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评定智力的若干标准.doc

中国古代评定智力的若干标准 中国古代评定智力的若干标准 【作 者】燕良轼 【作者简介】燕良轼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　职称：副教授摘要　本文沙里淘金，从浩繁的古代文献中提炼出若干个中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笔者认为，这些标准即使放在现代科学心理学的视野内审视亦不无价值，甚至有许多真知灼见还可弥补现代智力理论或测验的不足文章认为，我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虽然在精确性或数量化方面与现代智力测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较充分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智力，较充分地体现了智力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及社会文化因素，而这正是现代智力测验所缺乏的关键词　 智力　以微知明　知人　见机而作智力或智慧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现代心理学已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智力理论， 主要有心理地图模式（ The Geographic Model）理论、计算模式（Conputational Model）理论、智力三元结构理论（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PASS模型理论等，〔1〕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编制了各种各样的智力测验对人的智力和能力进行评定和测量中国的古代虽没有形成如此完整的智力理论，但对智力问题也并非愚昧无知，事实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智力的认识是颇深刻的，许多见解即使是今天看来亦不失为真知灼见。

一个人所共知的事例便是孔子对人的智力所进行的三种水平的划分，即孔子将人的智力划分为“上智”、“中人”、“下愚”孔子的这个划分与现代科学心理学将人的智力划分为“超常”、“中常”、“低常”三种水平不谋而合有趣的是，孔子并不是按照智力测验的标准来进行这种划分的他只不过是在教学中发现了“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他是根据教学中学生能否掌握高难度的知识划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采用的这一经验水平的标准却居然得出了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说，一些古代思想家在切身实践与理论探索中总结出的某些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即使放在现代科学心理学的视野内审视亦不无价值不仅如此，我以为中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还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现代智力理论或测验中的不足因为按照美国当代智力理论家斯腾伯格（R·J·Sternberg）的观点， 现代I·Q测验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未能把构成智力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社会智力涵盖在内， 或者说，　它对智力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consequentiality）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智力的制约作用重视不够”〔2〕而我认为，我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 虽然在精确性或数量化方面与现代智力测验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确是从社会智力的角度出发的，较充分地体现了智力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及社会文化因素。

因为我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是在社会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即在社会的人际交往活动、管理活动、教育活动、军事活动等具体活动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所以，它与古代社会文化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我认为，我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不仅真实地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智力，而且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在此，笔者仅据已掌握的资料，提取若干以飨读者：　　标准一：“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中国的古代虽未出现“知识爆炸”，但许多有识思想家已意识到“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矛盾，并认为，若“以有涯随无涯”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为思想家们似乎意识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就是开发智力和能力于是对智力和能力的研究就成了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一些思想家纷纷对智力、能力问题发表看法仅就智力而论，孔子就说过“知者不惑”，〔3〕“好学近乎知”〔4〕这里的两个“知”均用作“智”又如《尸子·分篇》云：“虑得分曰智”汉代著名学者扬雄把智力和认识活动看成一回事，即所谓“智者，知也〔5〕墨子更是直截了当地把智和眼、耳、鼻、口、形（即视、听、嗅、味、触）等所谓“五路”联系在一起，如《经说下》云：“智：以目见……惟以五路智”在此，智和知密切相关，即聪明之意。

在我国古代，智力与智慧也是相当的这从韩非与墨子的言论比较中清晰可见韩非的话是：“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6〕 墨子的话是：“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7〕 这里韩非所用的“智力”与墨子所用的“智慧”是等价的智慧又作“智惠”，《荀子·正论篇》写道：“天之者，……道德纯备，智惠甚明”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对智力或智慧的研究是丰富多彩的在对智力或智慧的热烈讨论中，自然也就涉及到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问题我国古代思想家在躬身实践与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其中之一便是“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其原文出自荀子的一段话：“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8〕 荀子的这一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在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思想家的言论中都得到了体现关于“以近知远”，其涵义是以眼前可见的事物推知遥远的不可见的事物，它是智力或智慧推理能力和预测能力的一种体现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一个人是否聪明智慧从他的这种“以近知远”的推理和预测能力中可见一斑如《吕氏春秋·长见》中就有“智所以相过，以其长见与短见也”即吕氏认为，一个人是否智力过人就看他对问题见识的长短。

他还说：“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所能接近也”〔9〕《淮南子》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中发挥了这一思想它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而汉代的董仲舒则从对祸福的认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10〕关于“以微知明”，其涵义是以可见的小事物或事物的微末迹象推断出大事物或事物全体的能力，即所谓“以小见大”这是智力或智慧的推理能力和预测能力的又一体现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一个人是否聪明智慧从他“以微知明”的推理和预测能力中也可见一斑如东晋的葛洪就在其所著的《抱朴子》中写道：“聪者，料兴亡于遗音之绝响；明者，睹机理于玄微之未形”〔11〕《淮南子》认为圣人与愚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圣人能“以微知明”他说：“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爪甲于剑，而利钝识矣；臾兜、易牙、淄、绳之水合者，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12〕《淮南子》中类似的论述还有，如“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13〕最形象、最生动，并带有总结性的论述要算《吕氏春秋·察今》篇。

它说：“故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关于“以一知万”，其涵义是以极少量的信息而推知多个或多量信息的发散思维能力我们的古人认为，一个人所使用的信息越少，而推知到的信息越多便愈聪明智慧孔子“闻一以知十”便是这一思想的最早体现据《论语》记载，有一次：“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14〕孔子的学生陈亢与伯鱼对话也有类似的意思，陈亢在问过伯鱼后说：“闻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也”〔15〕有的学者认为《论语》中的这一思想开了用数量标明智力水平的先河 我国古代这一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与西方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见解亦是不谋而合的比如著名科学家布鲁诺就曾说：“聪明睿智的特点就在于，只需看到和听到一点，就能长久地考虑和更多地理解”著名哲学家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和阿芬那留斯的费力最小原则也都体现了同一思想所谓科学的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希望用尽可能小的劳动，尽可能小的思维消费，尽可能短的时间，获得尽可能多的所要求的东西。

〔16〕马赫的这个原则在19世纪70年代广泛地被科学家们所接受其中最著名的是爱因斯坦他在悼念马赫逝世的文章中说道：“我甚至相信，那些自命为马赫的反对派的人，可以说几乎不知道他们曾经如同吸他们母亲的奶那样吸了多少马赫的思考方式”〔17〕从爱因斯坦对马赫的评价中，难道我们还不能认识到我国古代“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价值吗？　　标准二：“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我认为，现代智力测验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见物不见人，即测验题目的设置都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各种关系的认识，而没有涉及到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就是说现代I·Q测验只能测量到（准确地说是部分测量到）人们认识、把握自然现象或物质世界的智力或智慧水平，而对人类自身精神世界的智力水平却无法测量到直率地说，目前的智力测验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测验可是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明确认识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讨教什么是“智”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知人”孔子一生中最担心的是“不患人之不知已，患不知人也”〔18〕其实孔子是很善于知人的我们从他对学生的了解程度上便可洞若观火孔子对自己学生的智力、能力、兴趣、志向、性格、品德等各个方面真可谓了如指掌，他几乎能指出每一个学生的优缺点。

据《列子·仲尼篇》载：“子夏问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辨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美贤于丘也’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夫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赐能辨而不能讷，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许也此其所以事吾而贰也’看了这段话还有谁不相信孔子就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物呢？孔子不仅善于知人，而且还提出了某些知人的原则和方法如“听其言而观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9〕这些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三国时的刘劭在《人物志》中明确地把“知人”当作聪明智慧的标准他说：“夫圣贤之所美，莫贵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遮绩之业兴矣”正是在这种“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著名的“八观”、“五视”的知人方法我国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把“知人”当作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呢？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对人的认识比对自然界的认识还要困难得多如南北朝《刘子新论·心隐》中就有“凡人之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得而知也”由此可见人心之难知就在于人的心理可以表里不一、变化莫测，即所谓“心居于内，情伏于衷，非可以算数测也”〔20〕。

三国时的诸葛亮还具体分析了人“美恶既殊，情貌不一”的具体表现：“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21〕诸葛氏并据此提出了“知人七法”，即：“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22〕而刘劭认为知人之难在于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存在着七种似此非此，似彼非彼的所谓“七似”，所以识人时也常常容易犯七种错误，即所谓“七谬”正因为我国古代思想家认识到人心如此难知，因此他们坚信，那些能对“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23〕的人的内心世界有准确把握的人，一定是智力超群者　　标准三：“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一个人是否聪明智慧不仅在于他能否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于他能否看到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利害关系，从而有效地趋利避害正所谓“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为君子”《孙子兵法》中的一段话准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24〕原意是指一个智慧超群的将领，就在于他能在不利条件下看到有利因素，在有利条件下看到不利因素。

尤其要注重不利因素对成败得失的影响，从而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孙子兵法》中的这一观点远远超出了军事活动的领域，而成为人们评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