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构建研究.docx

    基于大数据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构建研究    刘白　廖秀健　张娜Summary：时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出现“科学性”缺乏和“政治性”干预并存的困境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要有效破解这一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对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进行制度性重构：一方面，需推行循“数”评估制度，建立风险数据价值实现流程，确保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在循“数”的基础上还需推行对抗式评估制度，建立双向“对抗辩论式”评估程序，以此来增强评估结果的民主性Key：大数据；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循“数”评估制度；科学性；民主性：D63-3文献标志码：A：1002-7408（2016）09-0004-05一、引 言Ulrich Beck在研究风险社会时曾指出，“工业化以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大多源于重大行政决策，当人们面临巨大风险时，就可能向作出风险决策的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倾泻其满腔怨气”[1]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在社会阶层更加细化的背景下，民众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影响和制约重大行政决策功能发挥的风险因素也更加复杂。

为增强政府的风险治理能力，防止因决策失误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稳定发展，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应时而生然而在各地实践中，经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行政决策并非与预期一样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并得以顺利实施如，2015年经多次调查评估才出台的重庆市新版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改革方案，在仅仅实行七天后便因大量重症患者的集体抗议而以失败宣告结束，被媒体戏称为“最短命医改”这场看似偶然的闹剧并非重庆独有，近年来诸如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云南昆明等虽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却仍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行政决策屡见不鲜，这使我们不得不对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现状进行冷静的思考从机制设计理论角度来看，当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偏离时，我们需要把问题聚焦于制度层面，因此，要有效破解当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实际运行中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对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进行制度性重构，而当下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的选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和“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这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上为我们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如何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化作为“补齐短板”“防控风险”的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最终实现“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的风险防控格局，提出了一个新的、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大数据视角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内涵及其困境目前大多地方政府依靠经验性判断来运行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然而在当今数据激增、形态多样的大数据时代，仅仅依靠传统方式搜集数量稀缺、覆盖面有限、时效不足的数据资料难以达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标准，这也是众多虽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却仍然不能保证决策科学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大数据视角下重新审视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内涵，会使其自身存在的评估困境更为清晰一）大数据视角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内涵大数据，顾名思义指数据量大，虽然目前对大数据的概念尚无权威的界定，但学术界一般遵循IBM公司的解释，从大数据的特点来阐释大数据的概念一般认为大数据具有“4V”特点：Volume（数据体量巨大）、Velocity（数据高速处理）、Variety（数据类型繁多）、Veracity （追求数据高质量）[2]目前，学术界对大数据视角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概念尚无统一界定，但一般认为，大数据视角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是相关主体运用风险评估技术对重大行政决策各个环节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分析和研判，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或制订风险应急预案的过程，评估的整体框架主要涉及主题、内容、方法等三个方面。

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题是指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议程设置、方案制定、政策实施以及政策调整与终结等整个政策过程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对政策目标群体以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得失数据和风险分配数据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政策调整的有效依据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内容一般包括重大行政决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四个方面地方政府在具体实践中的评估内容一般包括对重大行政决策利益相关者进行认定、对社会稳定风险可能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数据趋势研判和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指标体系以及风险级别进行确认等三个方面在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法方面，我国《风险管理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技术》的国家标准（标准编号：GB/T 27921-2011）共列出了31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法，但在各地的实际操作中，多依赖覆盖面有限、可得性较差、时效性不足的人工问卷发放、个别专家预测、有限次数的听证会等传统方式采集数据从大数据视角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整体分析框架可以看出，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可以从其政治目的与内在要求两个方面来进行内涵剖析一方面，政府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引入重大行政决策过程，其政治目的是通过科学的社会稳定风险制度来规范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通过数据证据来限制并尽可能避免行政机关决策恣意现象。

这体现了行政法对待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正由传统认为重大行政决策具有很强的公权力，属于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决策的自由裁量权不应有社会力量介入的观点，向现代行政法倾向于认为重大行政决策可分为“决定”与“献策”两个方面，社会力量可通过“献策”参与进来转变，这就为以社会力量为基础的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进入政策过程奠定了理论基础[3]另一方面，政府希冀通过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来规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政治目的使得科学性成为这一制度的必然内在要求这种科学性是建立在大量客观、真实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基础上所作出的风险研判，它要求评估主体基于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原则，确保价值中立、避免个人偏好，客观、理性地处理各项数据资料，发挥其“事实发现”功能，对重大行政决策中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数据进行科学分析[4] （二）大数据视角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现实困境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其核心要旨是将社会力量引入政策过程，实现国家对社会一定程度的开放，以此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此同时，通过政治性力量的介入来疏导社会风险，从而保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政治性目的。

[5]这就要求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层面上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规范并限制行政裁量权限，为社会力量进入决策过程开启“机会之窗”，用评估确保政策出台的民主性；二是在导入社会力量的同时须确保评估的科学性，用科学性来保障决策的有效性然而通过重庆医改事件我们发现，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在现实中往往遭到扭曲，时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原有结构化的风险信息日益转变为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风险数据，传统经验式的评估方法对激增的非结构化风险数据已显得无能为力，评估结果的科学性难以让人信服；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大多由行政机关主导，虽引入第三方评估但因其缺乏独立性，在自利动机驱使下使得评估多半沦为论证决策“可行性”的背书工具，评估过程无法进行正反双向对抗式论证，重大政策的出台往往缺乏民主性1风险评估存在内在的不科学性大数据视角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内在的不科学性是指在数据收集与风险识别、数据处理与风险分析和数据输出与风险评价的各个评估环节评估均存在着不确定性以重庆医改为例，在数据收集与风险识别阶段，由于新版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需要对7886项作价进行结构调整，对每一项作价应提高或者降低多少，每一项作价所涉及的群体数量和群体类型是多少，在当前政府基础数据没有联通与共享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更无法以整体价格变动情况来反映不同类型患者的风险分担情况，所以重庆医改虽然在整体上实现“增减平衡”却最终致使医改仅持续七天便宣告结束。

在数据处理与风险分析阶段，由于风险识别在信息收集、数据整合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使得数据处理与风险分析所运用的假设、模型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千差万别此次重庆医改采用传统经验型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通过计算整体医疗服务价格的增减情况来推断医改风险的总体情况，简单把价格上的“增减平衡”等同于风险的“增减平衡”，这必然造成不同群体和不同患者类型间的风险分配不公，使得利益受损较大的重症患者在心理失衡下做出过激行为在数据输出与风险评价阶段，目前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等级的确定一般采用定性评估方法，将风险等级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3类由于这种经验性的预估尚缺乏统一的科学标准，这就使得评估专家的个人风险偏好对最终风险等级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作用[6]可见，由于重大行政决策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广、目标群体多、利益影响大等原因，要做出科学的风险研判必须有大量的数据支撑和系统科学的数据整合技术然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尚未建立统一的基础数据库和行业数据库，政府部门在信息联通与共享上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壁垒，这就使得在数据收集与风险识别阶段、数据处理与风险分析阶段、数据输出与风险评价阶段都不可避免因第一手数据资料的缺乏而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评估主体个人的价值偏好和风险偏好得以渗入评估过程，从而作出高度个人化的主观判断，致使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明显弱化。

2风险评估存在“政治”与“评估”相互越界的现象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决策程序的必经环节，其必须在决策前的有限时间内回答“如何做”的问题，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自身本就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评估主体的价值中立性往往遭受扭曲，从而出现“政治”与“评估”相互越界的现象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在传统的信息收集不够充分、数据处理不够准确的现状下，评估主体往往借助这种不确定性将个人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渗入评估过程，这种可渗入性使得评估主体在实质意义上便享有了部分决策权力，在“价值中立”与“个人偏好”的矛盾取舍中，评估主体往往基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介入政策议程，从而导致“评估”向“政治”越界的现象以此次重庆医改为例，由于医改所涉及的项目众多，在传统经验式的评估方法无法对医改风险数据进行精准处理的情况下，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估主体的个人偏好，而此次医改的评估主体又多为新方案的倡导推行者，这无疑会使得风险评估沦为论证方案可行性的背书工具重庆医改的失败提醒我们，在当前缺乏充分信息数据支撑的条件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由于缺乏“数据证据”，其内在的不确定性给评估主体留下了大量的可操作空间，使其能够在实质意义上进入到方案出台的政策议程，致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冠以科学之名下出现了“评估”向“政治”的越界。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大多以“行政决策机关为主，专家参与为辅”为构成模式，这就导致行政决策机关集政策制定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职能于一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必然会对构成比例极少的体制外专家形成政治压力，使得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名存实亡[7]即便有些地方政府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但因为政府基础数据不公开，部门之间数据不共享等原因，使得第三方评估机构在信息收集方面举步维艰，难以达到“信息充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科学评估标准为寻求评估方案得以顺利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多选择根据决策主体的政治意图，得出政策制定者想要的评估结果以此次重庆医改为例，新版医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