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书》与《宋史》中的郑刚中传比较研究.docx

《婺书》与《宋史》中的郑刚中传比较研究 陈婺[摘 要]本文将《婺书郑忠愍列传》与《宋史》中的郑刚中传记进行内容和思想上的比较通过其他文献的补充，辨析《婺书》和《宋史》记录的准确性并探究对同一人物的事迹的不同记述方式中蕴含的不同思想[关键词]婺书；宋史；郑刚中《婺书》是明末义乌人吴之器所著的人物志，记录了婺州的古今杰出人物郑刚中为金华人，在《婺书》中位于第一卷第三篇的位置在正史中，郑刚中传在列传第一百二十九，为与他人的合传相比之下，《婺书》与《宋史》的郑刚中传，大致框架相同，《婺书》的记事更加详尽，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对正史记载的补充因为吴之器所处时代离南宋初期相隔已远，《婺书》的创作主要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加工整合而成整合的差异有匠心独运之笔，有疏漏误引之处，也有作者主观的对事情的见解在其中，正是《婺书郑刚中传》的特色之处下面试举例说明改宗正少卿，又改秘书少监力求去，弗许《婺书》（1）移宗正少卿，请去，不许，改秘书少监《宋史》（2）两传的区别在于郑刚中请求去官与改官秘书少监的顺序依照《北山集》中的《除宗正少卿疏》，此疏作于绍兴九年正月除宗正少卿之后疏文中明确提出：“属籍亚卿，地清职峻……伏望圣慈，收还成命。

后附有“不允”二字（3）对应的即是“求去不许”这件事刚中之子郑良嗣回忆其先君事附于《北山集》中，其中《修纂属籍总要疏》：“二月与方庭实两易为秘书少监4）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六：“新除秘书少监方庭实与宗正少卿郑刚中两易，避家讳也5）可见，绍兴九年正月刚中原加阶官宗正少卿，后改为秘书少监刚中疏题既然作《除宗正少卿疏》，则应作于二月改官之前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宋史》之序正确，而《婺书》之次有误然刚中改官的原因系方庭实避家讳，与之互换，并非其他如《宋史》行文，似改官为刚中请求去官之后的结果，宗正少卿与秘书少监为平级之官，短时间改官原因应如良嗣与李心传观点，则改官两次实为一次加官从叙事笔法上看，《宋史》虽符合真实顺序，但《婺书》更能还原事情本来面目每诸将谒，必具橐键庭伏乃就坐一日吴璘加少保，来谢，语阍吏，讲钧礼刚中叱之曰：“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可持吾头去璘皇恐听命，侧足惟谨《婺书》（6）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坐吴璘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宋史》（7）在这两段相似的内容上，《婺书》与《宋史》的主要不同有两处。

一是诸将谒见之礼，二是吴璘所加之官为少保抑或少师《婺书》作“具橐键庭伏乃就坐”之前并无此记载橐键庭伏”当为吴之器融裁之语文献中不见“橐键”一语，“橐键”实应作“橐鞬”，本义指弓箭囊袋，后作为军中一种表示恭敬的礼装，与后文“是废军容”呼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郑刚中爲川陜宣抚副使，节制诸将极其尊严三都统每入谒，必先庭揖，然后就坐8）《挥麈録》“郑亨仲刚中爲川陜宣抚，节制诸将极爲尊严呉璘而下，每入谒必先堦墀，然后升厅就坐9）“堦墀”与“庭揖”都只强调了在堂外行礼橐键庭伏”是一种相当隆尊的礼仪《旧唐书》卷一百七十：“李愬具槖鞬，以军礼迎度，拜之路左郑刚中与诸将严讲礼仪之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时吴武顺璘、杨襄毅政、郭恭毅浩皆以节度使来会……既而，政先执梃谒，亨仲乃受之寻与璘、浩循阶以客礼见并无“具橐键庭伏”之器在此处，有与裴度故事相比之意，以强调刚中在蜀之尊严之盛，但事实并不必如此，《宋史》之说更为可靠正史之吴璘传未有加太保之记载吴璘加少保事，最早见于宋王明清《挥尘録》：“忽璘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吏以爲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虽髙，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取吾头可矣。

堦墀之仪不可易也璘皇恐听命10）王明清虽为郑刚中同时代人，其《挥尘録》为见闻笔记，在吴璘所历官职上不如正史可靠然“少保”的说法流传不绝，明初的苏伯衡《题郑宣抚墓志后》：“伯衡窃闻公宣抚川陜，节制诸将严甚吴璘而下，每入谒必先庭参然后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欲讲钓敌之礼吏以白公，公厉声曰‘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可取吾头去庭参之礼，不可废也璘皇恐听命吴之器采取此说桧谋于王焕，焕曰：“当选一宗室有风力者往制之因荐赵不弃，于是创四川财赋总领官，不隶宣抚以不弃往，不弃又辟晁公武，物色刚中阴事，尽力挤之《婺书》（11）秦桧怒刚中在蜀专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财赋总领官，以赵不弃为之，不隶宣抚司不弃牒宣抚司，刚中怒，由是有隙不弃颇求刚中阴事言于桧，桧阳召不弃归，因召刚中《宋史》（12）两书对赵不弃任四川财赋总领官的前事叙述不一《婺书》中出现王焕与秦桧谋一事此事在见于《挥麈録》：“亨仲驾驭诸将有理，诸将虽外敬，而内惮之适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与媒孽，言其有跋扈状秦闻之，谋于王显道焕，焕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风力者往制之因荐赵德夫不弃焉于是创四川总领财赋……得晁公武子止于零落中，辟爲干办公事，俾令采访亨仲阴事，欲加以罪。

《婺书》所据来源于此然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此叙述已有驳辨认为王？当年正月已出知平江证明谋于王？之事失实《中兴小历》载：“绍兴十五年侍御史汪勃请置四川总领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庚子，赵不弃上任《宋中兴纪事本末》：“既而上谓秦桧曰‘卿前日所论置四川緫领，甚当如此方与诸军一体可见置四川总领并不是汪勃独立的主张，《宋史》认为汪勃上奏即是秦桧之令也有一定道理此外，从作者的思想倾向上来说，《婺书》行文尽力隐去郑刚中对当时和议政策的赞同和对秦桧的配合《宋史》中有“刚中由秦桧荐于朝，桧主和议，刚中不敢言”之句，而《婺书》中不见《婺书》于此处摘引刚中《谏和议奏疏》刚中《北山集》中谏和议疏有四，皆没有反对和议之句《再谏和议疏》中有“和议之败，盖有两端：其一激怒于敌人也，二则激怒于国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议之不成，葢亦産祸之甚速”（13）之句，实为四疏谏议之所本亦可见刚中赞同和议，所反对的是荒废防务和高宗不合礼地过分降低自己《谏和议奏疏》中也有这两部分内容，吴之器所引为皆为劝谏高宗不过分降低自己的部份，而文中另有“曷若卑辞报使者”之句，足见刚中不希望激怒使者，希望和议顺利《婺书》：“就除川陜宣抚副使，兀术遣人求和尚原，桧恐刚中败盟，乃下诏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玠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宋史》中作：“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刚中恐败和好，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

两传中“恐败和好”之人不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也有刚中奏“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玠地分”之记载，但刚中《北山集》中奏疏中有“秦州、商州、和尚原三处乃川、陜咽喉要害之地，皆不可轻许，而和尚原最为不可吴之器也采用《北山集》的观点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吴之器并未按照《宋史》及其他史料所记情况书写，对刚中议和画地之事写得较为隐晦 《婺书》行文极力淡化秦桧个人因素除了之前极力隐去刚中与秦桧的“依附”关系外，另有在对刚中落职之事的解释中淡化与秦桧个人的恩怨始刚中持节来，诸将畏之甚，疑以为桧党也，不敢言后见其每事忤桧，始悟其非因共谮之，以为跋扈桧谋于王焕……”品此说法，刚中身边诸将毁之在先，闻于秦桧，然后制之而《宋史》作：“诸裨将领安抚者皆罢弛夔路酒禁，复利州钱监为绍兴监时军已罢，移屯内郡，刚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罢秦桧怒刚中在蜀专擅……”后有“孤危之迹，独赖上知之耳按此说法，刚中被陷，直接原因是秦桧对他脱离对秦桧的依附的怒与对刚中治蜀能效之妒两者对秦桧个人在此事件中的作用看法不同究其原因，《婺书》是一部旨在弘扬乡先贤，激励里人之作，必将重点置于所传人物个人的品格与才能，而不能过重地描述被权臣左右命运的情况。

且《婺书》作于明朝危殆之际，作者希望能够找到国家运作制度上的弊端，而非偶然的个人原因在这两点的作用下，《婺书》虽没有隐去，但极力淡化秦桧个人的影响在这点上与《宋史》有思想上的区别总体来说，《婺书》创作时间较晚，考证不易，难免会出现使用之前材料所导致的错误，但也在选取材料上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宋史》未讲述清楚的地方《婺书》作为一部地方的人物志，在编纂宗旨上与《宋史》有很大不同，也导致了材料选取上的不同注释：1（明）吴之器，《婺书》，《重修金华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册，17页上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12页3郑刚中，《北山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1页4郑刚中，《北山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9页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052页6（明）吴之器，《婺书》，《重修金华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册，18页下7（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13页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394页。

9（宋）王明清，《揮塵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69页10（宋）王明清，《揮塵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69页11（明）吴之器，《婺书》，《重修金华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册，19页上1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13页13郑刚中，《北山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