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边界——葡萄牙及澳门土生个案研究.pdf

5《行政》第十九卷，總第七十一期， 2006 No.1 ， 5 — 34認同的邊界——葡萄牙及澳門 土生個案研究科斯達（Francisco Lima da Costa）＊“創作的一生教育我不要輕信話語正是那些看來最明瞭的辭彙，許多情況下最具欺騙性這樣的一個假朋友便是 ‘認同’ 這個字我們以為瞭解它的含義，繼續相信它，但是，突然發覺它的意思完全相反（Maalouf, 2002: 17） 前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進行認同的 （重） 建設，如何基於新的全球化形式內出現的機會之上，通過區別和不同的戰略，對 （重） 建設過程加以確定和被確定，這便是引導本文研究過渡後澳門土生個案的主導思想1無疑，澳門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個案：在認同的邊界後退及隨之而來的葡萄牙向中國轉交主權之後， （本來已經很少） 的少數澳門土生現在的表現如何？傾向是他們將逐漸地融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懷抱之中？仍然不斷地堅持以 “葡萄牙性” 為後盾？還是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將特殊的認同機會與來自全球化的新結構相結合？至於澳門土生的概念，我們是採取一種不予以限定的概念定義，因為我們認為，如果這樣作的話，有可能局限我們研究的目標這有可能使其他的動態成份被排除在外。

它們處於所謂的邊界的 “灰色地––––––––––––––– *杜馬文理工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生 1. 本文是作者的碩士論文《認同的邊界——葡萄牙及澳門土生個案研究》的縮寫本這一論文是在題為《澳門土生——葡萄牙帝國最後的回歸者：歸者與留者》研究計劃內進行的得到了歐維治基金會的贊助計劃的執行單位是 SociNova/Migration（里斯本新大學應用社會學研究室）6代” ，但從來便是認同過程的有機部分我們的廣泛看法是，澳門土生的認同原意味著許多方面的不同，包括了作為其基礎的葡萄牙、中國和/或印度亞洲的認同結構的因素，這便是通常被稱為 “東方葡萄牙人”的那批人 （Cabral 和 Lourenço，1993） 在初步分析中，我們以此方法將目前的澳門居民——漢族排除在外，因為他們不具有我們所分析的人口群所具有的認同特徵我們充分意識到，歷史的能動性反映在認同的能動性上在許多情況下，它會使得認同定義的界限有所改變因此，我們認為，一種認同的概念定義不是完全穩定的，反而它是一個不斷囊括和排斥邊界的過程，各種成份有進有出我們認為，關於今天的澳門土生應該有甚麼樣的定義，他們是誰，能否被選舉的問題，在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範圍內可能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可以假設，今天所謂的澳門土生的 “界限” 很有可能正在經受著這樣一個彈性的過程：它的定義邊界得到了拓展，包含了新的認同成份，因此，我們這?所採取的定義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而且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定義它縮減了研究的範圍，不包括相交錯的部分，即邊界的界限這在一個認同構建中是時刻存在的2在我們分析澳門主權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轉交過程對認同 （重） 構建所造成的影響時，試圖通過某些對邊界成份 （例如，語言、體形特徵、宗教等） 的研究，來捕捉某些精英通過結社運動這一途徑而獲得的主要角色而具有的戰略意義及定性作為一個整體的社群是其合法性的支柱這便是安東尼•史密斯 （1997年） 所稱呼的 “民眾行動” 我們將涉及社會認同的結構及過程性質，尤其是注重使 “認同資本” 這一重要的方法用羅傑斯•布魯巴克爾 （2002年） 的一句話，那些主要族群——政治的主角3還要涉及的是，這是一個由社會 （重） 建設和 “澳門土生” 認同屬性的種族化，以及將其作為一種 “根本同一性” 來使用而形成的過程，因–––––––––––––––2. 關於澳門土生這一定義更深入的討論，請見 Cabral 和 Lourenço（1993）和 Cabral（2002）。

3.“認同資本”這一概念來自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概念，同時還參照了 MichèleLamont 和 Marcel Fournier 的論述，以及 João de Pina Cabral 和 Nelson Lourenço 的“葡萄牙性資本”的概念7此，可以 “所有澳門土生的名義” 而言，將彼此不同，有區別的，輪廓很難描述的群體視作一個假設由成份均勻，可以清楚識別的群體這一 “定性” ，即對其認同的屬性進行釐定和歸總，將其視為天生的這使得我們可以展開另外一個逐漸的過程，尤其是通過語言和歷史這兩個包含 “實質” 的支柱同時，我們將對認同屬性的確定、過程，以及如何通過歷史這一途徑獲得這一形式的情況加以考量其最重要的屬性之一便是其長久性這些認同的屬性及不同似乎是社會認同創建過程的組成部分這一過程有著不同的階段 （小、中、大） ，決定了區分的界限構成的邏輯，並是以此方法確定的4 我們認為，當這些過程有所不同時，造成了一種失衡，因而產生了對由此而建立的社會等級地位的競爭，所以反映了一種權力關係我們希望，在此研究中，將上述邊界進行新的劃分，以期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對在歷史變化環境中，不同認同過程的戰略意義的討論有所裨益。

葡萄牙海外帝國一般認為，葡萄牙海外帝國從無間斷，五百多年來未產生過變化這一觀點得到了一些作者 （參見Gervaise Clarence-Smith， 1985 和Valentim Alexandre， 2000） 的充分批評他們證明，通過進一步的分析，在葡萄牙歷史上可以找到重大的不同點葡萄牙擴張史在澳門的影響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很明顯：社會人口及政治行政–––––––––––––––4. 這些屬性相當於 Anne-Marie Thiesse 在民族認同的情況下所說的民族認同點的單子在這裡，知道祖先是誰，確定了民族語言，有成文、配圖的民族歷史，有描述和繪畫的風景，有民俗博物館和編排了曲譜的民族樂曲 （2000：222）8在社會人口方面，當今通常接受，葡萄牙擴張的眾多方面之一便是所採取的種族融合的背景 （請見Thomaz，1998） 這便是由唐曼努埃爾一世所制定的，由阿爾布克爾克所執行的 “定居政策” 5導致這些政策的結構因素之一可能是16世紀葡萄牙人口的低下，“或許葡萄牙的人口從未超過125萬” （Boxer, 2001: 64） ，因此便採取了“種族通婚” 的政策當時，這一政策已經在對非洲西海岸殖民的過程中有了先例。

因此，出現了新的社會和政治——行政等級——它們同王權有著不同的聯繫——例如 “已婚者” （他們更加直接地依附於王室的正式結構） 這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影響 “已婚者” “在印度成家立業後，不再為王室服務） （Russel-Wood, 2000: 270） ”6 所謂的“叛徒” 、 “造反者” 和 “冒險者” ，他們儘管以不同的方式，但是在東方不同地區的 “定居地” 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S，1994） 還有其他的不同級別，尤其是由 “商人和派出的僱傭軍有時稱這些人為 “查丁” 或者很罕見地稱他們為 “光棍” 這些詞經常在涉及澳門情況時使用 （Subrahmanyam, 1994: 17） 正是這些 “叛徒” 、 “造反者” 、 “冒險者” 、 “已婚者” 和 “光棍” ，加上經驗豐富的商人開始定居於澳門Russel-Wood 說，這些商人和販子在開闢新的市場和創造新的貿易條件中的作用，在當時超過了葡萄牙國家 （2000：273） 另一方面，已經存在的文明結構迫使葡萄牙人要採取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的融合方式面對每個不同的情況，需要 “臨時–––––––––––––––5. Claúdia Castelo 援引 Orlando Ribeiro ，在涉及國王所採取的這一決定時，這樣寫道：“在海外歷史大發現的初期，有過一種推行通婚的王室政策：我們知道，曼努埃爾國王當時曾就通婚給阿爾布克爾科下達了十分明確的指令，而後者也嚴格執行了國王的意願，大力提倡和鼓勵葡萄牙人同印度婦女，尤其是同當時我們統治的果阿婦女的通婚。

這種通婚非常普遍，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成為了一種規矩Castelo ， 1999：117）6.“已婚者這個詞用於前往印度，然後不再為國王服務的那些生來就是葡萄牙人的人⋯⋯這個階級領導人的特徵是財富和獨立，非常高超的談判技巧和同一個非常強大的葡萄牙人和當地人網絡的接觸 （Russel-Wood, 2000:271）9找到” 不同的解決辦法這便是 Subrahmanyam （1994：14） 所說的 “影子帝國” 澳門的起源我們可以認為，葡萄牙人定居澳門的特點之一便是一種 “私人行動” ，尤其是由那些產生於葡萄牙海外擴張初期的新等級所主導的這一事實開始就提出了合法性這一問題：如何在 “私人行動” 和需要國家機構支援二者之間建立聯繫，無此，澳門土生的談判能力將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如何保持對澳門地區的私人控制，而不為國王的機構政權所替代？這樣我們來看一些與澳門歷史有關的情況，重點是澳門史學如何涉及為確立合法性，然後確立對澳門地區主權合法性而進行的 “鬥爭” 直到不久前，澳門史學通常認為，中華帝國中央政權對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一無所知，或者相當晚才有所瞭解；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完全是由於某省當局活動的結果 （金國平2002） 及 （金國平和吳志良2003） 。

中國歷史學家金國平和吳志良對來自中央政權，即皇帝的政治策略進行了新的研究在本文提交之時，史學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說法，從購買到租用，贈與和 （或） 賄賂作為獲得在澳門地區定居的批准和 （或） 權利等版本這些說法都排除了皇帝中央政權所制定的戰略這一因素對於葡萄牙人定居於澳門的各種歷史解說，都是基於代表了澳門史學不同看法的論據之上的此外，所討論的這些歷史事實一直——現在——仍然與葡萄牙及中國兩個國家的歷史和民族認同 “息息相關” 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問題同時是葡萄牙、澳門及中國史學所研究的對象葡萄牙對澳門主權的問題是後來才產生的一個問題在此問題上尚無共識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首先是由一位瑞典作者龍思泰於1832年提出的 （吳志良1999: 5） 吳志良 （1999: 5） 在涉及主權這一問題時寫道： “l832年，瑞典人龍思泰 （Anders Ljungstedt） 在澳門出版 《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 ，.....”101836年在波士頓再版此書以葡萄牙文原始檔案和史實質疑了葡萄牙對澳門的主權，引發葡萄牙人搜集有關葡萄牙對澳門主權的證據根據吳志良的看法，這促進了澳門史學研究的發展。

無論如何，葡萄牙人定居澳門的根據從未得到過任何的證實然而實際上，澳門的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在這一棋盤上有發言權的權力——中國和葡萄牙外交界所進行的同時，又有澳門當地的外交，後來又介入了英國外交在重寫歷史的字?行間，我們可以看到有民族主義確立的過程澳門史學如同其他情況，同時具有尤其是來自葡萄牙和中國方面的民族主義確立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近來層出不窮史學論著討論了澳門土生的種族起源最重要的問題是瞭解澳門土生是否曾經與華人通婚兩個截然不同的立場：一方認為，澳門土生的通婚是同非華人的種族進行的，7 另一方則極力捍衛澳門歷史上，尤其從16和17世紀以來便有案可稽的同華人的通婚8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門方面，一般認為1557年是正式定居的年份然而，當代史學現在已經有了重大的進展，提出了比它更早的年代關於葡萄牙人定居澳門歷史的官方口徑仍然認為賄賂是定居的方式新的資料得到了披露葡萄牙和中國史學家，以及其他國家的史學家對此仍在進行研究尚無一事實性的確證 （這便是那著名的皇帝頒發的金牌） ，這在澳門史學仍然是一個討論不絕的題目9 研究在不斷前進，重點是在葡萄牙、中國和義大利 （通過梵蒂岡的途徑它將東方保教權給予了葡萄牙） 有可能存在著原始文獻。

西班牙也是重點，原因是1580年至1640年間兩國曾合併1513年是葡萄牙人正式抵達中國的年代當時第一個抵達中國的葡萄牙人歐維治已經名垂青史在此第一次使命之後，葡萄牙人在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