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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旧 国四日 圈圈 目四恐俱、暴力、家国、女人刘健芝半个世纪前,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 日午夜,尼赫鲁在印度制宪会 议上充满激情地宣告:“很多年以前,我们 曾发誓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是 到了我们实现誓言的时候了,虽不是完全实现,也是基本上实现在夜 半钟声敲响之际,当世界还在酣睡中,印度就将醒着迎接生活和自由·····一个不幸的时代今日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庆祝 印度独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在主流传媒和出版界一片歌功颂德声中,上述历史影像片段重复播送可是,却有不识时务者,提醒人们“独立”的孪生兄弟是“分治”当水银灯照着尼赫鲁作出庄严宣告之时,在分治 中被截成两半的旁遮普邦,千万人在恐惧中迎接苦难和死亡据估计,短短几个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亡,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被掳拐这么一 次大 灾难,似乎在毫无警告之下降临翻看历史,不能不使人心寒于当权者的草率 与轻心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分治计划公布:六月三十日,英国派拉德克利菲 (C州1Radchf f e )主持划分委员会,筹划具体划分工作,他在七月八日抵达印度巴、印分别在八月十四 日、十五日宣告建国,两 国分界具体详情在八月十六日才宣布拉德克利菲接受访问时说:“我抵涉时告诉所有政治领袖,我手上的时间很少。

但真纳、尼赫鲁、巴特尔等所有领袖都对我说,在八月十五日前一定要一条线于是我便 给他们画了一条线在地图上画一条线看上去漫不经心,轻而易举英国殖民者摆 出中立姿态,国大党 与穆斯林联盟展开对权力、财产、领土的明争暗斗疆界的不确定,前途的未 卜,使恐慌陡然降临两党领袖一方面主张印巴分治,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分开,一方面呼吁 民众留居原处;空泛的承诺和呼吁,挡不住人潮 向东、西迁徙上层进行权力移交,英国议会设立 了十个委员会处理分治事项,全是关于工商军事的,完全没有处 理老百姓 的迁徙安置的问题落荒逃亡、疾病饥饿、殴斗厮杀、掳拐妇女、集体强奸,成为不寻常时期 中的寻常现象,而地图上,则是干干净净的一条线回望 骇人数 字透露 的血 肉模糊的历史,一些民间历史学家和女性主义者提出一大堆问题:五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当年的反殖斗争如何孕 育着不可思议的兄弟相残?世代共处、共用同一语 言、同一水土资源的社群,为何竟在旦夕之 间劈册为两半?恐惧、暴力、毁灭的魔咒为何一时间紧箍着成千上万的人,使之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妇女为何成为掳劫、强奸、占有的物品,成为对峙双方男人争相糟蹋、凌辱的对象?大批妇女为何不仅死在“敌人”刀下,也死在父兄手上?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家族、社群,为何大都避谈这段浸在血泊中的历史?沉默的里面、沉默的另一面是什么?社会对暴力、对苦难,为什么少有公开讨论、集体省思?怎样在寻常生活中挖出不寻常时期行为的根源?怎样避免历史悲剧一次一次重演?提出这些问题,与其说是要得出清楚 的答案,不如说是要打开缺口,暴露 大写的历史所提供的现成答案,并不那么理所当然、舒服 自在。

恐惧、暴力、欲望,在五十年前决堤般爆发,却不因社会生活恢复“常态”而消隐一九八四年,甘地夫人被两名锡克教徒刺杀,激发起 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报复性屠杀,三天内几千人遇害;一九九二年,印度境内又发生一轮屠 杀回教徒的暴乱杀戮、强奸、纵火的情景,是一九四七年的翻版历史问题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我们活在从过去带来的矛盾复杂关系所构成的现在,我们 缠旋于当下的特定处境,因此,要不断翻动历史,折腾记忆,把历史的“历”,化为行动,重新经历、跨越、反省几位女性主义者在独立/分治五十周 年前后,出版发表她们 多年访谈、研 究的结果布达莉亚写(沉默的另一面》,达斯 (vc ea nDa s)写《关键事件》(i C rti c创云况瓜3),曼朗与巴新合写《边界与界限》都是要从底层女性处境观看历史,为她们的沉默和创痛 寻找理解和同身感受布达莉亚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访问经 历当年分治的人;大部分人不愿旧事重提他们问我,要在记忆 中挖出已经抛在后面的过去,有什么用?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我也会产生我的疑问:为什么人们这么不情愿回忆这个时期?是事情太恐怖了?还是他们是这个历史的共犯,或起码某些人是这样?分治期间,难 分`好’人、`坏’人;几乎每个家庭的历史里,都有暴力的受害者和施害者……”布达莉亚带领读者审视分治期 间普遍发生的一种情况—为了保护妇女不被“敌人”奸污,为了保护贞节名誉,大批妇女或是被父兄亲手杀死,或是自行殉身。

欣格(Ma n列i Snh g )和两个兄弟亲手把家中十七 名女人和儿童杀死的故事,家喻户晓,布达莉亚访问他时,他已年过七 十,定居于An li r- ta s r他矢口否认家中妇孺是被杀害的:“离家后,我们要涉水过河我们本来是大家庭,有些女人和儿童将无法涉水过河,无法逃亡成功所以我们杀了—她们做了烈女—我家十七人,十七条生命……我们的心为她们充满优伤和悲哀,他们的优伤,我们自己的忧伤于是我们 离去,充满忧伤,没有一分钱、一口食物……但我们必须离去不离去的话,我们会被杀,当时是这样 的日子… …”“恐惧?让我告诉你你认识锡克教徒这个种族吗?他们毫无恐 惧,在危难时毫无恐惧她们一点恐惧都没有那天,她们从我们家的楼梯走下来,走到大院里,全 部坐下,她们说,你们可以牺牲掉—我们愿意做烈女,她们真的做了小孩也是… …有什么可恐惧的?真正的恐惧是失节如果她们落人回教徒手中,我们的名誉,她们 的名誉,都会被牺牲、丧失这是名誉问题……你 自豪就不再恐惧《沉默的另一面》和《边界与界限》,记述了多个类 似的故事妇女 自杀或被亲人所杀的方式,有服毒、焚身、刀砍、绳勒、枪 毙、蝎死在锡克教徒居住的h Ta oh Ka la s村,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 自杀,仅三人获救。

布达利亚访问了幸存的考尔 (Ba sa ntKa ur),她叙述当时情况:“我们都说话,说我们不想变成回教徒,我们宁愿死于是每人 给派了一些毒药……我们村一个女孩子,跟回教徒走了她很漂亮,人人都担心,一个走了,他们会把我们所有女孩子都带走… …这时,他们就决定把女孩子都杀死……许多女孩子被杀死玛亚房子旁边有一口井,于是我们都跳进去,有一百… …八十四… …男孩和女孩我们全部人也有较大的男孩我进去了,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但,好像 煮菜一样,太多了,上面的煮不熟,要拿出来所以,水井塞满了,我们淹不死… …孩子也没死后来,尼赫鲁来看那口井,英国人把它封了,那口满是尸体的井在当时以 至几十年后,这类事件大都不被当事人(行凶者或受害者)及其社群视作暴力事件,反而作为英雄事迹传颂与此同时,许多被奸被掳的妇女,大难不死 回到家里,却被视为耻辱达斯说,许多饱受蹂嘴的女人回到家里,迎接她们的是这句话:“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死了会更好点儿为什么暴力是这么眩目,却不被视为暴力,反而备受歌颂?为什么女人被强奸的恐惧变得这么实在,以致牺牲性命或手刃亲人也在所不惜?这里,强奸远不是一个女人身体被一个男人侵犯的问题丈夫对妻子施暴不被视为强奸,也不涉及名誉的问题;丈夫对妻子施暴 的权利,有婚姻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

一个女人被“外人”强奸之所以被视为污辱了不仅个人的名誉,还有全家族、社群以至国家的名誉,也是 由特 定的政治和道德社会界定的斯碧华 (Caya ti r印i va k)指 出,“女人”成为一个“概念—隐喻”(co nc etP一metapho r),作为工具,造就男人社 群的团结,既是男人 的“领土”,又是社群 内权力的行使方式男人把持的社群身份由女人的纯洁和贞节来构造和凝聚,有它的历史源由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百多年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以宗教 复兴主义为主体;不论是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与文化传统的保护相联系;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抗争 的工具用以反抗殖民者的民族主义诉诸宗教传统、抽象女人身体、抹杀内部歧异,同时播下 了自我相残的种子,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追究原因,不能只怪英国殖民老手奸狡的挑拨离间女人具体的身体和抽象的喻念,提供了关键的钥匙,昭示民族主义的家国观念如何维持 同一性又同时压制 内部歧异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 (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 的具体想像。

许多报导揭示了分治期间敌对双方把女人身体切割残害的做法曼朗和巴新进行访谈和引用史料,描述女人受到的各种性折磨,女人的身体尤其性器官被摧残,甚至乳房和阴部被纹刻上口号:“巴基斯坦万岁!”或“印度万岁!”女人不仅身体受摧残,更被家人、社群视为污秽之身,使家、国蒙羞,受害者成为被责难者这个屈辱难以言说一个女人对达斯说:“我有两个 胃,一个用来消化食物,一个用来存藏像毒药般的痛苦社会用以维持这种荣辱 的,不仅是意识形态,还有物质基础,就是家、国赖以维系的权力网络:它迫使一个女人被强奸后无法在家人和社群圈子内立足,它迫使因奸成孕产下 的孩子被社会遗弃这种权力关系是残暴 然而是无形 的无形的暴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称之为传统,在危机时期以猩红 的血引人注目,危机过后恢复“常态”之时,无形的暴力继续存在于集体失忆、失语之 中然而,相对于存活的本能,荣辱 的对立逻辑并不能完全决定一切从劫后余生者的叙述来看,“就义”并不慷慨激昂,而是充满矛盾、焦灼、忧伤叙述中欣格两次以行动者主体出现时,话句突然中止,行动者改为女人们:“所以我们杀了—她们做了烈女”;“她们说:你们可以牺牲掉—我们愿意做烈女否认自己在杀戮中的刽子手角色,把自己降为女人意愿 的顺从 者,但失言时又暴露了残酷的事实:“所以我们杀了 —… …”欣格的叙述省略了手刃十七个家人的细节;忆述时杀戮情景出现的地方,只有省略号代表的一刻沉默和 重复出现的一个单词—“忧伤”。

这个词凝 聚了恐怖、惊栗、懊恼、悲哀只有赋予“烈女”的赞美,才能聊以自慰劫后余生的女人,表现的是另一种沉默考尔 的叙述,显示当时情景历历在目叙述塞满了人物和行为,家族里这个人杀了那个人,怎样杀,都明确地铺陈,惟有叙述者带着似乎不为所动的旁观者口吻,连她自己跃身井 中却未淹死的情节,也不带任何感情地道出,像说着别人的故事对比欣格重复使用单词“忧 伤”,考尔的叙述完全不表露个人感受惟一出现的“担心”一词,是谈到村里一个女孩跟回教徒走了,“人人都担心,一个走了,他们会把我们所有女孩子都带走—这时,他们就决定把女孩子都杀死… …”这里,女孩子是“我们”的,决定及执行所有女孩子的死刑的是“他们”;“人人都担心”的“人人”包括谁不包括谁,是含糊的女性 的文化形象和行为规范,是谦逊和顺从;贞洁、名誉这些观念的内化,通过 使女性依赖 所处的社群所容许的存活方式而生产并 维持从上、从外强加于她们的抽象 的贞洁和名誉,内化后却成为她们的责任,是她们发挥主动性的领域,是她们 确立 自我的途径于是,女人央求男人成全她们的牺牲,就如欣格和考尔叙述的许多女人一样对于她们来说,家中男人不能保护她们过河或突围,对前途无把握,保持贞洁以至整个集体的名誉,便是她们能最肯定 的东西了。

可是,跟回教徒走的漂亮女孩,却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可以有其他选择,并非绝路一条这个“坏榜样”如雷击般震撼整个社群,要在女孩子集 体“背叛”的观念和行为萌芽之前把她们杀光从实际情况来看,为保“名誉”而殉身,并非女人的惟一选择,也非所有家庭都以名誉为重个人的两难、挣扎、抉择的空间仍然存 在大量妇女被“掳拐”的故事,恰恰道出了女性在具体环境下所作的适应据报导,分治期间,有十万妇女被“掳拐”对于印巴两国政府来说,妇女被异教徒掳拐,被迫改奉异教,有失国体,因此,两国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协议合作寻回“被拐妇女”政府行 为往往是一清二楚地划界的印度在一九四九年通过一项《寻觅及拯救被拐人士法案》,界定所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以后与不同宗教的男人 同居或发生关系的女人,都是“被拐人士”;这个日期以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