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建构与还原—读《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docx

    发掘、建构与还原读《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    内容提要：陶渊明研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显学20世纪以来，有关陶渊明及其诗文集的整理与研究著作十分丰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多种多样，然而却大都偏离了对陶渊明“本真”的探讨上个世纪末，戴建业先生所著的《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独辟蹊径，从存在论的角度对陶渊明的“真”世界和“真”面目进行了阐释与还原本文主要从文献与方法论的发掘、研究体系的建构以及如何对陶氏进行“还原”三个方面来论述该论著在陶学研究中开辟的新境界Keys：澄明之境　陶渊明　发掘　建构　还原作者简介：赵目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唐文学陶渊明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是一门显学，陶渊明本人也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对待20世纪以来，有关陶渊明及其诗文集的整理与研究著作不下六十种，研究与阐释的视角和方法也多种多样，然而其中大多数研究都偏离了对陶渊明“本真”的探讨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者，陶渊明其实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纯粹是一位超雅脱俗的隐士或“世外高人”上个世纪末，戴建业先生所著的《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下文简称“《澄明之境》”）①独辟蹊径，从存在论的角度为我们阐释了陶渊明的“真”世界，还原了陶渊明的“真”面目。

本文从作者对陶渊明相关文献与方法论的发掘、存在论意义上的陶渊明研究体系建构以及作者如何对陶氏进行“还原”三个方面来论述该学术专著在陶学研究中所开辟的新境界一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在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相关文献的发掘、整理、阅读与辨析，这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基础条件《澄明之境》将陶渊明列为研究的对象，研究者对于陶渊明相关文献的熟谙可以从文献的[来自wwW.lw5U.coM]征引以及材料分析的程度上来加以审视，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作者对相关研究视角下文献资料和方法论的开掘上别费了一番匠心《澄明之境》首次出版于1998年，2012年再版从首版时作者所征引的文献看，研究者对于资料的搜罗是不遗余力的这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一是陶渊明的诗文集，仅此一类，研究者所搜集来的版本就有19种之多，如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黄文焕《陶元亮诗析义》、吴瞻泰《陶诗汇注》、温汝能《陶诗汇评》、近藤元粹《陶渊明集》、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杨勇《陶渊明集校笺》、龚斌《陶渊明集校笺》、李华《陶渊明诗文选》、郭维森和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等，几乎涵盖了1998年之前古今中外不同时间不同国度中的所有类型的原典文献，如注本、笺本、选本、评本、释本、译本等，不一而足。

二是研究陶渊明的相关著作（含研究资料汇编、年谱、赏析集等），从近代梁启超所撰《陶渊明》（1929）、胡怀琛所撰《陶渊明生活》（1930）至当代魏正申所著的《陶渊明探稿》（1990）、《陶渊明评传》（1996），共计18种除此之外的Reference，包含古人经史子集、近人论著等又有140余种很显然，对这些文献的搜猎与整理为研究者进行专业的研究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进行修订时，作者又增补了近20年来相关的文献资料，在原来的基础上，文献更为丰富，视野也更为开阔对于这些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辨析，首先让研究者认识到前人的研究侧重于何处，从哪些角度入手，有哪些优胜与不足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工作让研究者清醒地认识到自我研究的切入点在哪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如何承继前人，做哪些层面的开拓，这是进行文学研究成功的关键所在很显然，这种对研究视野的审定与开掘，无疑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综合前人和同时代人对陶渊明的研究之后，作者发现前人对于陶氏的研究，或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将“以忠正为高”作为判定一个诗人崇高与卑劣的首要标准；或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立论，根据诗品决定于人品的古训，反复称扬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节操，赞美他不食“粱肉”的骨气，肯定他宁可躬耕自资也不依傍权贵之门的人格；或从审美价值的角度进行诠释，“称道他那质而实绮、枯而实腴的诗风”，“激赏他所创造的那种和谐静穆的诗境”，“沉醉于他诗文那平淡自然而又韵味淳厚的艺术魅力”（1—2）。

然而无论从以上哪一个角度进行阐释，对于陶渊明本真的存在而言总是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在对各种问题进行追问和深入思考之后，研究者发现陶渊明的独特意义乃在于他“既结庐人境又不‘局促尘埃’，既充满人际关怀又不受人际羁绊”（6）正是基于对陶氏的这种理解，研究者选择了从存在论的角度来对其进行新的建构西方自20世纪以来兴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化思潮，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从传播接受到具体应用都需要一个时间上的过程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此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从“存在论”的角度对陶渊明的研究一直都是非常新颖和有感染力的观点，这同时说明研究者对西方文化思潮有深入研究并且是相当熟稔的方法论的确立对于具体的研究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就发掘文献这一层面言，它必然要求研究者对自己所侧重角度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再审视与再整理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发现研究者对陶渊明“存在论”有关的文献进行了一个甄选和有效整合，并且在“导言”中对具有决定意义的古哲和时贤（主要是苏轼、梁启超、鲁迅、陈寅恪、朱光潜）的观点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阐述与分析，总结认为：“苏轼对陶渊明的论述在陶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陶渊明研究已由政治曲解和道德赞叹，深入到对其存在境界的探寻。

现代对陶渊明阐释最有深度的是梁启超、鲁迅、陈寅恪、朱光潜几家，其中尤以鲁迅、朱光潜影响最大7）因此，这也就决定了苏、梁、鲁、陈、朱五家的观点在整部《澄明之境》中所具有的地位及其重要价值英国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曾经指出：“从事批评，本来是一种冷静的合作活动批评家，如果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话，本来就必须克服他个人的偏见和癖好[1]这个观点指出进行文学批评或者文学研究的人必须秉持客观的立场，抛除主观的偏见和癖好但是一个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如果与所要研究的对象有一致性或者类同性，对于文学研究必定会有一定的助益当年司马迁亲身游历历史人物所在之地，对于他评骘历史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知人论世”作用进行文学研究的人，也莫不如是在《澄明之境》的后记中研究者也指出，当时之所以选择陶渊明作为研究的对象，一方面与个人的兴趣有关，“而最后选定阐释陶渊明则与我个人当时的存在境遇有关”（393）作为一个从存在论角度进行陶渊明研究的学人，个体存在境遇的类同性一定会增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亲切感，并进而对其进行更深入更准确的体验、剖析与判断，增加学术研究的深刻性这也是《澄明之境》在陶学研究中之所以特殊和有很高分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有了方法论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对研究体系进行建构乃成为研究的关键所在正如前文所言，研究者选择的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对“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以及这一生命境界与其诗歌境界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探讨抓住这一核心，研究者于是对研究的中心主题进行了厘定，那就是：“左右陶渊明人生抉择、决定他人生态度、影响他诗文创作的深层动因是诗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对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深微透悟，也正是这种体验和透悟使他给散文式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性，把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4）“澄明之境”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尽管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阐释并不明晰，但他认为“存在”乃是存在者背后所隐蔽的东西，它经由人这一特殊的存在（此在）的诗思统一“自我发送”，从而显示为“澄明之域”而现代人遗忘了存在，人（此在）失去了本真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沟通的能力，人在“公众意见”和“科学技术”中被双重异化，存在之真被遮蔽了起来要想摆脱这种困境，海氏认为必须回到诗思统一的思维，聆听“存在”的召唤，反对“公众意见”和“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恢复本真的人性和生存方式，恢复与存在的联系与沟通[2]尽管陶渊明时代的人生处境与海氏所言的时代相去甚远，但是物欲横流、人性丧失、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大环境却是相似的。

加以存在主义研究的重要对象是人，也正是基于此，研究者才选择了这一崭新的视角来对陶渊明进行深入研究围绕全书的中心论旨，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擘划，并且在“导言”中对论著的结构进行了说明：前四章分别揭示陶渊明生命境界的特征及其形成，这一生命境界的文化底蕴，他对死的超越与对生的安顿，他在身心冲突中对自我的体认，以及通过体认自我进而把握自我的那种成熟的人性第五、六章分别阐明他归隐的本质在于守护生命的真性，其动因在于既超越人际的利害，同时又表现出对人际的深切关怀第七章阐述他在饮酒中所达到的超尘脱俗、融然远寄的生命境界第八、九章分别探讨他的诗歌风格、语言特征与其生命境界的内在联系最后两章论析陶渊明在接受史上的命运——人们对其诗的评价由忽视到重视、由冷落到推尊，对其人的认识则由对道德操守的赞颂进而对其存在境界的把握，由仰慕其气节品行到接受其存在方式，接受者对陶渊明理解的深度同时也昭示了接受者自身存在的深度4—5）试以研究者对于陶渊明生命意识的诠释来作一举隅论著中，作者将这一主题分为两章来进行论述，分别以“纵浪大化”和“不失此生”为楛矢很显然，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都关涉到陶渊明对于生命态度的把握。

论著认为：陶渊明一生胶执于生死有多种表现，比如岁月飘忽不居和人生短暂无常往往引起他对生命终结的焦虑；自然景物的荣枯常触发他的生死之念；人的死亡也易加深他对个体存在有限的认识等等陶渊明无疑太胶着于死，但是“结束”既可以意指一种存在者的消失，又可以意指一种存在者的形成与完成《澄明之境》借海德格尔的存在观点认为，我们不能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解读陶氏的死亡，因为对死的感怀其实正标识着对生的自觉陶渊明曾经选择儒家的“三不朽”来超越生命的有限，但是在认识到生命价值完全不系于声名之后，他对所谓的“天道”进行了否定，从而中道改辙，选择了用“渐近自然”来进行对生命的超越于是他“纵浪大化”（返回自然），使自己与天地融为一体，在面临死亡时他选择了这样的生之决断，但是返回自然也不意味着就失去了对“此生”的追求陶渊明的身上显然兼容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崭新的生命存在他以生命存在的本身为目的，不在生命之外去追求生命的意义，也不在生命之外去设定生命的价值，于是在他看来，真实而不虚矫地表现生命就是生命的目的和价值所在，恬然澄明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②可以说，在整部论著中作者都抛弃了政治、伦理等外部因素所强加的各种“绑架”，以“存在”为旨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真实的五柳先生。

在对研究进行有系统地体系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还采取了一种非常重要并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那就是“比较分析”的方法艾略特曾经说，比较和分析是批评家的主要工具，因此能否游刃有余地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也成为判断一个研究者的研究是否做得生动、深刻的关键其实，比较分析的方法乃是对文学史关系的一种深度观照和全面评判韦勒克就曾指出：“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3]在《澄明之境》中，研究者对于这一方法的运用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在论述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及其文化底蕴时对陶氏面对生死时的洒落与庄子面对生死时的放旷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并指出了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异54—55）又如在论述陶氏的生命意识时，研究者指出他与列子都主张在短暂的人生中及时行乐，但又细致地剖析出二者之间所行的“乐”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90—93）这样的例证在论著中还有很多，不再赘举三研究者曾“希望自己的阐释能切近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8）其实，对于任何文学研究而言，这都是一个接近完美但又无法实现的美好理想近年来学术界所倡导的学术“还原”（如杨义先生的“诸子还原”系列）即是对此种理想的另一种形式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