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王国维早期哲学思想及其贡献.docx

简析王国维早期哲学思想及其贡献 摘要：王国维在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重视引进西方哲学，并尝试借用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开中西哲学比较之新风，指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极力维护哲学学科的独立价值，对20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王国雏；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浙江海宁人，中国近代学术大师在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时代背景下，王国维在治学之初，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流派，大胆尝试借用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理论透析，率先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思想丰富，见解深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但在他众多的学术辉煌中，早年的哲学成就久难彰明较著 一、引进西方哲学 王国维少年不喜帖括之学，向往新学1898年，王国维离开家乡到上海《时务报》报馆担任书记，就学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接触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并立志从事哲学研究1901年罗振玉创办中国第一份专业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王国维先是译稿、撰稿，后于1904年担任主编，写作了大量的哲学文章，1907年后治学转入文史领域。

其治学初期，尤其是1903－1907年之间，主要致力于哲学的研究 清代学术变迁诚如王国维所言：“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成以将之学新甲午战后，国内兴起留日热译介西学也是通过日本“转口输入”，期间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三人引进西学的贡献最大梁启超曾评述当时的译介热潮：“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与时人相比，王国维嗜于纯粹的学术研究，非常注重译介的择取与系统性1903年《教育世界》刊出由王国维翻译的英国西额惟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其中对纵自前苏格拉底到康德、叔本华、尼采，横及西欧各家、各派的伦理学说都有扼要评述他对苏格拉底、柏拉图、雅里大德勒、康德、叔本华、尼采、培根、霍布斯、休谟、卢梭等哲学家也都作过专篇评述他曾批评当时不求甚解的译风说：“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 在西方哲学中，王国维甚是喜爱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他是较早引进康德哲学，最早较为系统引进叔本华哲学的学者，并深受二人哲学思想的影响王国维称康德哲学为“最进步之学问”，他在《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一)中写到四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经历：“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

……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判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他主编的《教育世界》1904年刊出《汗德之哲学说》、《汗德之知识论》、《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1906年刊出《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等康德哲学可谓西方哲学的重镇，王国维对之深入研究，进而能发现不可持处，在当时学人中确有其高深之处 王国维在研究康德哲学时，因感到其文艰涩难懂，中途转向叔本华，并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在《静庵文集》的《自序》中说：“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旺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刊登了《叔本华像赞》、《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对叔本华哲学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自汗德以降至于今百有余年，哲学上之进步几何?其有绍述汗德之说，而正其误谬。

以组织完全之哲学系统者，叔本华一人而已矣 王国维自称因“体素赢弱，性复忧郁”而致力于哲学研究，然而所惬心的叔本华哲学却没有带来理想的答案最高之善，存于灭绝自己生活之欲，且使一切生物皆灭绝此欲，而同人于涅椠之境此叔氏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也叔本华从唯意志论走向悲观主义，认为只有到佛教所说的涅槃中去才能摆脱痛苦王国维对这种灭绝生活欲念的解脱之道深致疑虑，“举世界之人类，而尽人于解脱之域，则所谓宇宙者，不诚无物也与?”很显然，他意识到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并不可信，与传统的生生之道也相悖在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不以西为贵，惟真理是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借用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论透析 王国维不同于当时“中体西用”的主流模式，一举打破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畛域，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崭新的学术观念，“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在他看来，不论中西，“学”皆可归为科学、史学、文学三大类，中西所异者是广狭疏密程度不同、特点不同中学重实际，西学重思辨，“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他认为“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

荀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 王国维借鉴西方哲学的写作框架，从传及著书、形而上学、伦理说、政治学说等方面对中国哲学家的思想进行分梳，孔、孟、荀、老、墨到清代戴阮都有论述，此类文章现多收录在《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中他大胆尝试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梳理传统哲学思想，得出诸多富有启迪意义的结论，深厚的国学根柢和开放的学术胸襟造就了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学术成就，开创了中西哲学比较之新风《论性》、《释理》、《原命》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性”是中国哲学史的核心范畴在《论性》中，王国维用康德的知识论来透析传统哲学中的“性”，认为“性”是知识的材质，不能从先天中知道它：而从人的经验上所得知的“性”，受到遗传与外部因素影响，亦非它的本来面目他说：“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论人性者非弛于空想之域，势不得不从经验上推论之夫经验上之所谓性，固非性之本然，苟执经验上之性以为性，则必先有善恶二元论起焉他历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论，由尧传舜之心法、孔子、告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北宋周张二程、南宋朱陆到明代王阳明，逐次揭橥矛盾之处，认为所有关于人性的争论都只能是无益的空谈。

王国维用康德的知识论来分析人性，不可避免地得出不可知的结论，但他对“性”的理论解析和对传统人性论的大胆质疑，展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对传统哲学起到了理论解构作用 　　《释理》中，王国维从中西语源上考证，把“理”分为“理由”和“理性”广狭两义理由是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理性是指人特有的逻辑思维能力，“充足理由之原则为吾人知力之普遍之形式，理性则知力作用之一种故二者皆主观的而非客观的也他认为因为理性能力为人类所独有，所以世人误将形而上学之“真”与伦理学之“善”归为“理”的属性在他看来，“理”有心理学上的涵义，无形而上学上的意义，宋儒将天理看作是实在的客观的大理，不过是一幻影而已理”也没有伦理学上的意义，就理由而言，“善亦一动机，恶亦一动机”，就理性而言，“为善由理性，为恶亦由理性这就从学理上根本抽离了“理”与形而上学、伦理学的关系，对于传统理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原命》中，王国维依照西方哲学的分析，认为中国哲学无人持定业论，昌言意志自由论者亦不多，伦理学多将意志自由论作为一种预想他引入了西方定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争，“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

从意志自由论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王国维批驳康德的本体自由只是“表面的自由”，叔本华意志之自由在经验世界只是“空虚之概念”，从中都无法找到责任的哲学基础，提出责任能影响此后的行为，而无法推论此前行为的自由由此，王国维从根本上怀疑康德、叔本华“高严之伦理学”中的“本体自由”之说 王国维出入康叔，重新厘定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概念，为当时的哲学界开显了一种治学方法，足以可见他学术造诣之高和融汇中西之志，他从西方哲学梳理传统哲学概念中得出与传统学术迥然不同的结论，促进了传统哲学学理上的解构值得强调的是，在王国维那里，以西方哲学治中国哲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西哲学是置于世界文化的平等地位中来比较、交融的，对于越出当时“中体西用”模式，丰富、发展中国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助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 三、为哲学辨惑 “哲学”一词是由日本移植而来，始见于1902年《新民丛报》洋务派张之洞等人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十分惊慌，上奏朝廷要求用传统名学来取代哲学王国维痛批张之洞之陋见，极力申明哲学学理上的根据。

1903年7月他发表《哲学辨惑》，明析哲学与理学的关系，点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易》之‘太极’，《书》之‘降衷’，《礼》之‘中庸’，自说者言之，谓之非虚非寂，得乎?”“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由张之洞参加主持起草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王国维批评该学制：“独於文科大学中削除哲学一科，而以理学科代之1906年又作《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批评《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