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因探源：中西文化的相异与会通-创新教育的理性沉思3.docx

创新基因探源中西文化的相异与会通创新教育的理性沉思 摘要：创新及其教育之本在文化，本立则道生中西文化各有其基因、进路及相应的创新特点与机制西学”以“个人”及其“自由”为文化总体设计的起点，以“理性”为主导，逐步形成以追求科学真理为主要偏好的“自由-理性-真理”结构中学”以“心性文化”为主体，基于“关系主义”而逐步生发成以追求“人文道理”为主要偏好的“仁—诚—道”结构科技与人文具有不同创新特点和机制科技以“主客二分”的对象化活动为主；人文以“主客相容”的主体性功夫为主科技发展表现为“线性递进”，人文进步表现为“螺旋积淀”我国创新教育，面临古今中西、人文科技诸多观念逻辑不自洽境地，需要立足优秀传统，开放会通，形成逻辑自洽的创新教育大系统关键词：基因，文化，创新教育，中西差异，逻辑不自洽当今世界，知识社会，创新是其主要动力；中华复兴，创新已成国策创新及其教育是一个系统，系统问题的解决之道须“循其本”，创新之本在文化全球化时代，创新及其教育面临多元文化语境，中西比较已成关键主题一般认为，西方文化具有创新天性；中国文化是否适合创新，则众说纷纭，其中认为其压抑创新的观点颇有市场其实，这两种文化各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和与之相对应的创新特点、机制。

本文立足教育，着眼创新，试图深入解析中西文化之创新问题，追求在转化和融合中兼收并蓄，逻辑自洽所谓转化，即任何一种文化对于创新而言都是利弊并存的，故要善于转化，因势利导所谓融合，即任何一种文化要直接移植或嫁接到另一种文化之中都不容易适应故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大语境中，尤其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交融中，须立足自身文化特质生发更加适合创新的文化-教育大系统一、本立而道生：创新之本是文化如何理解创新，直接影响我们在实践上如何探索创新和进行创新教育一方面，我们所理解的创新绝不仅限于科学真理的发现和技术的革新发明等“硬创新”，而且也包涵了人文和艺术等层面的“软创新”，即创新必然落实为人本身的整体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我们既要就创新谈创新，又要不就创新谈创新，对创新的研究需要开放而系统在系统中，处于深层次的是文化，文化是问题产生及其解决之本根―）创新理解之整体观：个人—社会，显性—隐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系统研究了创新的诸多影响因素，他总结为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和社会文化环境六大点[1]（p2-8）这里既涉及个人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既涉及智力、知识等显性因素，也涉及人格和文化环境等隐性因素。

现实中，影响创新的各种因素表现为复杂、多样、多层，它们相互勾连、浸染、盘错为了更清晰地揭示其整体性并凸显其纵深度，我们以“个人—社会”为横轴，以“显性—隐性”为纵轴，将诸多复杂的因素划分为以下四个“象限”（见图1）个人方面有知识、方法和思维等能力因素，还有情绪、个性、价值观等态度因素；社会方面有利益、制度和机制等条件因素，还有习俗、传统和文化等深层因素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高度看，诸因素的重要程度，按照制度条件—个人能力—个性态度—社会文化的内在秩序，逐步由第一象限深入到第四象限（见图2）通常，我们更为注重显性层面而忽视隐性因素一方面，个体创新绝不仅在于个人能力层面的聪明灵动，还取决于个性态度等非智力因素——我们的思想观念、心性功夫和人文底色，直接决定能力、智力会朝哪个方向，能走多远；社会关怀、自然关切为创新的意义定调；潜心笃志、诚心敬意，凝聚创新智慧的纯度和力度；人格特征、个性特点，决定课题开展和合作研究的持续性……可见，创新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养成个人能力和个性态度常属心理学分析视域，而“心理学就是一种文化，它们均以特定的方式建构出自己的世界观”[1]（p8），个体创新的心理分析，即是文化分析。

鱼不知水，我们往往难以意识到日益习俗化的文化之无形作用另一方面，个体的创新心理特征也由文化所浸润当创新人格得到环境的理解、宽容和鼓舞时，个体的创新性心理结构就会不断成长和丰盈因此，创新还意味着一种价值认同，一种习俗传统，一种文化氛围总之，个体的创新活在文化中，文化使我们形成一种人格，形成集体无意识文化润“物”细无声，不重视文化生态的营造，创新之“花”终将难以不断盛开，“累累硕果”的局面也就不可持续二）创新驱动之三境界：利益—制度—文化何以驱动创新？无非三种方式：利益、制度和文化国家、社会和学校为了促进创新，利益驱动往往最立竿见影，却如一剂猛药，治急而难以持续一旦项目、课题需要长期的艰辛，且结果难以预料，惟利是图者则将或避之不及，或讨价还价，利益驱动只能“浅层治表”因此，创新驱动“必须扩展为创新机制所依托的社会制度变革与文化建设”[2]制度需要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没有适切制度生长的文化，文化就将“变形”制度，播下去的是“龙种”，长出来的可能是“跳蚤”忽视文化关照的制度驱动，往往“欲速则不达”，最多只能“中层治标”，深耕软性文化，才能符合长远战略只有着力文化驱动，才能促使利益驱动和制度驱动形成内在的、持续的逻辑自洽动力，所以文化驱动才能“深层治本”。

三种驱动方式分开说就是三种不同境界唯有文化驱动才能使创新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融为一体，构成理想的驱动系统二、中西文化逻辑及其创新特点比较发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文化和以海洋文明、游牧文明为主要类型的西方文化有其各自不同的基因、起点和逻辑漫长的历史形成了各自强大的文化“惯性”，以至于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①，他要掲示的正是文化在当代和未来发展与历史之间不可割裂的“路径依赖”，即便像日本那样曾一度推行“脱亚入欧”文化战略的国家，也无法割断其骨子里的东亚儒家文化“血脉”钱穆先生曾说：“你不自信自己能做好一个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自己能象样地做一个外国人？”[3]这一直击人心的有关人与文化关系的震撼问句，启迪出这样一条文化理解思路：我们须立足自身文化本位，追本溯源、正本清源，揭示两种文化的问题之源、逻辑进路和创新机制，为全球化时代处理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供切实可靠的关键依据一）“西学”②：自由—理性—真理“西学”立足个人主义，如何以理性支撑个体成为自由之人，是其核心问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理想人之设计的三根支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其理想社会之设计的三大观念基石。

成为自由独立的个体，需要理性作为支撑，理性向内形成爱智传统，向外探索科学真理自由—理性—真理，乃“西学”创新之逻辑结构因此，把握“西学”创新，必须基于真理，着眼科学西学”逻辑及其创新命题，本根于求真的逻辑，科技的创新，理解到它的科技特性，我们再去对比“中学”之人文创新，才能够厘清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关系1.个人主义——以自由彰显个性“西学”对理想人之设计基于个人主义，与之相配套的整个社会体系，是使人成为独立的、自由的个人而生成的如古希腊的思想传统、古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中世纪的基督教；这是其社会设计的三大来源，三者分别为西方理想社会的早期设计奠定了在真理、法律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三大基石古希腊时期，在已经具备民主社会雏形的城邦中，强调每一独立个体首先应该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即为奴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其文化天性；自由的个体必须具有理性能力到了古罗马时期，日益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日渐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世俗生活的保障，以至于私有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等最根本的个人权利在现代市场社会中逐步得到了法律的确立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为个人的精神生活确立了信仰基督教信仰恰恰为古希腊的自由精神、理性精神和古罗马的法治精神之绵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即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上帝趴下了”，“人站起来了”，宗教依然担负着道德教化的重要责任，而从未退出历史舞台如伏尔泰所言“即使没有上帝，也有必要捏造一个上帝”[4]（p143-144）；卢梭也强调要“把道德上的‘良心’等同于宗教上的‘上帝’”[4]（P146-147）；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从理论上赶走了上帝，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为了道德之故请回了上帝求知崇尚高度理性和真理，世俗生活遵循法律规定，信仰生活诉诸上帝，自由、平等、求真，逐步成为西方人的精神秉性诚如尤西林所论证的那样，“强势个体自由”是科技创新所需要的个性差异文化条件，西方逻辑自洽地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条件，而“这些现代化文明积累与现代性文化背景在中国尚无对应的成熟形态”[2]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观念系统、制度系统和操作系统中内在和谐地转化出自由的文化基因，是时代的文化使命2.理性文化——以理性探索真理每一个自由的个体如何生活和相处呢？亚里士多德提出“唯有理性的人才配享受自由”[5]他说：“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6]苏格拉底亦有“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7]的经典判断。

人是理性的动物”，“西学”“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己的理性组织，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将人情的因素相对地减弱[8]（P172-175）具有西方精神源泉般影响的古希腊神话中，“铁面无私”的神王宙斯“不近人情”地推翻了父亲的不义统治，诸神之间不受人情约束真理大于情理”的理性至上精神直接塑造了西方人勇于探索真理的文化人格，成为西方科学进步技术创新的必杀器探索真理是科学活动的全部指归，科学精神源于人类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理性思维与实证传统，竺可桢先生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9]，这样一种超脱的理性精神对于创新的作用毋庸赘言中华传统从人文视域也孕育了自身特有的理性精神：于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0]（p118），孔子在讨论问题时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惟我独尊；待人——“当仁不让于师”[10]（p246）,可谓是人文德性版本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物——“物格而后知致”[11]（P8）的理学精神等等如何融合“西学”之科学理性与“中学”之人文理性，是当今创新教育必须兼顾的3.个人的自由权和爱智传统人生而自由，这是西方理想个人设计的文化前提和传统，乃至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自由被逐步确定为一种“天赋人权”。

自由既是理想，也是权利为了实现这一个人理想，为了个人合理地运用这一权利，人必须拥有理性智慧，唯有理性才使人成为创造者和立法者（为自然和人类立法），使人成为自觉、自主和自由的主体这就意味着，自由权利必须得到自由能力的保障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在其《理想国》中把人归纳为三种：“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他系统地推论出“爱智者”是“理想国”中最理想的个人，而逻辑地，富有最高理性能力的“哲学王”被确立为“理想国”国王[12]，因为这样的人才能最明智地享用和使用自由权古希腊的爱智传统，使他们势必钟情于科学这样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科学具有自由的本性——它“自己为自己立法”循着这样一个传统，“西学”形成了“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为真理而真理”的自由探究精神，从而超越片面、狭隘的功利目的现代西方大学精神承继了这一主要内核西学”的文化逻辑和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由此形成近代以来，怎样使“赛先生”“德先生”扎根吾国、“安居乐业”呢？陈寅恪先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培养，可谓得“西学”之真谛也！然而，如何尊重“中学”传统，转化和融合出此种文化，依然是一个时代命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