在[3]时文，在明宪宗成化以后与清代，与八股文同义但此处坊刻时文，专指某一时期被认为水平较高之范文，多选已中举者之试卷为之，供士人揣摩、学习见《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不读经史，只读这些时文，与前述只读名士所撰八股文，在顾氏心目中，其弊无异 [4]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坊刻时文》；又参上引《日知录集释》“十八房”条[5]《日知录集释》“三场”条[6]《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原注[7]《日知录集释》“三场”条三场”指明初定制，科举所考之三场：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论、判，及诏、诰、表任选其一；第三场经史时务策，见《明史·选举志二》[8]黄宗羲《科举》，载《清经世文编》卷五七《礼政四·学校》八大家，当指唐宋八大家，明中叶以后惯用[9]《日知录集释》卷十六“试文格式”条。

[10]《蒋山佣残稿》共三卷，此据尚志堂钞本的传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三种文见第一信此稿还有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所藏尚志堂刻本（据王蘧常《顾亭林著述考》，见《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以及1963年台湾世界书局版，惜俱未曾寓目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出版的《顾亭林诗文集》，中收《蒋山佣残稿》，就是根据日本大阪藏本转录排印的又《亭林文集》卷四亦有《与李霖瞻书》，与《残稿》第二信文字相当而略少[11]第二信与《亭林文集·与李霖瞻书》也都有“从弟子严，连得二孙，又令荆妻抱其一以为殇儿之后”等语，仅无“今将六旬”句[12]衍生还有胞兄，名琦，字公成，同《蒋山佣残稿》卷一《与侄公成》此即衍生为何可出嗣，且年纪不大的原因[13]明代八股文在“大结”之前，必须“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卷七○《选举志二》），因经书中“古人”多为圣贤，故一般称“代圣贤立言”前文引《日知录集释》“试文格式”条顾氏语“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云云，即此制存在之证，也是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文体，而对此制并无微词之证[14]《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程文”条[15]同上条集释引“沈氏（彤）曰：《神宗实录》：……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刊而学官，以为准则”。

这和后来清乾隆刊布《钦定四书文》的指导思想一样[16]《日知录集释》“十八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