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自杀原因初探.doc

沈从文自杀原因初探———兼谈沈从文与郭沫若的恩怨●李传玺1949 年 3 月 9 日，沈从文试图自杀，被龙朱发现制止后来他又找到机会，一个人走进卧室，将门锁上，用刀片割开自己的动脉，在清华读书的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恰巧来沈家，从房前经过，听到里面有呻吟声，发觉情况不对，推门推不开，便打破窗户此时沈从文已经头脸都是血，并且半昏迷，急忙送医院急救，这才挽救了沈从文的性命沈从文为什么会自杀？从现在许多文章来看，都把它归结到了郭沫若的批判文章上，并且认为沈从文后来远离文学创作，也是由于郭的批判文章的深远“影响”其实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而这个“简单”，就是由于许多人没有也不去了解这个批判的来龙去脉，以及此时沈从文真正的心态应该说郭对沈的批判是沈自己挑起的，沈 1949 年的人生走向也不能由郭的文章来负责一、沈郭二人矛盾的由来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应该有郭及创造社影响的影子，可是到了 1930 年与1931 年间沈从文写现代作家论时，对郭沫若给予了高度赞扬的同时，对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又给予了严苛的批评抗战爆发前后，沈从文先后推出了对文学创作“差不多”现象和作家从政现象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梁实秋倡导的文学创作“与抗战无关论”的阵营。

自然他的这些文章一出，立即遭到了批判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只身偷渡回国，担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成了左翼文化阵营的主要领军人物，此时又成了主管战时宣传的领导人物，这些批判肯定少不了他的声音两人算是走到了对立面让郭沫若更为恼火的是沈从文对郭沫若第三厅工作的批评沈从文根据一个不确的消息，认为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不会花钱，把庞大的工作经费花错了地方，从而对第三厅的成立到工作成就以及郭沫若的人品提出了质疑这应该是沈从文的一个过失，固然可看出沈从文天真的正义感，但这种批评不能不说是近乎政治及人身攻击对此，郭沫若当时没有反击，但到后来撰写《洪波曲》时看似顺带却又是极其有意严肃地作出了回应和澄清有些自命清高的人如沈从文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如果说前面的论争有时过于严苛，但还有学理支撑的话，这里就有对造谣的愤恨了，据说，在此后“文协”改选时，郭沫若就把沈从文从理事会名单中给钩掉了两个人的矛盾从学理到人身全面地形成了对立二、郭沫若的反批判郭沫若现在为人诟病的那篇批判沈从文的文章是怎样出来的呢？同样是因为沈从文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接受记者采访时，或许是口无遮拦或许是有意对左翼文化人包括郭沫若，以及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由不了解而进行的批评引发的。

1946 年 8 月 27 日，沈从文只身回到了因抗战阔别了九年的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31 日下午他接受了《大公报》著名记者子冈、徐盈的采访他批评丁玲去延安，“丁玲他们为什么去了，反倒没有什么作品了呢？”紧接着他又接受了《益世报》记者姚卿祥的采访，他再次臧否了大量左翼文化界人士记者提到郑振铎与郭沫若，他摇了摇头，并拿巴金与茅盾来作比，“文化生活出版社是有极大贡献的，但巴金却在那里默默地支持着它，而且是很吃力地工作茅盾很沉默，不像郭沫若一般地飞莫斯科当时的采访，沈从文是“随说随笑，瘦小的脸盘上那一只不大的嘴，半张开着，柔和的声音哧哧地笑了出来，并且用三个中指轻轻地抚在上嘴唇上，像是想大笑而又不好意思笑出来时用手去堵嘴一样，他还向后仰几下身子”提起何其芳，以及其他延安朋友们，他以为何其芳这几年都把心力花到政治上去了，“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用政治来干涉文学，那便糟了这里可以看出，一、沈从文执著于自己的文学态度的可爱可敬，对于文学界朋友文学生命的真诚关心关注，及其文学前途的忧虑这是一种赤子情怀二、但他在批评一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人物时所发散出来的负面效应同样很大，沈从文所批评的都是左翼尤其是走向延安的革命作家，这不能不让左翼以及延安产生强烈关注甚至不满。

但沈从文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除了这些谈话，同年 11 月至 12 月，他先后发表文章，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坚持走纯正文学之路的历程为经，在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黑暗腐败现象作批判时，又把所有政治混为一谈，并稍把批判的锋芒偏向左翼及革命阵营面对越演越烈的内战，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当时国共正面临正式决裂，民主革命势力正处于弱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及其民主运动正需要争取全国各界各阶层群众的理解支持，一回到北平的沈从文几次三番发表这种不利于民主革命的言论，他遭到来自革命阵营的反击批判将势所不免作为旗帜性人物的郭沫若，再次走到了批判沈从文的前台到了 1948 年初春，集聚在香港正待进入解放区的一批左翼文化人，针对沈从文的上述言论，在《华商报》、《大众文艺丛刊》上来了一次集中批判邵荃麟批沈从文的《一种新希望》，指斥他担任的角色是介于“二丑与小丑之间”的“三丑”，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冯乃超批他的《芷江县的熊公馆》，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弄臣”这里最出名，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的，当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在此文中郭沫若抓了“三个代表”：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

这里单说他对沈从文的批判，郭沫若认为“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是“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是写文字上的春宫”：“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三、沈从文自杀的原因1933 年 9 月 9 日，沈从文同张兆和结婚，之后他在写评论文章时，就曾受到张兆和批评张兆和 1937 年 12 月 17 日从北平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不适宜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都觉不妥之处太多……我觉得你的长处，不在这方面，你放弃了你可以写美丽动人小说的精力，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却撕得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张兆和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仍然可以看出沈的执拗回到北平，他又是说又是写，左右开弓而又“偏重”打左，朋友们都为他这种做法着急一天，在上海巴金家里，李健吾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说是应该劝劝从文还是像过去那样写写小说，不要再写这种杂论了，巴金对李健吾的意见也很以为然在座的汪曾祺便把二位老友的意见，写信告诉沈从文”（吴立昌）但沈从文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劝告。

于是左翼的反批判终于不可避免地来临，并引发了试图自杀的悲剧　　现在人们认为沈从文自杀的主要诱因就是郭文其过程大致是：平津战役打响后，北京大学原本隆重庆祝它的五十周年的校庆，因为时局急转直下，只好草草收场，但北大民主墙却再度热闹起来，张贴的标语和壁报越来越多，在文化方面，批判的对象似乎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沈从文的头上，一张张标语挂了出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有一天，壁报上赫然张贴出了一份长文，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用大字工整地抄写着沈从文一看这份长文，感到紧张而害怕他知道郭沫若的身份，左翼文坛的权威与领袖，这是不是代表着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呢？是不是表示着即将建立的新生政权可能对他的态度呢？他无法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于是越来越紧张的焦虑使他“逐渐陷进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境界”（沈虎雏语）四、沈从文自杀到底该怪谁对沈从文的自杀，郭文可能是一个客观诱因，但完全把原因都推给郭文则是不公正的其一，过分地将沈文上升到政治高度来加以批判，从今天看来固然有些不妥，但以当时的情境来看，他人的批评甚至反击也在情理之中其二，即使郭文真的对沈从文具有那么大的震慑力，但也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向郭沫若。

除了上面所说的历史与现实纠葛外，还有就是此文在北大民主墙贴出，并不是郭沫若指使，也没有证据表明郭沫若当时就知道此事其三，此文是不是真的有后来所说的那么大的震慑力呢？此文发表于 1948 年春，到平津战役开始北京大学学生在民主墙上贴出此文时已经将近一年时间国民党动员北大教授南撤时，也有人来动员沈从文，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陈雪屏还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但他拒绝了，说明他对共产党还是持着最基本的信任态度的他回到北平后，由于夫人张兆和去了苏州，他住在朱光潜先生家在郭文中，不仅批了沈从文，还批了朱光潜、萧乾北大挂出郭文，应该是不仅仅针对沈从文一人，另二位先生为什么就没有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呢？另外，北大的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来到他家，希望他能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夫人张兆和的堂侄女张小璋（即革命烈士张璋的女儿，沈从文后来想以一革命烈士写一长篇小说，即是以张璋为原型）此时也住在他家，并从他家出走直接参加革命的他精神紧张后，梁思诚、林徽因夫妇又把他接去多方地宽慰他虽然郭文可能对他产生一定的攻击力，但在他的周围，了解他的进步学生以及进步的亲友关系同样也可能给他树起安全的屏障。

可他又确实于此后不久开始神经崩溃到底是不是郭文导致的呢？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此事过后不久，沈从文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剪开一看，信笺上没有称呼，没有署名，大大地画了一个子弹，下面写着一行字：“算账的日子近了这封信如今已成了悬案从当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所持的争取团结教育引导的态度来看，也从当时北大进步师生对沈从文的态度来看，这封信不可能是即将进城的共产党人或地下党指使人所为，一种可能是进步的学生冲动所致，更有可能的是国民党留下的敌特人员或者对共产党持敌视态度的人所为正是这封匿名信使沈从文的神经紧张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他从潜意识里涌起一种恐惧开始恐惧的沈从文有种不被理解的委屈，有种找不到渠道申诉的压抑，他渴望能找到一个能代表党说话且说话算话的人表白自己，从而获得认同比如他曾说：“叫我怎么弄得懂？那些自幼养尊处优，在温室中长大，并且有钱出国留学的作家们，从前他们活动在社会的上层，今天为这个大官做寿，明天去参加那一个要人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仍活动在社会的上层，毫无问题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里面，有不少我的老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到现在都不让他们和我见面。

这段话实际上透明了他此时真正的心理状态威胁，恐惧，委屈，压抑，渴望，好几种情绪纠缠在一起，于是到最后越陷越深，越搅越乱，越想越混，越来越无法寻出一个解脱的办法，而神经也越来越疲惫，终至试图用自杀这个方式来使自己从这个纷扰紊乱的思绪中了断五、中断小说创作的原因有人说由于此，沈被贬到故宫去当解说员，从此与小说创作隔绝这话也不太确切抗战胜利后，沈从文小说越写越少，到 1947 年底小说创作便停止了虽然新中国成立初受了些委屈，但很快丁玲约他为《人民文学》写东西，1951年冬，陈赓将军前去看望他；1952 年，他被中央统战部邀请出席宴会；1953 年他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1958 年中央曾想叫他接替老舍担任北京文联主席；1961 年，在王震组织下，包括沈在内的一批作家前往井冈山体验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十年中，沈断断续续写了些散文诗词，此时，他涌起创作冲动，想以张璋为原型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他自己说“已得到十万字材料”可最后为什么没写出来呢？一种可能与他的写作方式有关，沈从文说别人能写百万字的时间，他只能写十万字，他说他的原稿别人看不清的，东一点，西一点，句子不完全，修整好了才对凑起来一种是他觉得自己的创作方式似乎跟不上当时时代的需要。

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也终得把笔搁下应该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沈从文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小说创作基本断绝，是悲剧，也未尝不是喜事他三十年代即开始收藏，到昆明仍然跑地摊捡“漏”，1948 年即开始专心研究文物，新中国成立后到故宫去整理、讲解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