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外须和戎浅议.doc

1洋务派“外须和戎”浅议——利国与误国的并存杨宏雨[摘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内部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外和戎，以一定程度的妥协、退让争取时间、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实现自强的目标这在当时是无可奈何下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关键词] 和戎 抗争 爱国 误国“外须和戎、内须变法”[1-卷19-p43]是晚清洋务运动重要的指导方针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把研究的重心多放在“内须变法”上，对洋务派的对外思想“外须和戎”则着力不够本文拟对洋务派的“外须和戎”思想作些考察与辩证，以期全面、准确地理解历史一、“攘夷”与“和戎”：面对“千古变局”的不同反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的意义决不仅是英、中之间的战争，而且更是先进的西方对落后、古老的东方的挑战，其实质是要让“东方服从于西方”鸦片战争奏响了列强对华大规模殖民侵略的序曲随后，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内，列强又先后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借助于战争的胜利，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通商、签订不平等条约，建立起半殖民地国家所特有的条约制度在条约制度的庇护下，列强在中国办工厂、建学校、修教堂、设租界、走私鸦片、拐卖华工、抢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前所未有的屈辱和痛苦中走向近代、走向世界进入近代以前，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以广阔的疆域、丰富的物产、灿烂的文明雄踞东方绵长、久远的华夏文明始终走在东方世界的前列，始终与周边文明维持着中心与边缘、优势与劣势、先进与滞后的关系，成为周边民族模仿、学习的榜样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尚的荣耀，并加强了自春秋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华夏中心观”鸦片战争以及随后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极大地挫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这是一种先进对落后、近代对中世纪、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挑战与西洋先进的近代文明相比较，这次落后的不是“外夷”，而是号称文明古国却又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中国拥有坚船利炮的“夷人”要按自己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并迫使中华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放下架子，师法夷人，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两极相逢，东西对撞，传统的中国社会遇上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1846年，清人黄钧宰率先以“古今之变局”来概括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中外一家”之势2[2-p624]稍后，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中也把西方殖民者东来、印度及南洋诸岛相继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的态势称为“古今一大变局”[《瀛环志略·凡例》。

同一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面对这一古今未有之变局，把握时代脉搏，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更深刻地震憾了中国与第一次相比，在这次战争中，“蛮夷”们不仅骚扰了帝国的沿海，而且还攻占了京畿，焚烧了圆明园，迫使天朝皇帝出逃并死在热河战败的后果更严重了：通商口岸由五口扩大到十六口，拱卫京师的天津也在开放之列；不仅要通商，还要公使驻京，还不允许在公文中提有辱洋人的“夷”字，……伴随着这些残酷的事实，“千古变局”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3-卷24-p11]李鸿章的这段话代表了在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后国人对时局的看法怎样应对这一千古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敌呢？顽固派的对外态度很简单：“攘夷”倭仁说：“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哉？” [4-p30]说得好，很有骨气。

但怎样攘夷、复仇呢？他们却提不出一个好主意他们不顾西方强盛、中国衰弱的事实，用“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5-p81] “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 [6-p129-130]来慰籍自己他们以仇洋来表示自己的爱国，竭力反对在中国造枪炮、开矿山、筑铁路、架电线……，把洋务派学习西方、师夷长计的举措斥为“用夷变夏”、“自卑尊人”、“师敌忘仇”他们用来拯救中华的唯一妙法就是复古、守旧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4-p30]徐致详主张：“恪守祖宗成法，以固结民心，以永保天命”；[7-p168]杨廷熙说：“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洋人虽众，机器虽利，轮船虽多，断不敢肆行无忌也[4-p46]面对千古变局，顽固派始终跳不出传统思维，拿不出一个可行的好主意攘夷、自欺、仇洋、守旧，在顽固派的思想中是四位一体的，守旧则是其核心对于顽固派的这种以守旧为核心的攘夷之策，李鸿章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又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3-卷24-p11]“泰西之轮，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创局。

曾纪泽语）“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薛福成语）“西洋之入中国，诚天地一大变郭嵩焘语）“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丁日昌语）……对“千古变局”的认知是洋务派主张和戎、师夷、变3法的理论前提当时直接用“变局”、“古今变局”、“千古变局”等词来描述鸦片战争后西人东来、引发晚清社会大变动的洋务派人士，除李鸿章外，还有奕訢、沈葆桢、丁日昌、曾纪泽、薛福成、郑观应、郭嵩焘、王韬等与顽固派的自欺欺人不同，洋务派敢于直面现实，承认敌强我弱，“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1-卷5-p34]；承认“蛮夷”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不逊于甚至超过中国比较中西，冯桂芬指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他们抛弃传统的“华夏中心观”，承认“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 [8-p124]，“其风土人情实有远出我中国上者”[9-p43]；中华文明并不代表世界上的最高文明， “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 [1-卷15-p4]，“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1-卷17-p7]他们尽量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异域文明。

王韬说：“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10-p148]郭嵩焘认为：西洋各国“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11-p348]基于比较合理的“中西观”，他们不再怀有闭关绝市的梦想，确认开放、通商乃是大势所趋，“华夷混壹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画界？”[1-卷1-p9] “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10-p253]“和戎”是洋务派对外的基本主张鉴于敌强我弱、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都“远逊于西洋”的事实，洋务派都反对不顾实力、“逞意气于孤注之掷”、与洋人一见高低曾国藩说：“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 [12-卷33-p10]李鸿章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伐者后必不济，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者？” [1-卷10-p27-28]隐忍、退让、力保和局是洋务派在对外问题上的共识和戎”并不等于投降，也不等于固守已有的局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含有不甘示弱、不甘沉沦、发奋图强、自图振兴的意思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与“千古未有之强敌”，洋务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从传统中汲取有益中国进步的理念，倡导自强奕訢说：“立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

[13-p466]李鸿章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1-卷6-p37]洋务派的其他成员也有类似的言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是洋务派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 [14-卷25-p9-10]又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法自强窃谓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 [3-卷17-p16]薛福成则明确把洋务运动的宗旨概括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15-p556]为了自强、自立，洋务派认为，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率由旧章维持下去，他们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为依据，提出“法贵变通”的思想，4要求清政府“稍变成法”，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方面做出某些改革，以适应学习西方为核心的自强事业的需要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15-p556]甲午战败以前，洋务派的变法实践虽然停留在军事、经济领域，但已有人注意到了约章和制度方面，认识到全方位变革的必要性。

很显然，和戎、师夷、变法、自强在洋务派的思想中是多位统一的和戎是前提，自强是目的，师夷、变法则是手段十九世纪中叶，当英、法、美等正在完成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国家它以自己高度成熟、自成体系的悠久文明拒绝进入世界，排斥现代化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历程天朝上国的地位丧失了，辉煌的文明没落了，社会解体，秩序混乱，纲纪崩溃，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等遭遇了亘古未有的灭顶之灾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是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历史在把中国推向近代、推向现代化的同时，让中国充当了对外战争的失败者、正义的反抗者这样的双重角色稍微比较一下就能辨别顽固派以守旧为核心的攘夷之策与洋务派以和戎为前提的自强方略的优劣正义的反抗者，这是攘夷论者的全部合理性但他们不明白中国的旧传统、旧文明虽好，但已是明日黄花，再无前景面对先进的西洋近代文明的挑战，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变革、现代化正义和非正义并不能裁决一个民族的命运，关键要看它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顽固派不顾中国实力，不识世界大势，一味攘夷，其结果只会延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绝不能减缓民族的灾难。

与顽固派的攘夷相比，洋务派的和戎体现了一种冷静、一种理性他们意识到中国没落了、衰弱了人强我弱，人攻我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虚心地学习别人，深刻地检讨自己，中国才能逐渐走出当时的困境洋务派尽管只是蒙胧地意识到世界大势，甚至还有浓厚的“卫道”意识，但主张变革、开放、师夷长技、以新卫旧、以西补中，则仍比顽固派高出一筹而实际结果也是这样，洋务派以“和戎”为前提的自强新政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导演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一幕二、维持“和局”下的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在列强炮火的轰击下，被迫开放，领土受到侵占、主权遭到损害，5呈现出半殖民地化的趋势怎样应对日渐加深的半殖民地化？洋务派的做法是：维持和局，尽力抗争所谓维持和局，就是承认目前的条约体系和半殖民地状态曾国藩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起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一法 [16-卷29-p48]李鸿章更进一步提出：“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理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 [3-卷24-p12]洋务派维持和局的思想包括：改变战和不定的思维，以和为大局、大计曾国藩检讨道光、咸丰两朝的对外政策，对同治帝说：“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 [16-卷29-p49]李鸿章也要求改变道、咸年间中外交涉“朝令夕更”的做法，确定以和为主的意识，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