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宗旨的转换和开放大学女禁.docx
13页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宗旨的转换和开放大学“女禁” 徐有礼摘 要:民国初年,在共和政体的支持和自由民主理念的支配下,“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宗旨取代了“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宗旨,有力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新文化运动强力宣传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针,营造女性为自身事业、为国家前途接受教育的舆论氛围,促使女子教育宗旨摆脱了由于封建复辟思潮影响而一度向旧传统的回归日渐扩大的知识女性群体不断呼吁大学开放“女禁”,并最终获得社会承认大学开放“女禁”是女性形式上获得完整教育权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Key: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开放大学“女禁”:K25 :A :1003—0751(2008)06—0172—05民国初年,在共和政体的支持和自由民主理念的支配下,女子教育宗旨随着教育的整体转型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观念的启发下,日渐扩大的知识女性群体要求接受高等教育,呼吁大学开放“女禁”,并最终获得社会承认大学开放“女禁”是中国近代女性形式上获得完整教育权的标志,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和社会整体的文明和进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开始于清末新政时期,①在清廷颁布的女子小学、女子师范章程中,明确规定以“不悖中国懿媺之礼教,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教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为宗旨。
②辛亥革命以后,在封建的教育宗旨被否定、新式教育宗旨正式确立的转换过程中,女子教育的范围有所扩大,“男女同校”的禁忌开始松动,更多的女性摆脱家庭的羁绊进入学校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从共和政体和民主自由的理念出发,公开否定以“忠君”和“尊孔”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宗旨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的教育宗旨9月以后,“壬子癸丑学制”逐步形成并开始实施在女子教育方面,新学制改变了女子教育修业年限短于同类男子教育的规定,减少了“女红”课程内容,增加了近代科学知识的课时,并且允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正式承认了女子职业教育等,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男女教育平等的精神和允许私人开办除高等师范学校之外的各类学校的规定,鼓励和促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新的教育宗旨的确立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鼓励,有力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一批晚清女学的毕业生、倾心女子教育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等积极创办多种类型的女学,拓宽了女子教育的范围和领域,出现了一批有良好社会影响的典型如在中等教育方面,有袁希澔于1912年4月1日创办的以“勤、慎、庄、俭”为校训的上海爱群女校,学生由最初的7人发展到数百人之多。
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上海竞雄女校,以“提高女子知识和技能,从而自谋生计”为宗旨在专门性学校方面,有1912年2月,闵兰言、柴玉霖、李华书等人发起开办的上海女子法政学堂,设正科和预科两种,招收16—30岁的学生80人,主要学习科目有法政学、英文、法文等;有3月1日张竹君创办的上海女子看护学校,该校以“通习最新看护理法,兼学产科”为宗旨,招收16—25岁的学生60人,修业期限为3年在职业教育方面,有7月1日陈澄溪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女子工业大学校,分设高等、速成两科,共收女生300名其中高等科目为缝衣、制帽、刺绣、织物,学习期限为3个学期;速成科目为缝衣、制帽、织物中任选一种,学习期限3个月又有1913年沈卓如女士发起的上海女子手工传习所,专授盘编花边、钩结花、结网花边、线绣、线结、抽纱、挑花等手工艺此外,尚有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女志士潜心向学,或创办女校,或出国留学1912年3月,陈婉衍将(南京)光复军女子队改组为复心女子学堂,决心“为女界输入文明”,“俾得教养兼施,增进学识,勉成中国新民,咸合完全人格”④为此,陆军部拨专款1000元予以资助3月14日,陆军总长黄兴亲自批准向志愿出国学习的尹志锐等女士各拨款1500元,以备三年学费。
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发表的演说中,主张从教育开始回复自主的人格,因此必须以“提倡女子教育为首要之事”⑤;而教育的普及,“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⑥教育部也在颁发的《师范学校令》中,明确规定女子师范以培养小学教员和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女子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8月,民族资本家凌铭之独资创办的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开学这所学校以振兴女子教育和培养女教师为宗旨,根据“就性之所近,授专门之学”的教育思想,采用分科制教学,即设立文学、数理化、唱歌、体操等专修科是年,原上海崇明敦行女塾也增添师范类教育,后改名为私立敦行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于1905年的湖南长沙周南女校也奉令改名,称“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周南女校)”,学生来源由湖南一省扩展到鄂、闽、鲁、晋及南洋各地,数量由百余人增到400多人据统计,自民国建立到1915年,女子学校和女生数量基本上呈增长趋势,到1915年,女子学校数量达3766所,占全部学校比例的2.9%,女校学生数量达180949人,占全部学生比例的4.2%⑦与清末全国428所女子学校、女学生12164人的状况相比,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尽管存在着女子教育基本上处于小学阶段,男女同校仅限于初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为数极少,大学则完全将女性拒之门外等诸多局限,但教育宗旨的转换和教育内容的革新毕竟带动了女子教育范围的扩充,增加了女子受教育的机会,也在改变知识结构的同时强化着女性自觉意识,从而为女性走向更广阔的教育空间奠定了基础二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在恢复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力图使女子教育向“良妻贤母”的旧宗旨和旧传统回归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则强力宣传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针,营造女性为自身事业、为国家前途接受教育的舆论氛围随着帝制复辟的幻灭,历经曲折的女子教育得以回复正轨在袁世凯“帝制自为”阴影的笼罩下,南京临时政府确立的“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宗旨被根本否定经袁世凯批准颁定的“教育要旨”,规定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与1906年清廷学部颁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相雷同⑧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颁布的教育法令被从根本上予以倾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出现了暂时的倒退在女子教育宗旨方面,北洋政府再弹“良妻贤母”教育的老调1914年夏,新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发表讲话说:“民国以来,颇有一派人士倡导一种新说,主张开放女子之界限,其结果致使幽娴女子,提倡种种议论,或主张男女同权,或倡导女子参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学校之设立”;“余对于女子教育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
⑨袁世凯也将七项教育宗旨中的“戒贪争”解释为“女子勉为贤妻良母,以竞争于家政”1915年汤化龙在《关于整理教育方案》中规定,女子注重师范及职业(教育),并保持严肃之风纪同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国民学校令》对男女同校问题做出新的规定:只允许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男女同班,三年级以上男女学生只可同校不可同班,到中学后男女学生不可同校,女子只可进入女子中学教育部并且通令各省女学,严定五条惩戒规则:“一、不准剪发,违者斥退;二、不准缠足,违者斥退;三、不准无故请假、结伴游行,违者记过二次;四、通校女生,不得过14岁,如有隐匿冒混者记过;五、不准自由结婚,违者斥退,罪及校长⑩在课程设置方面,“家事要项”成为女学生的必修课,特别是在女子中学,家事、园艺、缝纫安排了较多课时,而国文、数学、外语等主要学科,学时少于男校,程度也低于男校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教育界的复古倒退痛心疾首,对“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宗旨进行了讨论和批评有人指出,“良妻贤母固为妇女天职之一端”,但当今世界,究竟什么是良妻贤母呢?日本盛倡“良妻贤母”教育的结果,“不过造成一多知识之顺婢良仆,供男子之驱策耳有良妻贤母之名,无良妻贤母之实。
果以封锁女子于家庭,听男子指挥为贤良模范者,吾国村妪,类能道之,旧说足矣何事纷扰,多此设学之举耶”因此,女子接受教育是“为女子自身计,当为国家前途计,非以供男子私人之役也”11)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讲演中介绍美国妇女的精神,并将其归结为“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美国妇女一般认为,“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算做我的事业呢”(12)这种人生观,就是“自立”的观念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这种“不认男外、女内的区别,男女同有在社会上谋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天职”的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13)而“自立”精神的养成,全靠教育,而且是自小学到大学男女同校的共同教育随着袁世凯复辟势力的失败,民国元年开始的教育改革措施逐步得到恢复1916年10月12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北京开第二次大会,议决提请政府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方案次年10月的第三次大会,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师范学校及师范讲习所,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
1918年6月,教育部通知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请推广女子教育案”,并且得到了积极响应如,11月河南省议会通过《整顿扩充女校咨请省署施行案》,要求各县已设立女子国民学校者,务须认真整顿,逐渐扩充,未成立者限1919年暑假前成立;省教育厅长随即通令各县知事转令教育机关从速扩充女学不久,全省各县普遍建立了女学1919年3月,教育部颁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除设预科、本科外,可设选科、专修科、研究科等4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子高等教育机关三五四运动前后,妇女解放的呼声日高妇女解放以接受教育为根本,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在女子教育恢复发展的过程中,强烈要求大学开放“女禁”,成为知识女性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舆论鼓吹、女性呼吁以及教育界人士的努力下,北京大学率先招收女生,各地高校纷纷效法大学为女性的开放,成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向近代转换的重要成果之一开放大学“女禁”,是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青年》以欧美、日本为例,阐述“男女平等教育者,非教育种类之平等,乃教育人格之平等也男子能受大学教育,女子亦能受大学教育;男子能受学位,女子亦能受同等之学位;男子能受教育上之尊荣及权利,女子亦能受同等之尊荣及权利”(14)。
胡适则赞许美国男女同校特别是大学的共同学习生活有诸多好处,如:可以扩张女子高级教育的范围;可以从正当交际和共同生活中,“养成自治的能力和待人处世的经验”;可以使男学生增进个人的道德,“减少许多不名誉的行为”;可以“消除男子轻视女子的心理”,“增长女子自重的观念,更可以消灭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顺男子的心理”15)胡适主张,在中国实现女子进入高校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由大学聘请女教授;第二步,大学先收旁听生;第三步,使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在课程上与大学预科相衔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新潮社成员康白情在《晨报》副刊发表连载文章《大学宜首开女禁论》,明确提出,十月革命以来,“女子解放的潮流已经弥漫了全世界”,要缓和这种潮流,“不可不逐渐的明开女禁,而明开女禁的第一着,又不可不属意于全国最高学府最高修养地方的大学,就是说,大学对于女子开放门户”文章批驳了种种反对意见,指出,男女同校不会使学生道德堕落,反而足以完成其道德,足以涵育其品性,促进其学业,感发其才智,同时使社会上知道男女交际的意义16)5月11日,罗家伦发表文章呼应康白情的观点,强调为增高女子知识、增高女子地位、增高自由结婚的程度起见,大学不能不为女子开放,“在学理上和事实上,大学都有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