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十表的创作原则与功用.docx

    《史记》十表的创作原则与功用    王展妮（华侨大学图书馆，福建厦门361021）[Reference]《史记》十表制作精巧，编排得当，得益于其科学的创作原则，司马迁作表与其撰作《史记》总体原则大体一致，但又有其独特之处对十表创作原则进行了探讨，另根据对其实际情况的分析，结合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史记》十表有如下功用：“明年”有序，与纪传互补；为历代王侯作家谱；以简驭繁，开统计之先河；微言大义，创“无言之文”；通古今之变，映历史大势[Keys]《史记》十表创作原则功用[分类号]G256“表”作为一种文体，在迄今所能见到的文献当中，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表是我国史籍中的一朵奇葩，自西汉以来，它犹如一座富矿，人们在源源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和挖掘宋人郑樵云：“《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1]清人赵翼亦云：“作史体裁，莫大于是！”[2]十表作为《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2300年历史，其构建精巧绝伦，本身可作一部简明的通史1 十表创作原则对司马迁作表基本原则的研究，是研究十表的前提和基础司马迁作表与其撰作《史记》的总体原则大体一致，但又有其独特之处，主要体现为４点。

1.1 仿效谱牒，有所创新历来有学者认为《史记》十表的体例是司马迁仿照先秦时期的谱牒而作如《梁书·刘杳传》称：“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3]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中提到：“盖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4]章学诚认为：“图谱之学，古有专门，郑氏樵论之详矣司马迁为史独取旁行斜上之遗，列为十表[5]夏燮在《校汉书八表叙言》中指出：“史之有表，创自龙门，盖仿《周谱》为之，遂为历代史家之所不可废[6]亦有学者认为表这一文体为司马迁所首创如唐代史评家刘知几谈到：“太史公创表，……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7]清人卢文弨在《抱经堂文集》卷四《校定熊方后汉书年表叙》中说：“表创于子长，而沿于孟坚[8]梁启超更是提出：“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9]以上第一种关于十表仿于先秦谱牒之说，是非常有道理的第一，司马迁在其序言中介绍表的来源时，多次提到了先秦时期的谱牒如《三代世表·序》载：“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11]又如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11]第二，表与谱牒之间，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相似一般来说，二者都是以人物世系为中心，以时间为主线记事，文字简洁，排列整齐可见，十表确实与先秦时期的谱牒有着密切的前后承接关系第二种在司马迁明言考之于先秦谱牒而作表的情况下，仍旧认为表为司马迁所首创，也是有来由的表与谱牒尽管十分相似，但谱牒的结构与《史记》十表的文体并不完全一样谱牒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而言，谱牒只有一致的经，而无严格意义上的纬即使有纬也很杂乱，除了最上端有一两条当纬用的横线，将下面的主体内容隔开外，一般不会呈现出如表一样有纵横交错的众多网络，也不会在最右端用文字交代纬的标题内容如《通志·年谱》中的《前汉年谱》《南北朝年谱》，以及今天见到的族谱、家谱之类，大多如此从一些谱牒形式的出土文物上，也能证实这一点如1993年在湖北省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一组被定名为“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的竹简呈表格状，纵横整齐。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与《史记》十表在文体形式上还是有区别，它的最上一栏和最右一格并没有如十表中起总揽纲维的内容另外，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以表冠名的文字载体，要数《史记》十表为最早可见，表与谱牒不完全是一回事，恐怕这就是司马迁称之为表而不称之为谱的原因，也是刘知几等人称表为司马迁所首创的理由综上，十表与先秦时期的谱牒有着明显的前后承接关系，但又因谱牒过于简略，故参照“儒者”“弛说者”“历人”“数家”等文献元素，创新出一种综合的历史记录形式，即表[10]所以说十表既仿效谱牒又有所创新1.2 广征博采、主题突出《史记》十表记自黄帝迄汉武帝2300年历史，载王侯将相数以千计人物，波及九州及汉初大体疆域范围，涉天文地理、神话传说、自然灾异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等，史料可谓丰富关于十表的史料来源，各表序言大多作了说明，如《三代世表·序》：“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11]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六国年表·序》有“太史公读《秦记》”[11]《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又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11]等可见，仅前４表中，司马迁征引的材料就有《五帝系牒》《尚书》《春秋历谱牒》《秦记》《春秋》《国语》等；此外，据十表实际所载，除以上所列，还应包含先秦诸多文献，只是司马迁没有提及而已。

至于汉代以来的几个表，司马迁耳濡目染，材料之丰富就更不待言了纳入表中的内容也极其广博，有朝廷的兴衰；有王侯的废立；有将相的存亡；有国与国之间的往来与攻伐；有历律典章、日食灾异等《史记》十表在广征博采的同时，又突出主题从总体上看，十表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即主张大一统政治、为汉代社会现实服务，这点张新科从十表的历史性、阶段性、人物对象以及《史记》体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12]从各表的具体情况来看，各表又各具主题如《三代世表》，起黄帝讫共和，主要梳理从黄帝至三代帝王世系的先后承接过程，以黄帝为主《十二诸侯年表》依据《春秋》而作，起共和讫孔子卒，展现诸侯专政、五霸盛衰的历史，以周为主《六国年表》起周元王讫秦二世，此表除分述各诸侯大事外，重点是围绕秦的历史展开《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讫刘邦称帝，尽管包含了此间的各路英雄，但其重点是载记楚的兴起与衰亡，以及汉一统之确立的过程到后面的诸侯王表和几个侯者年表，因国家已经建立，尽管出现了少数动乱，但总体上是处于一种和平环境，因而以记各侯王家族的盛衰变迁为主最后是《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对于此表的内容主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清楚的说明，“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

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11]该表所要突出的，是作为“民之师表”的“贤相良将”；具体是通过载记将相的任职为官和征伐，以表彰他们为江山社稷的稳固所做出的贡献1.3 详今略古、详变略渐详今略古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大原则之一，在《史记》十表中，司马迁同样贯彻了这一法则所谓详今略古就是对离作者时间近的历史记载详尽，而对于离作者远的历史则记载比较简略十表中《三代世表》是最久远的，因此，表只按世系排列，也称之为世表，表的内容十分简略，除列出各帝王世系相承的关系外，其余的就只有如“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宫”，“厉王胡以恶闻遇乱，出奔，遂死于彘”，“帝盤庚，阳甲弟徙河南”，“帝武乙慢神震死”[11]等几条关于对帝王贬抑、迁都、灾异等情况的记载另外，从公元前841年的共和元年到公元前207年秦二世灭，共634年历史，只用了《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两表，而自公元前209年陈涉首难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前后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却用了7个表而且后7表内容详尽，覆盖面广，有帝、王、侯，还有将相当然，司马迁在详近略远这一大原则之下，对“事繁变众”的秦楚之际，用月表的形式加以载记。

这一灵活运用，恰好体现了他卓越的史识；只有深刻透彻地认识了历史，才能不为其中的框框和条条所囿司马迁另一作表原则，即详变略渐变”与“渐”，皆指历史运动，“变”，为动乱之世；“渐”，为升平之世秦楚之际，事繁变众，特著《秦楚之际月表》，这体现了司马迁先进的历史观，他认为春秋、战国、秦楚之际的时势巨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效动力，他能正确评价秦汉的暴力统一和中央集权，歌颂大一统，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1.4 疑则传疑，实事求是司马迁作表还遵循了孔子作《春秋》疑则传疑的著史原则他在《三代世表·序》中谈道：“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缺，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11]在陈述孔子“疑则传疑”的治史态度的同时，对这一方法的可取性，又用“详”和“慎”二字予以了肯定基于这一法则，于是在表中出现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记载如《三代世表》记“从禹至桀十七世从黄帝至桀二十世”[11]据此从黄帝至禹才四世，但表上栏所记从黄帝到帝舜为九世，即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蟜牛、瞽叟、重华（帝舜）禹代舜位，至少当为同世之人，却相差五代。

另在《三代世表》中记“从黄帝至纣四十六世”[11]和“从黄帝至武王十九世”[11]周武王伐纣，其世代应与黄帝至纣大体相当，但却少了二十七世另外，围绕这一问题，后人在《三代世表》之末附入了张夫子与褚先生之间的对话，“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柰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11]究其原因，是司马迁在此采用了不同的材料，而各自记录的情况又不同，在没有可靠的材料能够加以鉴别的前提下，于是分别照录，正体现其传疑精神2 十表的功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各体各篇的撰作主旨都有说明，但有的只是点到为止，并未穷其所以，这为后人留有很大的探索和想象空间对于作十表的目的，司马迁亦只有寥寥数字，因此，挖掘和拓展十表的功用，是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根据对十表实际情况的分析，结合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其功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1 “明年”有序，与纪传互补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王朝和诸侯都有自己的纪年，不同的时代所用的世系年月也不完全一样。

这种情况自周代开始便是如此如《汉书·高帝纪注》载：“文颖曰：‘十月，秦正月……十月为正月，谓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为岁首’”[13]秦代历谱均以十月为岁首，而不改岁名因此，即使在同一时间之内，不同的诸侯国所记的年月是参差不齐的，如不加以整理和对照，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会造成混乱因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11]十表的出现，为读者把握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如从《十二诸侯年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平王元年就是鲁孝公三十七年，同时又是秦襄公八年，于齐则是齐庄公二十五年又如通过《六国年表》，可以直观地了解，秦赵渑池之会是在赵惠文王二十年，秦昭王二十八年，亦即周赧王三十六年汉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如襄城侯无龙元年为汉元朔四年，而襄城侯病已元年为汉太初三年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十分繁杂而艰巨先秦时期没有遗留下来综合计时的历史文献，而恰恰是《史记》十表填补了这一空白十表之“明年”记事还可弥补纪传书志之未及，正如牛运震所言“年表者，所以较年月于列眉，画事迹于指掌，而补纪传书志之所不及也”[14]十表不仅在内容上与纪传形成互补，而且在体例上也弥补了纪传的不足，对此前人多有论及。

2.2 托表为历代王侯作家谱十表于《史记》中紧接在十二本纪之后，这样安排的目的何在，是十表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通观十表的结构，有两点值得人们去思考一，十表不是以王朝的兴废来断限的司马迁没有将周概括在武王与赧王之内，也不见将秦仅存的十七年揽于一表之中，而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