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读书札记.docx

《随笔》精选】读书札记作者：苍耳2014-04-15 10:03:48来源：· 标签· 读书· 权利· 瞿秋白· 郭沫若穿长裤的“短裤党”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法国草根阶层的“长裤党”（他们穿长裤，而绅士穿短裤）将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断头台他们甚至称基督教为“长裤党耶稣”，据说耶稣是木匠出身一九二七年蒋光慈出版小说《短裤党》，近距离地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参与构思了这部小说，书名也是由他敲定的它取自法国大革命的les Sans-culottes，此字应译为“长裤党”而不是“短裤党”瞿秋白高度评价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想借Sans-culotte之名来媲美法国大革命郑超麟指出：“法国贵族服装有一个特别标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贵族要穿一种短裤，名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讲究，甚至绣了金丝银丝，裤脚很短，只能盖着膝盖，小腿则穿着长统袜子，袜子也是做得很讲究的平民穿的是长裤，即现在的西装裤子贵族于是称当时的革命群众为‘无华丽短裤可穿的人'造成这一误译的原因，除了瞿秋白并不精通法语外，他大约总觉得中国普罗大众穿“短裤”居多，而有产阶级绅士是不屑于穿“短裤”的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咸亨酒店里的顾客，“多是短衣帮……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无独有偶，在二三十年代，俄国人甚至将“长裤党”译作“无裤党”，例如C·A·达林将在《中国回忆录》中，称广州的少先队员为“这些小无裤党举起小拳头欢迎我们，并且用汉语唱起了《青年近卫军》”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译者在注释说：“无裤党：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讥笑革命群众的用语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只有“无裤党”才能与“无产阶级”相匹配罢以衣着服饰作为阶级标志，在二十世纪大搞阶级斗争的国度堪称登峰造极了瞿秋白的误译可以理解为一种错置，是内心两个矛盾自我的倒影：瞿秋白是最早提倡普罗革命文学的，蒋光慈则是最早的践行者他们当然把自己视为普罗阶级之一员，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后来在左联时期瞿秋白提出大众化理论，可以视为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在《学阀万岁》等文章中，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种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因此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即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套用法国大革命词汇，应该是文艺领域内的“长裤党”革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我们”是谁？》等文章中，瞿秋白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应改造自我，放弃主体话语立场，努力与工农群众结合。

此为二十世纪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之发轫然而，“短裤党”并非穿上“长裤”，就能伪装成“长裤党”的他们的尴尬在于，骨子里的“短裤党”气质，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肌质都散发着绅士和贵族气息，却要迎合政治需要将身份设置为“长裤党”，或者用“长裤党”来遮掩或扭曲自己，而最终不得不以“短裤党”的面目出现这是普罗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宿命——不是什么都可以“改造”的以瞿、蒋二人为例，他俩的生活皆有小资情调，秋白每天出入西装革履，头戴呢帽，常常引起本党同仁的质疑和反感蒋光慈在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因为普罗文学占据文坛主流，书店老板为了赚钱，将他的新著旧作加以再版，甚至改头换面，比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等于是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国房东送来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身着西式短裤，独自去法国公园散步，构思新作品这个场景是颇有意味的：那时候租界的法国公园并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是允许“穿西服的华人入内”，拒斥穿短裤的劳工入内蒋光慈不会想到他步入这样的公园，会与他的小说《短裤党》形成一种反讽张力他其实不过是穿长裤的“短裤党”而已然而，蒋光慈的“短裤党”气质仍在“发酵”：他反对党组织到他住处开会，理由是：“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后来，左联负责人对他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去暴动才算工作！”蒋光慈为此递交《退党书》。

一九三年十月，《红旗日报》随即宣布“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还有一项指控，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蒋光慈至死都不认同这一指控，更不会正视自己骨子里的“短裤党”气味这一点，他显然不及瞿秋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惨痛自白：“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将自己“长裤党”的伪装无情撕下，还原出既是传统的“士”也是小资文人的真面目——骨子里还是“短裤党”就写作而言，瞿秋白写作喜欢用欧化的句子，用词却古拙，文章也非一般大众所易懂而蒋光慈“提供大众文学，却有着无可救药的小资情调属于穷作家的穷讲究，用时人的评论，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他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郑超麟回忆录》）陈独秀的文学感觉相当好，从他极力推介鲁迅作品就可以见出如此看来，“长裤”固然长，但质料太薄，颜色太浅，里面的“短裤”还是能看得出来瞿秋白当时的理想便是普罗阶级夺取政权，这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已成为现实一九三一年，也就是蒋光慈病死那一年，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短裤党是Sans-culotte，这是巴黎大革命时候的暴民的称呼。

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幸而作者有些饭桶，这种主要理想没有显露透彻该文当时并未发表，因此蒋光慈临死前没有看到被亲爱的同志称作“饭桶”瞿氏对他的贬斥是显而易见的四年后秋白成为国民党军的囚徒，这才写下《多余的话》剥下自己的伪装而蒋光慈缺乏这样的空想能力连瞿秋白也认为他“太没才”其实，这也不能怪蒋光慈，因为套在外面的长裤大都是纸做的，一场暴雨后“短裤”仍会露出来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雷蒂夫说过：“一切专制都令人难以忍受，长裤党的专制比王公们的专制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二日《随笔》2014年第2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吹号的郭沫若早年曾有一个绰号——“吹号的”这个绰号得自一九二六年北伐途中他在《革命春秋》中回忆道：“这个徽号的来源，真是一个绝大的耻辱那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事……因为到会的群众将近二十万人，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他便叫我用传话筒传达那时候我不该过于卖力气了，因为我的声音素来大，我便替他传达起来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调他叫江西群众要拥护江西党部（以前的伪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这些话当着二十万的群众面前，也不能不给他传达，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了。

但为情势所迫，只得忍耐着又出卖了一次人格，昧了一次良心我在江西半年，可以说完全做的是这样昧良心、卖人格的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不觉犹有余痛这部回忆录写于八年后，传主并不回避这个刻骨铭心的场景和细节，并发自内心谴责自己，这正是早年郭沫若的可爱处当时郭沫若任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宣传工作是他的主要工作这个拿传话筒的活儿非他莫属了一般属员还没这个资格这个场景实在是传神而准确，而且在我看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其一，蒋介石的演说何以前半段是“革命的”，后半段才显露“反革命论调”？大凡政客演说皆是如此前半段要打动人、吊起群众的胃口，煽动群众的狂热，就必须满口“革命词藻”；后半段才将包裹在最里面的“私货”抖出来——它不必也不再害怕阳光了，因为它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逻辑”推导下的“结论”，不会引起“革命群众”的质疑与反对其二，蒋介石当年讲话的语气怎么如此熟悉：他用的句式是“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凡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倒！”好家伙！这种句式曾经风行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曾经为不同的政权和政客所利用其三，真正的改良或革命，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凡是好的东西都会被假冒，凡是“反××”的东西都会成为打击异己的借口。

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即便那些真正的改良者或革命者，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是改良或革命的化身，也会利用这个逻辑排斥或剪除异己，进而走向改良或革命的反面其四，一个人拿起传话筒是容易的，可是要中途丢弃却非常难郭沫若几度想辞掉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成功像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虽然，郭沫若不久就写下他一生最具人格光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跟一个他所厌恶的党派和领袖作了决裂然而，人们何以用“吹号的”而不用“传号的”？这本身就足堪回味郭沫若的回忆无疑为这个绰号的产生提供了真切的历史土壤但他并没有完全读懂这个绰号的含义吹号的”并非仅指那个场景中“传声人”，它实在是对“宣传人”的形象概括因为“宣传”的根本动机和出发点，并非以真理和国民利益为转移（当然不排除也有吻合之处），而是以党派利益为转移诸如欧美各国每逢大选之年，各党派纷纷为选举做广告、制作片子、发表演说，大造其声势，这其实就是“宣传”工作郭沫若对此不是没有认识和体会他在回忆中说：“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军用票，如像‘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

他举例说，像这样的口号——“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在他看来是注水的，很难兑现的然而，他明知无法兑现，却命令手下人去刷这样的标语口号这让他很痛苦、很纠结倘若他不深知这一层，那么他如何能咂摸出“吹号的”这个绰号的嘲讽意味？这个绰号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来，在任何体制下，“宣传”工作都不会消失关键在于它是否受到必要的制约比如为选举造势的宣传，选民明了它的用意，并且政客许下诺言，也将受到选民和时间的制约可是，一旦失去边界和制约，“宣传”可以被任意偷换为真理的代言，那便等于打了老百姓左脸，还要老百姓亮出右脸给你打——“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我倒是喜欢传主回忆北伐战争中的一个细节：在攻打武昌城时，城上的大炮冷不丁打过来，“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撒尿尿正撒到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人生快意，尽在这一“撒”之中，管它什么炮弹鸟玩艺在周遭呼啸！二〇一二年四月驯象师与豪猪斗士明代以来，宣武门内西城根有一条“象房街”，因街之北有宫廷设置一象房而得名此街名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后来，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建立了国会大楼，此街因此更名为“国会街”。

到了六十年代，北京拆除旧城垣，“国会街”也随之被废掉，如同切除一小节盲肠即便它不被废掉，也会在红色风暴中更名为“反帝路”、“反修路”或者“红旗路”之类在中国，朝廷驯象一直可追溯到元代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就有大汗乘坐“驯象”的生动描述驯象”之阵是朝廷重大典礼、尤其是皇帝征伐、出巡之仪仗在元代，一般是在四头象上，安置一精美木楼，内镶金锦，外覆狮皮，天子御坐其中，携十二只猎鹰，征讨或巡游四方至明清时，皇帝乘金辇，前后均有庞大精美之驯象群护卫、壮势因为战争和仪典的需要，驯象师也应运而生驯象师具有双重性：他一面是向大象发号施令的主子，一面被宫廷呼作“象奴”但二者在典礼上却化若一物：驯象和驯象师皆披红挂彩，招摇而过令人称奇的是，驯象师能把野象驯化到这种程度：令其行则行，令其止则止，令其跪拜则跪拜驯象见到皇上，也跟卑臣一样长跪不起之后皇上才“免礼平身”，赏给它糖草、糯米饭，以示皇恩浩荡康熙三十二年，沙俄使节有如下记载：“乘马同至驯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观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嗾之，乃作虎啸，声震屋宇；又有声如牛马，又如南方小鸟尤奇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