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对河西地区的经营.doc9

西夏对河西地区的经营薛档档（陇东学院 08 历史（1）班，甘肃 庆阳 745000）摘要: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既是东西交通的咽喉和关陇的屏障，又有农耕和放牧的自然环境西夏占领河西地区以后，对其进行了开发，使它成为西夏政权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后方,也是西夏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键词：西夏；河西地区；经营安史之乱后内迁到西北地区的党项族获得了很好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环境，日益壮大党项政权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 年）就曾一度占领凉州（今甘肃武威） ，仁宗天圣六年（1028 年）攻取甘州（今甘肃张掖） ，1032 年再度攻占凉州，1036 年又连克肃（今甘肃酒泉） 、瓜（今甘肃安西） 、沙（今甘肃敦煌）三州，自此始至公元 1226 年成吉思汗取河西时为止，西夏对河西地区统治近 200 年，在这期间，西夏政权对河西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开拓、经营一、西夏经营河西的政治举措（一）羁縻怀柔，民族平等河西地区西连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民族间的矛盾斗争也较多，处理好民族关系是保证该地区稳定的前提条件西夏政权是一个民族政权，在其境内实行了比较宽松的羁縻政策即在服从党项统治的大前提下，允许保留各民族自治，拥有部分权利。

河西地区“旧皆有（回鹘）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 [1]，如西夏统治者允许河西回鹘“各立君长，分领族帐 ”保留其自治权和单独向辽、宋入贡和贸易的权利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卷 10“司序行文门”规定：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生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番人共职者列坐次及为手记时，当由高官大人为之官相等而有文武官者，当以文官为大，有文武官同，则当视人况、年龄，若违律时罚马一，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实行这一条反映出西夏政权的民族政策还是较为平等的在西夏，异族官员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种族、法令规定党项、汉、吐蕃、回鹘官员们一起共事时，必须依据本人地位的高低按顺序就座党项族大量吸收汉、吐蕃、回鹘等各族文化，各民族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这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二)设置机构西夏占领河西以后，立即定兵制，立军名，升州郡，益边防，又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据额济纳旗黑城所出《天盛律令》第 10 章《司次行文门》 “凉州”一名已被西凉府所取代：《元史·地理志》 《西夏纪》卷一亦云，凉州曾被西夏改为西凉府。

又于《元史·地理志》载，西夏亦曾改甘州为镇夷郡（州） ，又立宣化府为其民族宣抚机构，主要职责是处理回鹘、吐蕃事务，以强化对当地各民族的统治西夏政权还有县的建置， 《多桑蒙古史》载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 年） “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 [2] 《元史·太祖本纪》亦此说，西夏西凉府辖有这两县在元昊统治期间，他模仿宋朝的官制，设立了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等劝农机构，对河西地区农业的发展与经济的恢复有很大的影响元昊即位后，就设立了文思院，这是官府手工业作坊之一，负责供御仪物服饰的制造，后又设立了工技院、刻字司、金工司、铁工院等，这些都是管理生产技艺的机构公元1039 年，元昊 再度改革官制，调整机构，但农田司、受纳司、群牧司这三种执掌农、牧业生产的机构都没有因为政权的嬗变而取消，自始至终存在西夏的军队布防分全域为左右两厢，设 12 监军司，由《宋史·夏国传》 《西夏书事》等史料知，河西属其右厢，置有甘州甘肃（驻甘州） ，瓜州西平（驻瓜州） ，黑水镇燕（驻兀刺海域，今山丹北） ，黑出威福（驻居延古城）4 个监军司监军司兵为西夏军队的主力，其部数约 50 余万，而甘州监军司 3 万人 [3]，由此可推出河西 5 所监军司应当共有兵员 10 余万人。

“河西诸军司的职责在于‘以备西蕃、回纥’ ，其目的是保证西夏后方的安定和绿洲开发的顺利进行 [4]，并且军司 10 余万兵员本身也是西夏开发河西地区的生力军之一 ”二、西夏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西夏统治河西的 200 多年中，河西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兴修水利，提倡开垦荒地，为西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一）农业的开发农业为西夏政权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基础，党项羌内徙之前是一个“不知稼蔷”[5]的游牧民族，内迁之后由于受到中原先进农耕文化的熏陶，在掌握了一定农业生产技能和知识之后，开始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方式转化农业的发展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自唐中期以后，河西区内原有人口大量逃亡，增加劳动力成为西夏政权发展河西地区经济的当务之急 “河西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移来的和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二是迁入的党项部族和当地原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三是防戍兵士 ”[6]西夏政权建立后，曾分布在凉州北部沙岭的党项部落也随之迁入凉州地区公元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族西迁，其中有一支进入河西地区，散处于甘、凉、瓜、沙州等地，这就是甘州回鹘他们成为西夏统治下的河西居民，也成为开发河西和经营河西的重要力量。

从战争中掳掠来的汉人和其它民族成员亦在区内有较多安置西夏军队中有专门用以捕掠人口的“擒生十万” [7]，当时掳掠的人数自然也不少，西夏统治者曾“得中国无艺者” [8]，让他们“守肃州城” [9]，或使他们在黄河以西、以北也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地区耕种党项民族尚武善战，全民皆兵是西夏军事制度的特色，兵民一体，战时出征，平时生产在这种军事体制下，河西监军司的 10 万士兵成为开发河西的主要劳动力资源为保证水利灌溉的顺利实施，西夏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水利法规和管理制度，即《天盛律令》中的《春开渠事门》 、 《园地苗圃灌溉法门》 、 《灌渠门》等，同时专设农田水利管理机构，在中央有农田司，地方为水利局分这充分说明了西夏水法的严密、合理以及规定的全面西夏建立的这一整套农田水利开发和管理制度，即使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水利灌溉的发展推动了西夏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河西从事农业开发的不仅有汉民，党人和其它一些民族成员虽然“被毛事畜牧，蕃性所使” [10]但由于受汉族影响其一部分人亦开始经营农业， “岁时以耕稼为事”[11]由于西夏畜牧业比较发达，农耕中广泛采用牛耕安西榆林窟壁画中有一幅使用“二牛抬杠”犁地的西夏农耕图，反映西夏与中原耕作方式的相似之处。

在西夏中央政府设立的十六司中，就有专门管理农业的“农田司” ，表明统治者对农业部门的重视西夏的农产品主要有大麦、稻子、荜豆和青稞，药材等 ［12］ 从事农耕的以汉族人为多，他们掌握着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西夏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农业的发展使粮食增多， 《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记载了护国寺竣工后赏赐给工匠的物品就有“谷千斛” 河西成为西夏政权用以支持战争和维护政权的粮食供给地大安十一年（公元 1085 年） ，银、夏州等地发生严重旱灾，粮食缺乏，西夏政府下令“运甘、凉诸州粟济之” ［13］ 充分说明甘、凉等地农业生产已经取得成效，粮食不仅自给，而且还有储存，清人顾祖禹曾对此评价说“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扰关中，大为宋患 ”［14］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对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给以肯定西夏统治者鼓励人民开垦荒地，扩大垦地面积，并给予法律的保证西夏文《天盛律令》明确规定：“抛荒地与无主荒地归开垦者所有”而且，三年之内，免交地租，三年之后，根据土地、苗情等情况，决定交纳“五等租”中的一等地租在鼓励开垦荒地的同时，还大力提倡租地农户，开垦邻近的闲田旷土，法令规定树草、池地、泽地、生地等可开垦为地者，三年内免征地租，三年后酌情交纳。

用法律的形式鼓励垦荒拓田，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用这不仅促进了河西地区土地资源的大量开发利用，发展了西夏的农业，进一步巩固了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在西夏封建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二）对畜牧业的开发党项族是“逐水草迁徙”的牧业民族，为了自身的发展，势必要把水草鲜美的河西地区作为自己的领地早在李继迁向河西扩张时，就曾想“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然后长驱南牧 ”［15］ 在占有了“善水草，宜畜牧” ［16］ 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后，凉州便成为“畜牧甲天下者” ，而瓜州诸州亦是“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 ”［17］ 西夏立国 200 多年间，与北宋、辽、金之间干戈不断，每次战争，马、牛、羊、骆驼等各种牲畜的损失数以万计，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 1050年） ，辽征西夏，兵到西凉府， “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 ”［18］ 马也有相当数量，天圣初武威郡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马匹西夏人编纂的西夏文词典《文海》中所收有关畜牧业的字词达 100 个以上，西夏畜牧业的发展还反映在畜产品的商品化，西夏文《天圣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记载某人卖掉牧场，换回牲畜 ［19］ 由于西夏以羊马立国，因此西夏统治者对畜牧业的组织管理非常重视，在中央 机构的十六司中，设群牧司来统一管理全国的畜牧业。

境内也有许多官营牧场，群牧司对其直接经营管理，并设末驱，大小牧首领，牧监、盈能等人员具体经营，据《天盛律令》卷 19 载，有一定经营能力的牧人可领取“骆驼、马、牛十五、二十以上……”的官畜牧放，每年按其繁殖率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幼畜，以及毛绒、乳、酥等副产品收入《敦煌资料》第一辑中的 15 张《天庆十一年典卖契》中典出物全为袄子裘、马毯、皮毯、 白帐毡、苦皮、皮裘等畜产品，换回的全为粮食 ［20］西夏的畜牧业品种主要有羊、马、驼、牛、驴等 ［21］ 马匹除军事需要外，还是对宋、辽、金进行贸易的大宗传统商品宋朝初年因与北汉、契丹进行战争，在沿边大量购买马匹，西夏向宋、辽、金的贡使也以大量的马、骆驼作为贡品，西夏每年对外作战，损失，羊、马、骆驼等各种牲畜，常常数以万计，这都说明西夏的畜牧业生产具有较高的水平三）西夏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西夏政权为最大程度地获得丝路贸易的丰厚利益，把对丝路的经营放在首位西夏王朝为经营丝绸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积极利用前代遗留下来的丝绸古道，还开辟新丝路， “包括通辽‘直路’在内的横贯鄂尔多斯的通道 ”[22]其突出意义表现在把东西向的河西路与居延路连接在一起，正如长泽和俊所指出的“金以后，元、明、清历代王朝的首都都在燕京，而这条河西——鄂尔多斯——蒙疆——燕京的贸易路线随着时代的推移变得越发重要。

”[23]西夏统治者还及时调整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与西邻和平共处，实行商业优惠政策，以保持丝路的畅通在西夏王朝的苦心经营下，丝绸之路贸易为其自身带来巨大利益西夏地处西北一隅，抗衡宋、辽、金，因丝路贸易而增强的社会经济，无疑是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以丝路沿线城镇为例，凉州扼河西走廊的入口，是丝路上的第一重镇，夏天佑民安五年（1095 年） ，乾顺修复凉州护国寺， 《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汉文碑铭记载， “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24]反映了凉州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这些前来的车马行人大多从事商业活动典当活动是河西商业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典出物大多为畜产品，换回的则是粮食，实质上是以物易物的贸易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河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西夏不仅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中转站，在西夏政权的主持下大批精通汉藏、西夏语，并且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回鹘僧人深入西夏，在带来回鹘大乘佛教的同时，又为西夏统治者把汉、藏文佛经译成西夏文，西夏境内的丝路也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路径回鹘的服饰与装束也传到了西夏，总之，西夏王朝统治下的丝绸之路对当时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三、西夏王朝对河西文化的影响河西作为丝绸之路的交汇枢纽，东西方文明在此交会、渗透、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多元化的河西文化一） “蕃书”的创制和推广“蕃书”即西夏文字，曾广泛使用于河西地区，在元代有“河西文字”之称 ［25］ 西夏文的具体创制过程各种史书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