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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班课程论文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史 任课教师： 张荣强 教授 授课起止时间： 学生姓名： 王玉珂 研究生院 制试论出土文献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一、出土文献的历史学研究意义李大钊在其《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人类历史是建立在人类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类自我完美的自然发展过程历史学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而历史学为人类提供借鉴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它的客观真实性程度所以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 李大钊《史学要论》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

历史随时随地在发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失，其客观性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或者改变历史认识涉及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资料、历史研究者这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工作者可以对研究对象反复观察，重复实验，研究者能够直接观察研究对象历史研究者所研究的历史过程不能重演，大多数情况下，历史研究者并不能亲眼看到客观的历史实际，他要认识历史实际，必须通过历史实际遗留下来的遗迹——史料来进行也就是说，史料是历史研究者认识历史实际的中间介质这就是历史研究比其他研究特殊的地方传统史学的研究，多依据传世文献，因纸质文献不易保存，在流传过程中，受各种人为因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制约，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异而考古获得的文字资料就不一样，它是我们能直接看到的古代原始遗存（也有极少数出土文物为后代仿前代的），因此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摘自张荣强讲义《出土文献研究导论——以简牍为中心》2012年2月13日现代考古学产生、发展以来，不断发现的大量出土的文化遗存中的文献资料，为史学特别是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氏提出的著名的“两重证据法”，在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主要理论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由此可见，王陈二先生所谓的“新材料”即指考古发现，考古发现中的出土文物尤其是文献资料对古代史的释史、补史和证史起着极其重要作用如1972年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7500余枚竹简中，同时包含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书籍，解决了关于孙膑、孙武是否同为一人的历史悬疑等问题的争论又如1995年山东长清灵岩寺重新发掘的鲁班洞 鲁班洞为当地对该遗存的俗称，实为灵岩寺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山门建筑遗址，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笔者曾参与过该遗址的发掘工作。

使唐天宝元年（747年）李邕撰并书的《灵岩寺碑颂并序》重见天日这是目前研究灵岩寺唐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该碑最早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卷七，毕阮、毕元《山左金石志》卷十二录有大部分碑文，但当时原碑佚失，清咸丰六年（1856年）又为何绍基访得，今存鲁班洞遗址内虽然碑身残断，有近四分之一的碑文不能通读，但仍保存了不少重要的信息兹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七，并对照原拓，摘录有关文字如下：高宗临御之后，克永光堂，六悲之修，舍利之□，报身之造，禅祖之崇，山上灯□，□功宇内卢舍那之构，六身铁像，次者三躯，大□金刚，□□增袤远而望之，云霞炳焕于丹萧；即而察之，日月照明□道□皆帝王之力，舍以 国财，□象之……所谓高宗临御，指麟德二年十二月（666年1月）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封禅泰山并驻跸灵岩一事，《旧唐书·本纪四·高宗上》：“（麟德二年）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十二月丙午，御齐州大厅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发灵岩顿鲁班洞出土的李邕碑文明确记载当时由帝王皇后的事迹，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真实历史的恢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6年灵岩寺内发掘出土的唐宋建筑遗址般舟殿 般舟殿为唐宋建筑遗址，位于灵岩寺千佛殿北侧，早年被山体滑坡湮没，1996年经考古发掘后重现天日，笔者曾参与过该遗址的发掘整理工作。

该遗址底部为唐代构筑的台基，上部叠压有宋代台基，同样是因为发现镌刻于大殿基座壼门石上和殿前小龙虎塔上的文字纪年，并对应现存的的建筑遗址的形制、法式特征后，从而使得该遗址的断代和历史沿革变得较为明朗二、出土文献概况 本章多摘编自张荣强讲义《出土文献研究导论——以简牍为中心》2012年2月13日历史研究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搜集材料第二步是分析研究第三步是综合成文或专著经过了这三步工作以后所得的成果，便是历史的著作所以就方法讲，搜集材料是起点，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所谓史料，是以往人类所留下来的能够反映客观历史的遗迹，也就是研究历史和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料，或称之为历史信息史料可分为文献史料（档案与各种文字记载）、实物史料（遗物、遗址、遗迹等）、口碑史料（口述史料）、以及非物质性史料（如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搜集史料，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则，这就是“赅备无遗”敏于搜集与利用考古出土的新成果、新资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而出土文献则是其中征信度最高也是最直接的史料之一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封泥、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

这些出土文献主要来源于古代的城市遗址、建筑遗址、边境烽隧、置传遗址、古墓葬等文化遗存其分类主要有简（竹、木）、帛和文书（纸质、纺织物），以及碑刻、壁画（壁画中的文字）、题记等，种类繁多，题材多样或为当时的有意埋藏，或为当时的遗弃物从内容分，主要有；一、典籍,指的是狭义的书,有六艺(经) （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法律等；二、公、私文书包括当时朝廷及地方的文件、簿籍、档案边远地区所出与屯戍、津关、驿传等关联的材料，尤有特色一些私家的簿籍，亦得附属于此 在这两类之外，还有日常生活使用的书札、历谱，有关丧葬的祭祷记录、遗嘱、遣策等等，虽然零碎，仍各有特殊价值从文字上分，主要有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汉字系统的；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墙壁抹灰层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如贝叶经）等特殊的材料 这些宝贵且数量众多的出土文献，因年代久远，加之放置环境的改变（文物出土后，空气、湿度、温度等变化），其保存情况多数较差，其文字载体多残断缺损，文字漫漶，释读困难。

由于自然和历史、人为因素，使得多数出土文献在发掘时就已经次序严重扰乱，恢复编联不易，文本的完整性受到影响另外，在“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下，出土文物的科学保护是首要的，某些材质的保护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所以其整理工作也因此而变得缓慢，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许多文献不能即时发表面世，给历史研究工作带来不便三、出土文献的使用 本章多摘编自张荣强讲义《出土文献研究导论——以简牍为中心》2012年2月13日出土文献的采集和使用，是一个较为复杂和审慎的问题，因其具有典型性和个例性两重特性，故其适用范围和作为论据的倚重亦有所不同如同运用传统文献一样，也需要研究者深澈的眼光和扎实的基础史学素养以及全面正确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出土文献研究是得益于熟读古书，历史研究可取证于考古发现，四个方面融会贯通，其实是一门学问学者有境界高下，下者是跟着材料走，跟着学科走上者是跟着问题走，跟着兴趣走简牍学、古文献和考古，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还是服务于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古以前的历史，因其传世文献相对较少，所以很难离开出土文献，但要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对二者有充分认识与了解的基础之上。

历史学的研究层次上，出土文献属于基础史料的范畴，其材料的零散性决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证史与补史要使出土史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还应充分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特别是要与一定的历史理论、方法相结合 出土文献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出土文献资料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甚至物理、化学等多种学科，研究者应尽可能的做跨学科研究，不要局限于一个领域贺昌群在《历史学的新途径》中说：“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回顾近现代史学史，出土文献资料的采集与使用，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成为史学研究工作一个“历久”却“弥新”重要治学途径在当今铺天盖地般的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大量带有文字信息的历史遗存不断出土，如何“物”尽其用却又用的恰到好处，从而成为历史研究的有力的羽翼，则是史学工作者不断探索的一个课题。

后记 本文基础资料和论述多来源于张荣强教授的讲义《出土文献研究导论——以简牍为中心》（2012年2月13日），文中掺入笔者的一些工作经历和个人见解，其中错谬，敬请张教授斧正，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