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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洋军阀的形成和特征的研究北洋军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自19 世纪末崛起之后，力量不断地膨胀，终于在1912 年借辛亥革命之机窃取了中国的统治权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自1912 年至 1928 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近十年来，对北洋军阀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出现了许多新论点和见解在此特将有关北洋军阀集团形成和特征的一些成果作以简单的概括，以方便大家对此问题的初步了解一、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自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的50 年内，清王朝衰败的征兆日益显露外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 压迫，内有农民革命的反抗、 打击，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 维护统治， 清政府外而妥协投降， 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 以换取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谅解，这就使封建政治逐步染上了买办色彩； 内而加紧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忍痛向汉族军阀官僚开放政治权力， 以博取他们的忠心和效命， 这就使满汉统治阶级的权力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加强了统治机制的反动性 其中，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支柱——军队的改制是一个重要环节 北洋军阀就是在清王朝的经制兵八旗、绿营之外， 继湘淮军之后，创建新式陆军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形成的。

方兆麟在《袁世凯与小站练兵》 （ 《史事经纬》 2004 年第 12 期）一文中，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开始讲述了北洋军阀的形成过程1894年冬，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胡芬收编淮军残部，并招募新兵4750 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胡将这些人编为十个营， 命名定武军，编练工作刚开始不久，清政府又命胡去督办津芦铁路， 因而编练大员告缺， 在“督办军务处” 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龢联名保举袁世凯担当此任同年12 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袁世凯到小站后， 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 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 将兵额招足到 7250 人，并在新军中建立近代兵制和兵种另外，袁世凯也逐步组建了自己的亲信班底，如军师徐世昌， “北洋三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鲍贵卿等等，这些人都成为了小站练兵的重要骨干袁世凯还采用日本、 德国的训练方法， 购进外国装备， 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新军 1901 年，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新政过程中，新军得到发展，袁世凯陆续把新军扩充编成北洋六镇， 形成北洋势力的雏形 袁世凯还利用师生、 部属关系笼络了大批亲信和党羽。

从此，袁世凯以北洋六镇为资本，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开始了追逐最高统治权的政治生涯以上引用方兆麟的资料简单介绍北洋军阀形成的过程在此要略提一下关于北洋军阀形成的渊源问题 方兆麟在上述一文中阐述了北洋军阀是在淮军即定武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童泽在《话说北洋军阀》（ 《湖北档案》 2000 年第 4 期）一文中也认为， 北洋军阀的形成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军与淮军的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影响近代历程的重要军事和政治集团 来新夏、荣孟源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了北洋军阀的起源应从 1895 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算起 （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 《历史教学》 1952年第 8 期； 《北洋军阀的来历》 1956 年第 4 期） 乔志强也指出，清末编练的北洋新军是“以后北洋军阀的渊源” ，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及其派系演变、制度推移、军政活动无不与清末北洋新军有密切关系”（ 《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 《山西大学学报》 1980 年第 3 期） 二、北洋军阀集团的特征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 ,以帝国主义为外援，参与各项政治、 军事及社会活动， 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的个人和集团。

这就是近代军阀的共性，也是研究者们所达成的共识什么是军阀？王尔敏曾在 《淮军志》 里对军阀的特征作了概括： 一是对于中央政府具有很大的离心力，包括不受中央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免权；二是据地自雄，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 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三是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 而非为了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包括地方领袖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外国的勾结与妥协王尔敏的这种看法代表着中国早期的学人的意向彭明在《北洋军阀〈纲要〉 》 （ 《教学与研究》 1980年第 5、6 期）一文中提出了三点论： 第一，军阀们都有一支为自己争夺权利而服务的军队；第二，军阀们都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第三，各派军阀大多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工具丛曙光在《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之比较》 （ 《济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 6 卷第 3 期）一文中，提出了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所共有的特征：第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发展的结果；第二，对外投靠帝国主义， 对内残酷掠夺和压榨人民；第三，拥兵割据，荼毒生灵；第四，反对革命，但最终却被革命洪流推翻丛曙光从这一比较中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了解北洋军阀的特征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 （ 《史学月刊》 1985 年第 3 期）中提出了他的观点，即：第一，采用外国兵制；第二，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更多的是来自关税、盐税、官办企业的收入（铁路和轮船局等）以及发行的公债和向帝国主义借款； 第三，北洋军阀实行募兵制， 其兵源主要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 也有无业游民； 第四，北洋军阀不仅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

长期从事北洋军阀研究的来新夏则在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一文中，总结出六大特点： 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来新夏在阐述他的这一观点时，首先对以下几种学术意见进行了有取舍性的批判：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观点（荣孟源： 《要重视西南军阀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针对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看法；还有一种意见是通过对45 个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 认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这是与他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而且这些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亦应“属于民族资本”（魏明： 《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见《近代史研究》 1985 年 2 月） 近年来 ,更有人认为清朝被推翻后，旧地主已不是军阀割据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真正的社会基础乃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因为“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 （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 ，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 4 期） 对以上几种意见进行了有取舍的批判之后，来新夏得出自己的结论，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而且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大致在1914年以后。

第二，它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第三，割据称雄,拥兵争霸第四，各树派系,荣损与俱第五，纵横捭阖,制造政潮第六，卖国媚外，残民以逞从上述六大特点看， 来新夏得出结论， 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毫无疑义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 年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是扮演了历史舞台上为人唾骂的丑角； 但是，在对北洋军阀曾经起过的某些客观作用仍有必要作出应有的估计三、对北洋军阀集团重要人物的研究有新突破要了解北洋军阀的形成及其特征，还必须了解北洋军阀集团的一些重要人物对北洋军阀创始人和总头目袁世凯的研究，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袁世凯一直被冠以“窃国大盗”帽子1980 年李宗一的《袁世凯传》面世，虽然作者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成说，称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但该书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可谓是以基本史实研究、 专述袁氏一生历史的开山之作之后，又有胡柏立《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著作相继出版， 为袁世凯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论文成果也较多，且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 一是论题范围广， 举凡袁世凯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问题和细微末节均有专文予以具体论述和缜密考证，而且文章所探讨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政治、 军事等方面，不少论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财政、经济、交通等重要领域，并有一定突破。

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 年第 4 期；刘桂五：《“交通系”概述》，《社会科学战线》 1982年第 3 期； 张学继：《论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年第 1 期；朱宗震：《袁世凯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 1989 年第 2 期）二是对袁世凯的评价有一定变化不少论者对袁世凯在内政方面的建树， 如在晚清新政及民初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侯宜杰、任恒俊：《袁世凯“新政”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 3 期、1987 年第 1 期；参阅沈家五、刘桂五、张学继、朱宗震等人的文章）， 对其外交上的“卖国”行为， 如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也试图从“弱国无外交”的角度，给予合乎情理的解释 （张神根： 《对国内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史学月刊》1993 年第 3 期）如前所述，有论者对袁世凯“窃国”这一早已盖棺论定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并以大量事实为袁摘了帽，表明对袁的评价在思想上有较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 还有论者对袁世凯的阶级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如韩明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一文中认为， 袁世凯与孙中山、 张謇一样， 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

其根据是： “他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 使中国富强 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相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韩明：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 年第 5期）这一观点尚无多少人响应与支持，因为如果说北洋军阀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争斗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运动， 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和对象又将是什么呢？近年来对段祺瑞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新问题不断有人提出与涉及，老问题也每每有新的认识与评断 如对段祺瑞奠定了一生事业基础的参与北洋建军问题，过去没有专门文章予以探讨，莫建来在《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 年第 1 期）一文中对段在北洋建军中三个方面的主要活动，即督练北洋新军、 主持各类军事学堂和厘定、 编译各种练兵章制、 操法、兵书等作了具体的论述，并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认为“如就中国的军制因此摆脱了过去落后而陈旧的状态而言，段祺瑞这三方面的活动作用及其在北洋建军史上的地位，诚然应予肯定。

但如就主要因军队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民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阢陧不安而言，段祺瑞也实难辞其咎”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的评价问题，是常引起争议的焦点单宝在《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安徽史学》1984 年第 5 期）一文中认为段祺瑞几次“能够在关键时刻主张共和、反对帝制， 我们应当肯定， 对他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当承认，否则，是不公允的”；并认为他在清末民初主张共和、反对帝制以及不参与洪宪帝制、反对张勋复辟等等， 并非出于侥幸， 而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丁贤俊对此也在 《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 （《安徽史学》 1984年第 5 期）一文中基本持肯定态度张作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居于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