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战争与历史 ——有关“抗日小说”中的个人、家族与民族国家现当代文学论文.doc

小说、战争与历史 ——有关“抗日小说”中的个人、家族与民族国家_现当代文学论文 引 言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被迫中断了寻求自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迫卷入另一种现代性的历史旋涡之中，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①]这场战争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充满了悲情的历史记忆正是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推动着中国文学对这场战争反复无尽地叙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文学至今没有停止过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和书写[②]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抗日小说”是其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 “抗日小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个自我认同的基础因此，“抗日小说”作为历史叙事和自我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在“抗日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多元的叙述中，也展现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家族记忆和民族国家想象基于此，本文要讨论的正是1930年代以来直至1990年代“抗日小说”基本的发展脉络、存在样态、文学故事，及其所揭示的复杂的历史图景和丰富的内涵本文所谓“抗日小说”不仅指那些以抗日战争为主题、题材的小说，还包括以抗日战争为主要故事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小说。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抗日战争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表现以及此类小说对战争、人和历史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本文以年代顺序为线索，对“抗日小说”进行总体的概述和分析1930年代至1940年代：小说、战争与历史的共时性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涵盖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9年建国前夕的有关抗日战争的小说作品在这个阶段，“抗日小说”的叙述和抗日战争是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之中的小说与战争之间存在着特有的共时性；小说叙述的指涉与战争和历史之间具有直接性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突出的现实性和历史真实性大约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为界，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为主；后一阶段又可以“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形成了“抗日小说”三个不同的写作空间一、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抗日小说”以萧军、萧红、舒群、李辉英、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群，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而且他们的创作也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主要以故土东北大地为题材领域，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现实生活。

以民族解放、爱国主义为基本主题，以英雄主义为基本的精神格调，他们集体书写了一部充满悲怆的宏伟史诗其时“抗日小说”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李辉英《最后一课》、《万宝山》、《松花江上》、马加《登基前后》（后改名为《寒夜火种》）、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萧军《八月的乡村》、《羊》、《江上》、《第三代》、萧红《生死场》、《牛车上》、《呼兰河传》、罗烽《呼兰河边》、《归来》、端木蕻良《乡愁》、《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浑河的急流》、白朗《沦陷前后》、《生与死》、骆宾基《边陲线上》、《动战场的别动队》等《万宝山》是一部纪实性较强的“抗日小说”，也是1930年代表现东北抗日斗争的较早的作品这部作品以日本侵略军制造长春万宝山为题材，初步涉及抗日爱国的时代主题《没有祖国的孩子》讲述的是一个朝鲜儿童在中苏边境一个小学校里的经历和感受，体现出一种对家国的朦胧意识《登基前后》则表现了东北人民在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的灾难生活，在“寒夜”之中寻找着那些许“火种”的渴望《浑河的急流》则直接表达了“刀劈小日本”的激越的民族情绪和抗争精神这些“抗日小说”都直接切入东北的抗日斗争，展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状态下人民的困苦生活和精神渴求。

在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抗日小说”中，最富代表性的是《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和《科尔沁旗草原》等《八月的乡村》具体描写了东北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战争与血火中艰难的成长历程小说塑造了几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家国危亡时刻，拯救民族于水火的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在小说中，这支革命队伍是一个“大家庭”，之中有“扛活出身的农民”、“旧军队的士兵”、“像萧明那样文质彬彬的书生”，也有“来自异国的朝鲜姑娘安娜”作为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在内容上也包含着一定的丰富性，有战争、爱情、日常生活，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但这些场景和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民族国家成长的过程中来叙述，便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意义抗战的现实为人们组织了一种对新的民族和国家的想象个人、家庭与民族国家因此而建立了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关联《生死场》则没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人物，而是由种种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场景构成小说描述了东北贫苦农村一种近乎原始的残酷的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③]作者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描写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展现的是“生死场”人生和命运。

《生死场》还描写了这样一个正在“觉醒”和“成长”中的“中国人”：“赵三”“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而在家国破碎的时刻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④]在战争状态和异族统治之下，这种民族主体性和对民族的认同自然就形成了，自我的本质在与他者强权的对抗之中获得《科尔沁旗草原》则展现了一个有着“百年基业的大地主家庭丁家”从繁华到破灭的过程小说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放置于民族危亡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寻求自身解放的“革命”中，将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觉醒过程东北“流亡作家”群一方面表现了东北人民在异族铁蹄的践踏之下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触及到家族、秩序、礼俗以及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在战争状态下的变迁在他们的“抗日小说”中，东北人民在命运和异族的控制之下，对民族主体性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对于家国、民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二、国统区及上海“孤岛”时期的“抗日小说”对于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痛自然他们最先感受到的，并进入他们“抗日小说”的历史书写中。

对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抗日题材小说的创作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则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和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后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今日最伟大的行动，是协力抗日，重整山河[⑤]急迫的现实境况对现代文学有了新的要求，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推动之下，“抗日小说”继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之后形成了又一次高潮在“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号召下，大批作家深入战地、农村，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之中，创作出了大批“抗日小说”从1938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在国统区，除了东北“流亡作家”的继续创作之外，主要的“抗日小说”有吴组缃《山洪》、丘东平《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萧乾《刘粹刚之死》、艾芜《两个伤兵》、《山野》、《石青嫂子》、陈瘦竹《春雷》、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差半车麦秸》、欧阳山《战果》、郁茹《遥远的爱》、沙汀《困兽记》、李广田《引力》、王西彦《古屋》、《神的失落》、巴金《寒夜》、老舍《四世同堂》、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碧野《没有花的春天》、田涛《灾魂》、《流亡图》、《潮》、庐隐《火焰》、白薇《北宁路某战》、《敌同志》、齐同《新生代》、楼适夷《SOS》、张天翼《华威先生》、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还乡记》等等。

国统区的“抗日小说”大多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展示在这一民族与家国危难之中的个人命运、家庭悲欢、世态时事，展示了在战争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在这些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主要有《四世同堂》、《寒夜》以及《财主的儿女们》等《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一部名作小说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表现了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于现状的幻想破灭之后，逐渐觉醒最终意识到只有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这部小说除了浓厚的北平地方特色之外，还延续了新文学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与主题老舍把抗日战争看作是对民族性的一场严峻考验：经过这场战争，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会得以保留，而那些劣根性则将在战争的洪流中被清洗干净老舍表达了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清算历史与文化病根的渴望，满怀着重造和更新民族性的信念《四世同堂》从对抗日战争中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展示和思索上升到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反思 《寒夜》讲述的是抗战后期重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故事，描述了知识分子小家庭在社会和国家磨难过程中的毁灭《寒夜》没有直接批判所描写的人物，而是着力刻画相互冲突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关系，深入挖掘各自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小说里的主人公汪文宣与曾树生之间错综复杂的爱与恨，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情感世界和复杂的心理世界小说对现实的感喟和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揭示更深层地触及到对社会的批判、对伦理的审视、对幸福本质的探究等诸多层面作者要反思的正是个人主义与人道、理想、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展示了在抗日战争期间社会动荡的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悲欢，揭示了个人、家庭和社会深刻的裂变和悲剧的根源《财主的儿女们》则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后代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地主蒋捷三是整个大家庭的统治者；长子蒋蔚祖是一个罗亭式的人物，最终为他的旧世界的崩溃而疯狂，为他的乌托邦理想付出代价；蒋少祖则是一个叛逆的人物，是“五四”哺育成长起来的英雄；小儿子蒋纯祖则在战争的洪流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部小说通过对家族命运的描写展示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和阐释，展示了在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选择和命运归宿而在上海的“孤岛”时期，“抗日小说”在封闭的文学环境中也仍然存在，和国统区以及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抗日小说”得以呼应孤岛”的“抗日小说”主要有谷斯范的《新水浒》、《太湖游击队》和程造之的《地下》等作品。

三、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小说”与此同时，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则产生了另一批“抗日小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创作也是在抗日战争这一巨大的时代主题下开展起来的我们要求一切文化工作者认识自己在这抗战大时代中的使命，认识自己工作的复杂和繁重；我们要求全国文化界人士不拘成见，不分畛域，不论新旧，摒绝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进行大团结，进行分工合作，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以求文化工作的迅速、活泼的发展，以服务于抗战[⑥]和国统区以及沦陷区的“抗日小说”有所不同，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小说”更注重“文化的心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⑦]在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影响的“抗日小说”主要有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柯蓝《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李勇大摆地雷阵》、丁玲《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华山《鸡毛信》、管桦《雨来没有死》、孙犁《一天的工作》、《刑兰》、《琴和箫》、《荷花淀》、《钟》、《光荣》等等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深入农村，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中，努力将中国民族文学的传统和民间文学形式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开创出了一个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