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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司马迁的生死抉择游历在司马迁的人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在这段简要的文字中，司马迁向我们清晰地描述了他的人生地理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决定一个民族的气质，一个人的性格以及艺术创造的风格等，类似的道理，丹纳等美学家早已作了论述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塑造了人，给人们的精神和行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个人的人生地理不仅包括赖以生存的家乡，而且也包括其所游历的路线  　　在司马迁的人生地理中，公元前125年开始的漫游之旅无疑是重要的一笔从京师长安起程，出武关，经南阳，至湖北江陵，然后顺江而下，到达会稽、姑苏，随后北上淮阴、彭城、沛县、曲阜，最后经开封回到长安在这段行程中，既有名山大川，也有先贤遗迹，更有丰富的民间生活资源，给了司马迁不尽的滋养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  　　司马迁一路走过，对民风民俗及其历史根源进行了透彻的了解郑樵认为《史记》的缺陷在于“间以俚语”、“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通志•总序》）学者张大可一针见血地指出：“观郑氏之意，不过是借《史记》以自重其书，一抑一扬皆为自衬张大可：《史记研究》）郑樵所谓的“雅不足”正是《史记》的魅力所在司马迁自觉地克服了知识分子历史写作的矫饰之弊和附庸风雅之病，用民间视角来凸显历史的原生态他每到一地，首先要拜访当地的长老，他们的沧桑人生经历和所见所闻，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司马迁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工作，将这些散落和蕴藏在民间的丰富史料积累保留下来吾适丰、沛，问其故老，观故萧曹樊哙膝公家，及其素，已哉所闻《史记•樊郦膝灌列传赞》）“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史记•鬼策列传》）时间长河淹没了多少往事，而长老们的智慧却因为这位年轻旅人的记载而流传万世  　　到达薛国，司马迁为其粗暴的民风所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如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史记•孟尝君列传》）司马迁的这种考察带有文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风格他是“乡土中国”的最早调查者他置身于俗闾，与乡民交谈，观察生活世界的种种细节，发现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并且将薛地的民风与邹鲁进行了比较研究司马迁何以迅速地融入民间社会，是一个谜。

他结交了许多下层社会的各色人等，如商贾、俳优、侠客、医卜、猎户、姬妾等历史的真实风貌体现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中，区域人群往往有着共同的性情、喜好和行为方式，这里面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意味对这些东西的考察要比追究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要艰难得多区域社会对于外来的闯入者有一种无形的抗拒和排斥司马迁竭力消解自身的采访者、观光者的角色痕迹，将自己完全置身于生活场景之中，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微观观察，从支离破碎的细节中发现历史的玄机司马迁每到一地，不仅留下了匆匆的脚印，而且也注入了个人的深切理解司马迁十分重视民间意见，并且将之作为考证历史的重要线索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敝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墓冢，良然《史记•淮阴侯列传赞》）从这段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与民间观点的契合，这种心领神会对于一个访史者来说，是一种无以言传的幸福  　　他不仅关注各地的民风，还对当地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考察，为撰写《货殖列传》做了精心准备他还考察了全国的水利，“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史记•河渠书赞》）仅凭《河渠书》一文，司马迁就成为中国水利史的先驱在司马迁之前，不乏作史叙古者，却没有人能像司马迁这样跋山涉水  　　述往事，思来者  　　在汩罗江畔，司马迁追随着屈原的精神足迹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司马迁骨子里是一个诗人他在屈原投江的地方久久徘徊，脑海里浮现屈大夫的刚直和纯洁司马迁是追问屈原自杀意义的第一人司马迁对屈原的人生选择具有“同情之了解”，他是屈原的知音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一“悲”字，让人心颤志向高远的屈原难以避免悲剧结局，正是因为他的志向在昏暗的世道里格格不入如果放弃高洁超远的追求，随波逐流，苟且偷生，屈原就不会成为万古流芳的伟大诗人在司马迁因为李陵鸣不平而遭宫刑陷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屈原，“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没有贬谪流放，就没有如此绮丽悲壮的诗篇既然是“悲其志”，而不是悲其人，司马迁的泣涕就不仅仅是针对屈原一个人，而是为天下所有怀有远大志向而难以实现的人而哭泣如此广阔终极的关怀，创造了后来怀念屈原的人所难以达到的精神高度清代文人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说：“吾谓牢骚者，有屈、贾之志则可，无屈、贾之志则鄙也。

然而自命为骚者，且纷纷矣文辞可以效仿，但屈子之志却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精神魅力屈子之志既是一种政治抱负、治国宏图，更是一种理想主义激情，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涕泪满襟的司马迁在江边沉思，他仿佛遇见了披发行吟、身心憔悴、面容枯槁的屈大夫这是一段神秘的心灵对话这位执著追问的诗人一定会感到面前这位年轻的史官是一位气度不凡的精神同道而司马迁与屈原的心灵相通也正是从这次长沙之旅开始的，为这位民族诗人立传的念头也萌生于此在黑暗中孤独绝望的诗人，追随他心中的香草美人而去他的心思，渔夫猜不透，奔流的江水读不懂，惟独司马迁心领神会在长沙，司马迁还凭吊了贾谊的遗迹一篇《屈原贾生列传》遂成为一块不朽的诗碑  　　到达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司马迁有一种“困厄”的感觉这种困厄不仅是旅途劳累造成的，深层的原因来自历史的困惑与迷惘在彭城，司马迁内心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悲剧感台湾学者柯庆明认为《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惟一纯正的悲剧作品瞬忽之间的兴亡令司马迁慨叹不已历史为何做出这样的安排？命运为何如此让人难以把握？司马迁苦苦地思索着项羽最终走向了英雄末路司马迁细腻地描述了这位失败者的潇洒风度、性情血气和性格缺陷成败在一念之间造就了历史的天壤之别。

夫功者难成而易散，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的困厄分明是来自于对悲剧人物项羽的心灵感应这一历史困境虽然导致了项羽的失败，却成就了一篇不朽的美文钱钟书对《项羽本纪》中的人物描述艺术赞不绝口，认为司马迁准确地捕捉住了项羽性格的复杂性和统一性：“‘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僄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忌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司马迁时代，没有二律背反、性格组合论之类的高深理论，他的洞察和妙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在彭城的困厄经历在彭城苦苦思索的日子，司马迁走进了项羽的心灵世界，获得了对历史和命运的深刻理解  　　在孔子故里曲阜，司马迁干脆做起了学生，向儒生们请教，讲习学业他把自己当成了孔夫子的学生，怀着敬仰的心情拜谒孔庙，久久不肯离去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10多岁的时候就到长安师从孔子后人孔安国钻研学问。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他对于孔子的尊重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但是，他并没有把孔子神化，也没有借助孔子来制造话语霸权在他看来，孔夫子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的布衣身份一个民办老师靠诲人不倦而传递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这让司马迁由衷叹服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把最大的赞美、最崇高的敬意都给了孔夫子孔子的思想为司马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有学者认为：“《史记》每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几乎都与孔子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陈桐生：《史记与诗经》）  　　余秋雨说：“个人与山水的周旋，实质上也就是现代人与曾经到过此地的先辈们的周旋，从而产生人格比照余秋雨：《文明的碎片》）在先贤面前，自我的渺小、人格的卑微和肚量的狭窄暴露无遗，无处可藏司马迁路过梁地，为信陵君的道德风范所感动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史记•魏公子列传》）在夷门下，司马迁追寻着信陵君急人之困的侠肝义胆司马迁的游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漫游，他几乎不放过记载着名士豪杰的每一处遗迹。

这不是余秋雨所谓的“周旋”，而是一种瞻仰和回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对兴衰存废有一种异常的敏感从《史记》中，我们随时感受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蹋了”的残酷在楚国，他对春申君的兴盛与衰落感慨万千吾适楚，观春申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史记•春申君列传》）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偶然，给宿命论者提供了话语空间而在司马迁看来，成败在人不在天，性格决定命运拜访历史遗迹的人，大都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里面包含着极为复杂的认知和情感因素 　　二十出游之后，司马迁不断寻找机会出游元鼎六年，35岁的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以监军身份征略西南夷，并颁行置郡书这次出游其实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纯粹的官差，却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的司马迁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历史和风俗提供了绝佳机会西南之行之后，司马迁便再也没有机会出游了后来的他，遭腐刑之辱，发愤著书，最终成就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只是为“深践戎马之地”、“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被迫暂降的李陵说句公道话，司马迁被治罪处斩。

依当时律法，免除死罪有两条途径：一是捐钱五十万，二是“茸以蚕室”受宫刑，司马迁拿不出五十万钱来，选择了后者司马迁认为“大质已亏损”，失去了人格尊严他是怎样面对生死的呢？  　　在《报任安书》这封长达三千余言的长信中，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认为，人对生死的态度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念父母，顾妻子”而“贪生恶死”，就是俗语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第二种是“激于义理者则不然”，“不然”就是不“贪生恶死”，就是孟子所云“舍生而取义者也”前者选择活着，父母年事已高，妻儿生活无着，一旦死去，整个家就毁了看来这样的人也并非一般所谓苟且偷生，他们选择活着也是有着很强的责任感的后者“舍生取义”是值得提倡的，但司马迁认为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当一个人功名已立，或可以死而立功名之时，就要“早自裁绳墨之外”，毫不犹豫地去死节，而不必自取其辱 　　在司马迁看来，“舍生取义”比起不顾义理而贪生怕死之人要高尚得多《史记》中对这一类人赞赏有加，如田横耻于降汉，自刎而死，五百壮士，随而自杀；屈原独守节操，洁身自好，纵身江流，以死明志；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毅然引决……司马迁称之为“岂非至贤”（《田儋列传赞》），“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季布栾布列传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

相反，对于“具五刑”的李斯、“受械于陈”的韩信、“南向称孤”的彭越、“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