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doc

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当中，经常包含着一定的前在理论预设它们经常成为某个系统理论的逻辑支撑或逻辑起点在经济学中，“理性人”、“资源稀缺”等假设，支撑着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政治科学中，在制度领域，事实上也存在着关于人的特性、权力的特质、理性的限度、国家实质等等的各种前在预设，只是这些前在预设没有被鲜明地、理论化地归纳提炼出来本文试图对制度设计中的这些前在预设作出尝试性梳理和归纳　　本文梳理归纳的这些前在预设，事实上都是经验命题  (empirical  statement)，其旨归不在于揭示制度的发生学意义（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应之间的矛盾，回应人类对于游戏规则的基本需求与基本价值追求以及如何来设定游戏规则等政治规则范畴的基本问题这些预设从各个方面表白，制度化、法治化的选择，或者说通过构筑完善的政治规则，以实现和推动规则政治，乃是人类秩序化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　　“无赖原则”预设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c)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

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当作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成的目的是：不管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拟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所有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宪政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8页　　制度设计必须达成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行有效的钳制，并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合法证明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也许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这一点，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同样是追求私利之时，宪政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也许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检查就是这样为保证飞机运营的安全，所有乘飞机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规定必须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尤为加强了安检的力度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被假定为潜在的也许违禁物品携带者乃至恐怖分子，尽管事实上，只有很少数人会这样做然而为保证安全，人们必须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术实行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用悲观防止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悲观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这亦如杰斐逊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也许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用一种设计与选择分开的办法：即规则的采用应当由那些不参与设计制度的人们来择定，以防止制度出现利益倾向性。

这亦如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提出的所谓“分饼”原则哈林顿认为，“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为保证制度之“饼”的公正分派，只能是一部分人拥有“均分的自然权利”，而另一部分人拥有“选择的自然权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非“天使统治”预设假如说英国学者休谟的“无赖原则”是以一种“是什么”的判断方式，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的话，那么美国宪政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则以一种“不是什么”的方式，从另一角度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　　假如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假如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一方面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重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防止措施（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着两层假设：第一，人不是天使，正由于如此，所以需要政府。

美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潘恩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政府是一个“处罚者”（注：［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麦迪逊指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也许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局限性所致，是一种“合法救济办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也许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由于如此，需要对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自身，实行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助性的防止措施”——而这事实上一直是宪政主义的持久话题这种“控制”最主线的，就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社会力量对“利维坦”的制约这一目的乃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的困难”，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与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

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这就是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　　“局限存在物”预设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政府非“天使统治”的论断，由人的特质出发考察和鉴定公共权威的特点，那么回眸人类这个社会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点是什么？这是政治学一切理论的原发点，也是各类政治设计的逻辑前提　　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预设：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同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同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情欲的支配……这样一个存在物，就可以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也许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为人的本质（注：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旧理论的崭新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

正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才从社会关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孟德斯鸠这一论断基本上仍是从自然属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这一论断对人的特质已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强调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特性，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干介入社会生活　　这一理论预设价值在于，一方面揭示了人类具有的局限性这一重大事实：人类作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类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受到种种不定因素的影响，“无知与错误”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导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逻辑结论——人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外在的东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补偿和救济（这两种事物，按制度学派的定义，乃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类制度的双重性构成特别醒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结论，必然使法律制度处在崇高的无可或缺的地位人类设计和创制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规则，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行为了　　权力无“休止界线”预设孟德斯鸠还作过另一个经典性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义和结识价值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对权力的特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言简意赅的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线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由此，孟氏给出具有公理性的结论便是：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个命题业已成为检阅人类社会权力现象的基本判准滥用权力”的基本“规则”是：权力载体——“即是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代理人，当选的立法人员、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规定公民自由的供选择的条件中进行选择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在运用权力时，一定会把权力运用到他可以运用的一切“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的最大范围，实现权力效能的最大边际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这两个领域，公共权力的原始命题是为了保障私人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权力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逻辑起点），“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为了“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产生由此，政治权力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和名义孟氏这一理论预设蕴示：从权力的本性上说，它“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长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注：［法］J.马里旦著：《人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亦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动家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规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观测到的“公共性边界”（注：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73页　　权力的这一内在特性，决定了外在制约的极端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无限权威是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页　　孟德斯鸠这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