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闹社风潮.doc

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闹社风潮岳谦厚 范艳华 发布时间：2010/06/03 来源：《党史研究》 2010 年第 4期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农业合作化浪潮中，中国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经营模式，合作社成为基本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国家由此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权建设目标山西在20 世纪 40 年代就开展了农业生产互助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其农业合作化亦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并于 1956 年 2 月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但此后不久，全省各地发生社员要求分社、退社、分粮的闹社风潮，山西省委和地方政府在整个事件解决过程中表现出对乡村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国家与农民关系、乡村社会心理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分析闹社风潮找到某些答案一、农业合作化运动概况一、农业合作化运动概况山西作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农业互助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步伐更是一路狂飙并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借助各级合作组织取得农村政治经济控制权，在山西农村构建了一个组织化的社会 (一一) )互助组互助组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端，地势起伏悬殊，山多川少。

加之深处内陆，降水偏少且多在夏季，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仍，自古就有“十年九不收”之说为调剂劳力畜力，解决生产困难，民间普遍存在以“变工” 、 “伙牛”等为丰要形式的临时生产互助，但这些生产互助具有松散性、自发性的特点，范围窄、规模小，很不稳定山西农业互助合作就是在这种传统互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爆发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因战争破坏，劳力畜力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困难，农民尤其贫雇农开始自发结成互助组，此举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1943 年 1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模代表会上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 ”山西各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利用旧有劳动互助习惯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组成，实行共同劳动、分散经营，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仍归私人所有互助内容包括耕地、播种、收割等此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山西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简单的临时的季节性劳动互助，这是互助组的初级形式，普通的 2 户至 5 户，多者 8户至 l0 户，以换工帮犋为主要内容；一种是常年的定型的互助组，其已有简单生产计划和少量公有财产。

在常年互助组中，农户保留自家生产资料所有权且自有地所产粮食仍归己有，而互助组则对这些生产资料具有使用权，农具和耕畜在组内供集体使用，一些有关生产管理的决策在组内讨论决定抗战胜利后，随着山西全境解放和新区土改迅速完成，农业生产互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山西省委对全省互助组织确定了不同的发展方针：在老区提出“组织起来与技术相结合，与供销合作相结合，与副业相结合”的要求，以充实互助组生产内容并将发展目标指向合作社；在新区提出在完成土改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互助，以恢复生产和推动各种互助合作到 l949 年底，全省互助组织已发展到 8．86 万个，入组农户 47．89 万户，占总农户 16．2％l950 年底，互助组达到 15．67 万个，入组农户 84．67 万户，占总农户27．7％l951 年后，在试办和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方针引导下，互助组有了更大发展1953 年，互助组达 20．59 万个，人组农户 165．47 万户，占总农户 50．9％到 1954 年夏，参加互助的农户升至 60．4％农业生产互助是党和政府力图借助互帮互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但互助组并未改变小农经济性质及其分散经营特点。

在生产困难解决后，互助组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山西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很快恢复发展，农民生产资料增多，互助生产与单干相比并无明显增产效果，组员普遍认为， “互助组干到这里，好像走到头一样，再加劲干也不过还是个模范互助组” ，互助组织发生涣散情形这些矛盾表明互助组发展至此即面临上升为合作社或退回单干之选择 (二二) )初级社初级社初级社是在互助组基础上由个体农民自愿组织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特点是土地入股、耕畜和农具作价入社并由社统一经营；社员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后按社员劳动数量质量及入社土地等生产资料多少分配，总括起来即“工分”和“土地分红” 如前所述，互助组本是矛盾结合体，随着生产条件改善，农民退回单干的愿望日益强烈，而党的初衷是将农民顺势带上合作化之路在此情况下，由国家推动的合作社出现了l951 年春，太行地区长治专区在武乡窑上沟、东监漳、西监漳、枣烟和黎城王平、平顺川底、壶关翠谷、长治南天河、襄垣长畛、屯留东坡等村试办了 l0 个初级社，计 l90 户、3018 亩土地；其中入社土地 2212 亩，占 73．15％为确保合作社试办成功并为后续发展提供典范及增强农民信心，党在建社之初对社员进行了审慎选择，一方面办社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另一方面要求入社社员需成分好、劳动能力强，以保证合作社阶级方向和生产发展。

1953 年，全国开始转入计划经济体制，个体小农经济日益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和计划经济要求，党发展合作社的愿望强烈起来是年春，山西各县区乡全面布局创办初级社，山西省委提出“常年准备、充分准备，迎接高潮的到来”的口号，宣传鼓动互助组向合作社迈进，全省合作社达到 2243 个，入社农户 54658 户，占总农户1．6％此后经反复调整，到 1954 年底已达 10642 个，入社农户 309974 户，占总农户9．7％1955 年 10 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山西掀起建社高潮，全省初级社从 l951 年底的 300 个猛增到 l955 年底的 52385 个，入社农户 250 万户，占总农户 76．6％，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早期初级社因采取审慎态度，对社员成分和劳动能力有所限制，保证了初级社生产发展据 1956 年山西省委农工部调查，1954 年各地农业生产取得较快发展，合作社同互助组和单干户相比表现出一定优势以籽棉、小麦、玉米为例，合作社、互助组和单干户籽棉分别亩产 146．2 斤、73．6 斤、63．4 斤，小麦 ll5．75 斤、100 斤、82．9 斤，玉米295．7 斤、l86 斤、l57 斤。

当然，这些合作社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入社问题上的排斥贫农倾向如兴县蔡家崖村 9 户贫农仅 l 户入社在执行互利政策方面，有些社对土地分红和社员生产资料作价入社还款迟迟不兑现，出现“纸上烧饼不能吃”的白条现象；有些社则在租用社员牲畜和农具时作价偏低如榆次陈侃乡先锋合作社将社员大车水车作价入社后，3 年内分文未付在经营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等问题，如蔡家崖乡石岭合作社建社 3 年从未算过账此类问题引起部分社员不满不过，初级社尽管问题多且尚未解决，但合作化浪潮即迅速到来 ( (三三) )高级社高级社高级社是以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社员私有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实行完全按劳取酬山西高级社最早出现在长治专区l952 年 11 月，长治县南垂、王村、关村、捉马 4 村 918 户农民组织起一个取消土地报酬并完全按劳分配的高级社，定名“中苏友好集体农庄” ，成为山西首个高级社在试办高级社时期，为避免政策上的冲突，各级党组织认为高级社“在试办时期应该少一些，完全社会主义还得几年” ，直到l955 年才基本执行这一政策以平顺为例，1955 年制订的 1956 年全县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规划规定是年只试办 10 个高级社，约包括 7％的农户。

但全国各地农业合作运动的快速发展助长了党的高层领导的乐观情绪，l955 年 10 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指出：“应注意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即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更提出“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全国由此掀起建设高级社高潮从 1956 年 1 月起，山西全省竞相扩社，大社并小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高级社办社速度狂飙突进此时，合作化成为行政命令，全省 5 万多个新老初级社迅速合成 2 万余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 99％，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然而，高级社仅是集体化了的小农经济，并未改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其技术状况同单干户、互助组乃至初级社相比并无实质改善进一步说，高级社不可能完成改造小农经济的重任 二、各地闹社风潮二、各地闹社风潮1956 年 2 月，山西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认为“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之后将是空前未有的生产高潮” ，丝毫未意识到匆匆高级化带来的问题秋收之后，高级社矛盾显现，社员在农忙结束纷纷找“公家”打官司，遍布全省的以退社分社和闹粮为主要目的的闹社风潮发生。

据 1957 年 6 月统计，从 1956 年秋后到 l957 年 4 月共发生闹社事件 l44 起，参加人数 7298 人；其中 1956 年 12 月 6 起，参加人数 l78 人；l957 年 4月 52 起，参加人数 2724 人，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山西农业合作社闹社风潮是 l956 年至 l957 年全国农业合作社出现波动的一个缩影每起闹社规模一般 30 人至 50 人，少者 l0 人，多者 100 多人，最多 300 人；闹社通常持续3 天至 5 天，最长达两月有余；事件基本限于单个合作社内，未形成大的社会动荡社员闹社方式有向乡县专区政府甚至省政府告状请愿，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或私分社内粮食、农具和牲畜饲料等公共财产，殴打社乡和工作组干部，村与村之问打架等闹社社员主体是中农和富裕中农，约占闹社社员 70％，其在闹社事件中一般打头阵，态度积极这些社员在入社前拥有独立的生产条件、较强的生产能力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在合作化之初多持观望态度，对党的宣传将信将疑；合作化高潮时期贫下中农纷纷入社，他们亦在这种大潮裹挟下入了社，而入社后又因收入陡减或生产资料作价不公和作价款未能按期归还对高级社产生意见。

同时，1956 年不少地方放弃对单干户的工作，有些单干户不出公粮、不卖余粮、不出义务工，这亦引起部分富裕中农社员心理失衡贫农一般因资金、耕牛、农具短缺难以独立生产，是合作化的忠实支持者和拥护者，很少参与闹社或只在生产条件较差的合作社因生活无保障才加入闹社行列闹社社员态度分三种：一是坚决退社，持此态度者往往成为闹社领头人；二是附和闹社，这种人数量多，对闹社无预定要求，有浑水摸鱼之嫌；三是个别坏分子为个人目的无理取闹山西省委认为尽管不排除少数人无理取闹甚至反对社会主义，但大部分闹社事件为人民内部矛盾，其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以纠正合作社在工作、体制、政策执行上的缺点但是闹社风潮发生后，各专区和县乡政府因思想过分紧张大多采取了两种应对措施：一是打压闹社社员，将事件简单归于坏人捣乱，派公安和政法干部进行侦破有的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捣乱者”的口号，以“打头狼”手段对待闹社带头人，将他们“调虎离山” ，个别分化，查历史，进行人身威胁对于参加闹社的党员或干部有的令其停职反省，有的开除党籍这无疑激化了矛盾，给闹社事件火上浇油，致使闹社之风愈演愈烈，有的尽管用专政手段打压下去，但留下了诸多问题二是对闹社社员空口许诺，不解决根本问题，试图将社员情绪稳定下来，拖一天算一天。

有的对闹社社员有求必应，如夏县城关团结社不加考虑地将社内 45767 斤机动粮分发社员，结果社员照旧向政府闹粮当然，也有部分合作社和地方政府正确对待闹社社员要求，分清是非界限，对确实存在的问题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