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论北宋晚期的士风.doc

历史学论文-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士大夫作为北宋时期的执政阶层，其风气与状态究竟如何，关乎北宋王朝的盛衰成败难怪不少学者对此格外予以关注，至于其估计则很不一致，力主北宋士风极坏者有之，称颂北宋士风甚美者亦有之然而这类通论性的论断难免欠周延长达 160 多年的北宋时期，不同阶段士风有别，乃至迥异本文仅以北宋晚期的士风作为考察对象，认为当时士大夫阶层已堕落甚而至于无耻，而这正是促成北宋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早在北宋王朝覆灭之初，当时人便不止一次地指出：“宣（和）、靖（康）间，误国者皆进土及第之人”（1）（卷一百二十七，绍兴九年三月已亥） 一、隐逸与奔竞的风气 无可否认，即使在北宋晚期，仍有志在天下、敢说敢为的士大夫，如人所熟知的李纲、陈东和欧阳澈，然而他们实属凤毛麟角当时在土大夫中颇为盛行的隐逸与奔竞之风，即是北宋晚期士风极坏的明证 人们论及北宋的隐逸之风，往往着眼于初期的陈抟、种放、魏野、林逋四大隐士其实，此风在中期虽然明显减弱，但到晚期又特别盛行如大致生活在其时、被称为“南剑三先生”的理学家都有隐逸行为，杨时杜门 10 年，罗从彦筑室山中，一生未曾入仕，李侗“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2）（《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在被称为“江西诗派”的 26 位诗人中，除两位僧人之外，至少还可以举出 10 位是隐士或曾隐居之人，如潘大临、谢逸、谢※、饶节、林敏修、林敏功、李彭、晁冲之、江端友、王直方（3）可见，隐逸者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所占比例较高虽未列入“江西诗派”、但与李彭齐名的苏庠也隐居庐山，“以琴书自娱”4）（《李彭传》）比潘大临等人名声更大的词人贺铸在徽宗时，“退居吴下，浮沉俗间，稍务引远世故”，自号“庆湖遗老”（5）（《贺公墓志铭》），“杜门将遂老”（6）（《贺铸传》）早年深受苏轼赏识的李昭※，从崇宁初年起，“居闲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宁肯与书为友，不愿与人为朋他将书画储于十囊，称“燕游十友”其《燕游十友序》云：“与今之人友，或趋附而陷于祸吾宁与十者友，久益有味也7）（《李昭※传》） 隐逸者多，与政治黑暗、天下将乱的时局关系极大如邵雍果真早在北宋中期使预言：“世行乱，蜀安，可避居”（7）（《邵伯温传》），实有危言耸听之嫌而士人黄安时在宣和年间所说：“乱作不过一二年矣”（8）（卷四），已是不少士大夫的共识时天下多故”，人们普遍认为：“事至此必败”（7）《杨时传》）问题在于：面对这一危局，是奋争还是躲避？不少土大夫不是选择前者，而是选择后者。

至于隐逸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遭受政治迫害所致如饶节先退居山中，后削发为僧，更名如壁，自号倚松道人他还只是遭受挫折，晁补之则是受到迫害他罢官后，“尤好陶渊明之为人，其居室庐、园圃，悉取渊明《归来词》名之”（9）（《晁太史补之墓志铭》），自号“归来子”有的由于怀才不遇而退隐如谢逸兄弟虽“博学，工文辞”，但“举进士不第”他们“以琴奕诗酒自娱”（4）（《江端友传》），谢逸自号溪堂，谢※自号竹友，以布衣终其生有的因为不满现实而遁世如唐恕、唐意兄弟目睹“群阉恣横，凌驾缙绅”，“即相约弃官归乡里，杜门不复出”（10）（卷下），唐意饿死江陵（今属湖北）山中江端友与其弟端本，隐居于开封东郊封丘门外，躬耕蔬食，“蔡京欲辟之，不能致4）（《江端友传》）他曾作《牛酥行》诗，揭露盛行于官场之中的行贿受贿歪风照此看来，江氏兄弟归隐田野，也是出于对政治黑暗的极度不满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许是遵从夫子遗训，朱敦儒在北宋晚期远离城市，自号岩壑，隐居山林他说：“糜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7）（《朱敦儒传》）有的由于避祸远害据《宋史·隐逸传》载，南安（今属福建）翁避乱山野，“种园为生”，“十五年不出”。

杨可试、可弼、可辅兄弟三人躲避于洛阳山中，据说此间是个类似于“桃花源”的去处，“惟计口授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11）有的原因不详，大致是多种因素兼而有之如东川布衣崔子方“隐居真州六合县（今属江苏）”，“虽衣食不足而志气裕然，杜门着书三十余年而死”（1）（卷十六，建炎二年六月戊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刘卞功“筑环堵于家之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余年”，“独守一亩宅，惟耕己心田”他说：“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徽宗闻其名，拟召其入朝刘卞功婉言谢绝：“吾有严愿，不出此门徽宗“知不可在，赐号高尚先生12）（卷一）这些隐士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仅就此而言，其道德可谓高尚然而他们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逃避现实，非但不利于改造社会，反而有利于腐败政权徽宗对隐士褒奖有加，奥妙正在于此 除隐于野者而外，既有隐于市，也有隐于朝者北宋晚期整个社会虽然陷入危机，但表面上空前繁荣，吃唱玩乐，花样百出毛滂《忆秦娥》词云：“醉醉，醉击珊瑚碎；花花，先借春光与酒家夜寒我醉谁扶我，应抱瑶琴卧清清，揽月吟风不用人此词即是他本人以及当时不少士大夫醉生梦死颓废生活的如实写照。

他们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前途感到渺茫，纵情声色，花天酒地，其内心世界甚至比隐于野者更空虚，实属隐于市靖康年间，国难当头，即便朝中大臣亦置朝政于不顾如尚书左丞蔡懋“不恤民情，不忧边事，日用妓乐饮燕，广造舞衣戏衫，酣醉优杂，殊无体国之意13）（卷四十八，靖康元年六月十八日）宰相吴敏“略无忧国之心”，置朝政于不顾，“重造金器数百件，置婢妾二三人，以共娱乐”并声称：“宰相事业，如斯而已14）（卷十一，靖康元年九月九日）宋代俚语称：“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15）此语最早出现于何时，虽不可考，但北宋晚期照此行事的士大夫为数甚多他们少说为佳，体谈国事，可谓隐于朝岂止一般官员，不少言官也不说话除徽宗、钦宗即位之初而外，“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以为得计7）（《崔鸥传》）这对个人确实“得计”，不仅可以保官，甚至还有升官的可能如李会、李擢在徽宗时“迭为台官，禁不发一语”，到钦宗时又“被召用，复预谏净之列”（7）（《李光传》）但对社会危害甚大，权力因而不受约束，腐败越发不可收拾 　　对于北宋晚期的奔竞之风，当时人描述道：“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

7）（《陆佃传》）他们仿佛意气风发，然而并非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为利禄而奔忙此风在北宋中期已见端倪，这与员多阈少的矛盾有关16）所谓员是指已进入官僚队伍的人，而阙则是指有待填补的空缺职务仁宗末年的情况是：“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有一官之缺，延颈望迁者众17）北宋晚期，员额与阅额的比例超过三比一如政和三年（公元 1113 年），吏部所掌握的员额为 43000 余员，阙额仅 14000 余员18）于是，奔竞之风愈演愈烈士大夫们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 其一，巴结宦官如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19）（余话卷二）李邦彦因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当时的情况是：“士夫相习成风，皆以附丽内待为荣”；“政和、宣和所除宰执，尽出其门14）（卷十五，二年正月四日）童贯、梁师成等宦官以及蔡京、王黼等权贵，公开卖官鬻爵，官职各有定价开封民谚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其二，奔走权门北宋晚期禁谒法即禁止有关官员会见宾客的法令虽然存在，但近于名存实废。

土大夫动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尽管很难会见“贵人”，只能在其《见客簿》上留下姓名，可是有时也能收到升官发财的奇效如蔡京“因阅门下《见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他“异之，召与语，可听，遂荐用至大官20）（卷一）由于奔竞成风，出现了不少新词汇如“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谓之‘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谓之‘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谓之‘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之不测，谓之‘摆踪’13）（卷八十七，靖康十九日）余深、林滤、薛昂在“纳忠”、“受记”之后，未曾“投换”、“摆踪”他们与蔡京“同恶相济，始终附会，指天誓日，而不相负”，（14）（卷十一，靖康元年十月二日），因此官至执政当时人说：“蔡京得力之多者，（余）深为第一，（林）摅为第二［14］（卷十，元年七月二十九日）而薛昂最无耻，他“平日媚事蔡京，无所不至，举家为（蔡）京私讳其名薛）昂语误及‘京’字，即自批垂其口14）（卷十一，靖康元年十月二日） 其三，看风使舵与余深等人不同，赵挺之、王黼不是死党，而是“活”党赵挺之“始因章※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

人们“以其观望险诈”，称他为“移乡福建子”（21）（《任伯雨》）所谓“福建子”是宋人对奸狡之徒的代称，赵挺之虽非福建人，但其行径与“福建子”无异王黼起初因巴结宰相何执中而出任左司谏，不久听说蔡京将复相，立即上疏称赞蔡京，从而晋升左谏议大夫他“既骤迁，遂背（何）执中”郑居中与蔡京并相，二人相互争斗王黼转而“投郑居中党中”，郑居中多次向徽宗“称荐（王）黼有宰相才”王黼得以升任御史中丞、翰林学士，但激怒了蔡京王黼毕竟善于钻营，很快找到新后台他“特事宦者梁师成为父，与折简，必呼之为‘恩府先生’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在梁师成的力荐下，王黼终于拜相与王黼这类变色龙相比，赵野手段更“巧妙”，他特别擅长脚踏两只船徽宗后期，“蔡京、王黼更秉政，植党相挤，莫有能两全者”而赵野“处之皆得其心，（蔡）京、（王）黼亦待之不疑7）（《赵野传》）他因而官运亨通，中进士仅十余年，便官至执政 其四，争权夺位徽宗时期，如与蔡京无关系，很难出任宰执一旦官居宰执，又大多与蔡京作对蔡京与赵挺之、郑居中、刘正夫等人先后并相，莫不相互排挤当时的执政也几乎无不与蔡京勾心斗角如张康国曾是蔡京的党羽，出任知枢密院事后，“浸为崖异”。

徽宗对蔡京并不完全放心，他密令张康国“狙伺其奸”，并“尝许以相”22）（四笔：徽庙朝宰辅）于是，张康国为争夺相位，不时与蔡京顶撞但他不久便仰天吐舌而死，据说是蔡京暗中派人投毒所致徽宗后期，情况更严重王、蔡二党，阶（蔡）京芘京，缔（王）黼者右黼，援丽省台，迭相指嗾，徼功挑患7）《耿南仲传·论》）岂止官员之间，蔡京家庭内部也因权力之争而兄弟相争、父子反目其弟蔡卞外号人称“笑面夜叉”，其于蔡攸在宣和年间灸手可热蔡京先与蔡卞，后与蔡攸争权蔡攸更是心狠手毒，甚至请求徽宗将其骨肉兄弟蔡※处死可见，其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之激烈 其五，徽宗“务以符瑞文饰一时”，士大夫则“相与附会而为欺”7）（《五行志序》）所谓符瑞或祥瑞是迷信的说法，指好事的兆头或象征，诸如所谓黄河清、甘露降、祥云出、膝磷现等等徽宗即位后，坏事太多，好事极少难怪当大臣在大观年间禀报都省门前甘露降，徽宗兴奋不已，既下诏又吟诗宣和初年，天下将乱，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地方官员进奏，在木材之中发现“天下太平”四字徽宗得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天下争言瑞应，廷臣辄笺表贺”，（7）（《王安中传》）士大夫纷纷藉此向皇上献媚邀宠，以便升官晋职。

如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李文仲派人“采（芝草）及三十万本，每万本作一纲入贡”，（23）（物异考五：芝草），因而升任京东东路转运使白时中按照徽宗圣旨，“编类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尽者，图绘以进他因进《政和瑞应记》及《赞》，升任执政，直至拜相此后，他为稳固相位，多次“表贺翔鹤、霞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