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与汉语拼音.doc

切音字与汉语拼音 于照洲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 汉语拼音的历史始于汉末“反切”的出现,在此之前古人采用读若法和直音法给汉字注音,读若法取相似音,直音法取相同音,因为这两种方法不涉及对汉字音节的分析,都只能被称为注音反切是学者在梵文字母的启发下利用汉语固有的双声叠韵特点创造的,其发明是汉语音韵学的开始,说明古人已经可以自觉利用拼音的原理,科学地对汉字音节进行分析了一、西文引发的“切音字”设想在汉语拼音史上,西方传教士的工作和努力不可小视,他们对汉语拼音起到了催生的作用明清时期传教士大规模的在华活动形成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两个高潮:一个是在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时,另一个是在清末新教传教士来华时因为汉字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所使用的拼音文字,为了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解决文字工具方面的困难,传教士们产生了用拼音辅助汉字学习的想法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说:“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语音的音值很不确定,所以我们不得不尽力而为,用无所不包的罗马字母来加以表达[1]先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最早的传教士拼音方案是利玛窦的《西字奇迹》(1605 年),这是一份用拉丁字母标注汉字的出版物随后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1626 年),这是一部帮助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认读汉字的书,书中用拉丁字母标注了汉字。

金尼阁的方案是“经过中国学者的指示,根据中国音韵的原理,经过整齐划一的功夫的”[2],因而更加科学、系统化金尼阁方案与利玛窦方案多有重合,体现了继承性和发展性,学界将之称为“利金方案”美国学者杨福绵 1989 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看到一部葡汉对照双语词典的手稿,这是由罗明坚主编、利玛窦参编的《葡汉辞典》,这部词典以拉丁字注汉字音,经杨福绵研究确定这是最早的汉语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诞生于 1584—1588 年间罗明坚、利玛窦和金尼阁作为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所创立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了国内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明末思想家方以智在其著作《通雅·疑始》中就曾赞叹拉丁文字的标音制度:“因有以音则借一字配之,学者知此原委,则解书省力,可免费辞辩之者曰: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3]刘献廷更是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中直言其《新韵谱》曾参证于“太西腊等语”(注:拉丁语)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内学者早期用拼音方法给汉字注音、对汉字进行改革的思想二、切音字在汉语“拼音”之路上的探索光绪中叶以后国势积弱,不少读书人认为西方富强主要是因其国民识字率高,中国贫弱主要是民众识字率低。

中西识字率悬殊则和文字性质有关:西方文字切音成文,而“汉字之难也,中外古今未有试略言之:一字而数音则审音难;一字而数解,则辨义难;一字而数形,则识字难;一字而数笔,则写字难;文法无定理,则造句又难汉文字数多至四万余,汉文字体多至三百家”[4]他们认为汉字要对中国的积贫积弱负责,欲使国家富强必须进行文字改革,于是纷纷投入到切音字的创制中这就是清末历时 20 年的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学界称之为切音字运动其始于 1892 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的出版卢戆章在书中批评了汉字的难学并提出了对文字发展的看法:“字体代变,古时用云书鸟迹,降而用蝌蚪象形,又降而用篆隶八分,至汉改为八法,宋改为宋体字,皆趋易避难也[5]这段文字旨在说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其结构形式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汉字是可以改革的,改革的方向是切音字这时期“切音字”的内容涵盖了西方拼音字母、日本假名以及朝鲜谚文,例证如:时任译学馆教职的汪荣宝曾批文“现今世界文字,大别有二:一为象形字,一为切音字除中国独用象形字外,余如国书之字头,泰西各国之字母,皆切音也日本朝鲜虽亦沿用汉字,然日本则有假名,朝鲜则有谚文,用以补汉字之不逮,假名、谚文,亦切音字也”。

[6]据倪海曙(1959)统计,1892 —1910 年间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方案有 28 种,“切音字”一词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国人创制的各种形式的文字改革及拼音方案同时期对这一概念还有“快字”“拼音字”“合声字”“简字”“音标字”“串音字”等表述我们可以从当时各种方案的命名中窥探出时人对切音字性质的认识首先,切音字的属性是什么?除王照《官话合声字母》(1900)、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906)、卢戆章《中国字母》(1906)、刘世恩《音韵记号》(1909)外,其他方案多以“字”命名,因为西文没有“字”的概念,“字母”便等同于“字”而在中国古代,“字母”有音标的意思,如守温三十六字母(注:但是此处字母只表声母,不表韵母)所以劳乃宣(1906)提出“字母之称不能赅括韵与声”[7],而应定其名为“简字”其后的方案多以“简字”命名,可见这些方案制定者的初衷是要给“切音字”以“字”的地位的官方态度从严复的报告中可知简字当改名音标盖称‘简字’,则似对繁体之形字而言之;称‘推行简字’,则令人疑形字六书之废而不用……今改名‘音标’,一以示为形字补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质与六书形字之殊。

[8]其属性不能明朗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彼时文字学理论尚不发达,时人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注音与拼音文字之间的本质不同,所以在表达上常将拼音文字和拼音方案两个概念混淆;另一方面由于切音字和汉字在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上的取舍不同造成了方案创制者内心的矛盾其次,“切音字”与“汉字”是何种关系?卢戇章主张“以切音字和汉字并列”[9],切音字可以是一种流通的文字,可以辅助汉字学习,但并不取代汉字,以后的方案多数都沿袭了这一主导思想,如王照编写的“官话字母读物”就有很多是官话字母和汉字对照的但也有激进派主张废除汉字代之以拼音文字,如谭嗣同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10]是时废除汉字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就提出“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的口号国粹派代表章炳麟是反对拼音文字的,1908 年,他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认为文化发达与否、教育普及与否与文字是不是拼音文字没有关系;汉语是单音节语,只能使用汉字;中国方言复杂,要用拼音文字也不可能他明确表示“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11]章炳麟本不想造简字,但又对当时的各种简字方案都不满意,所以提出了自己“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的改良反切方案(三十六“纽文”和二十二“韵文”方案)。

文字必须具备流通性,“切音字”的创制者多为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想创造一种与汉字并行的专为下层民众使用的文字,但是遭遇了政府不支持、百姓不热情的局面,因而“切音字”的流通价值并不高反而是众方案中争奇斗艳的“拼音”思想大大加速了汉语拼音的诞生从拼音史的角度来看,切音字运动无疑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些方案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拼音方法,也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拼音方法,其在拼音方法及拼音字母形体上的多样化探索也给了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很大启发关于拼音的方法,方案中有双拼制、三拼制和音素制三种形式田廷俊《拼音代字诀》(1906)有部分的三拼,可以看作是双拼制到三拼制的过渡;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906)则采用了音素制分析方法,他认为其新字母“之拼成字音也,必有一元音,或一元音以上,而后成一字我国一字者,实英文中之一段音也”[12],这也是国人早期音素制分析方法的思想基础双拼法脱胎于传统的反切法,把汉语音节一分为二,作声和韵的二元切分,在当时占了绝对优势这是由创制者的认知水平决定的,日本学者部宇之吉曾到北京劝王照,官话字母数太多宜采用三拼法,但是王照认为三拼法虽然可以“减其数”,但“学三拼较双拼其难数倍……学三拼有数月尚不能用者”[13]。

关于字母形体,方案中主要有“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速记符号式”“采用数码及自造其他符号”四种形式其中后两种都没有产生较大影响,选择主要是在拉丁字母和汉字笔画之间展开王照《官话合声字母》(1900)“假借旧字,减笔为偏旁,仅用两拼”[14],是第一个汉字笔画式(也作偏旁式)方案这一类方案后来成为主流,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很多人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就是忘本,是“文化断丧”,为此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1908)辩驳说:“如谓我国之字,不宜效仿人国,以贻忘本之识岂知字也者,记号也,取其适用而已,无所谓人己之别试观英、美、法等国,其字均同,英美文法且同,然仍英自英,美自美,法自法也岂我国之音标字,取用英文字体,遂谓我非中国乎?”[15]前文提到方案的倡导者和目标人群可能处于社会的两极,知识分子在力图维护国粹情感上愿意保留汉字要素,民众则由于认知受限而对拉丁字母无任何感情到了 1913 年读音统一会开会采定字母形式,最终章炳麟的“简单汉字派”胜出,他的方案也成为后来注音字母的基础字母形式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切音字运动的收尾三、“切音字”的衍生成果切音字运动的口号是“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在创制可以“我手写我口”的切音字的同时,“国语统一”的问题也被提上日程,其最终促成了国语标准音的确立和注音字母的制定。

1918 年 11 月 23 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这一名称来自 1912 年民国临时教育会议《采用注音字母议决案》的原案名称此后不断有人对“注音字母”之名提出异议,认为其功用应是统一国语、统一读音之需,作为识字辨音的工具,“以代反切之用”,称为“字母”名不副实于是1930 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将其改为“注音符号”,新名称确认了它的注音性质该方案在拼音方法上采用了三拼法,将介母(ㄧ、ㄨ、ㄩ)独立,有效地减少了拼音符号,使得汉语的拼音方法从反切法中解放出来,离开声、韵二分的传统概念而走向音素概念在形式上以汉字的笔画为元素,其中有 15 个完全采自章炳麟的纽韵方案注音字母包容了清末知识分子阶层围绕着汉字改革前途的争执和妥协注音符号以后,中国的文字改革和拼音运动还在继续,在 1918 年以后的四十年间,注音符号是官方公布的正式注音方案,直到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切音字运动的另一个社会效应就是它向民众推介了“拼音”一词,在切音字推广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初学拼音官话书》《拼音官话报》等媒介认识了“拼音”,这时期“拼音”战胜了“切音”“拼切”“合声”等词来表达拼音义,它还与其他词语组合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切音字方案及同期文献史料中,并衍生出一系列家族词汇,如“拼音字”“拼音简字”“拼音新法”“拼音书报”“拼音学堂”等。

据统计,《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收文 48 件,使用“拼音”或其家族词语的有 34件,约占 70%[16]“拼音”一词在当时占了绝对优势,为后来成为表示拼音义的最基本术语奠定了基础罗常培在《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中指出:“汉字之表音方法遂自‘反切’一变而为‘拼音’:此诚汉语音韵学史上一大革新也[17]回望汉语拼音的前生今世,西方传教士有催生之功,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拉丁新文字有前行之功,而“切音字”在清末时局下则更有“筚路蓝缕之功,殊不可没”参考文献[1]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M].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 [2][17]罗常培.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55. [3]方以智.通雅·影印本[M].北京:中国书店,1990:9. [4]沈学.沈子新字书自叙[N].知新报,1898-9-26. [5][9]卢戇章,一目了然初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340,343. [6][11][1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4,117,101. [7]劳乃宣.简字谱录[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323. [8][10][12][15]倪海曙.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