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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页论贵州土司与道教的关系 赖 全 兰秋林 (铜仁学院 554300)Reference:土司在贵州延续数百年,对道教在贵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道教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土司乐于捐资助建道教宫观;第二,土司乐于礼遇各派道士;第三,土司家族的部分成员出家成为道士同时,道教又促进了土司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土司群体与流官群体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民族融合简而言之,道教文化一方面与土司文化相化合;另一方面又充当黏合剂和催化剂的角色,促使本土的土司群体与外来的流寓群体相融合Keys:土司制度;贵州道教;民族融合;宗教传播本文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贵州思播地区道教历史研究》(编号:14GZQN19)阶段性成果;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贵州少数民族道教信仰研究》(编号:JD2013254)阶段性成果;铜仁学院科研启动基金《贵州道教历史研究》(编号:trxyDH1302)阶段性成果贵州地处苗疆,广泛分布着少数民族历史上,中央王朝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在贵州施行土官制度,委任当地有威望之人担任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职务,称之为土司这些土司分别被归入苗人、蛮人、峒人、番人、土人,既有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也有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演变,如今已全部被认定为少数民族。
这些土司出于个人信仰、维护统治的需要,与道教长期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捐资助建道教宫观;第二,与道门仙师交往频繁;第三,皈依教门做道士一、土司与贵州道教宫观的修建道教在贵州的传播与发展由来已久,依据现有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掘材料可知:最迟在宋代,道教已经在贵州发挥了重要作用道教文化在贵州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包括汉族在内的贵州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缘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土司在贵州社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贵州土司对道教的传播与发展也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其中突出表现在积极参与捐资助建道教宫[来自www.lW5u.coM]观,相关记载在史书中处处可[来自WwW.L]见:二郎庙:在府治东,成化间,长官张王、杨茂同建1东岳庙:在府治西,长官安洛建,安宇重修2川主祠:在府治南,正统间,长官安洛建;成化年间,长官安方重修3土主祠:在府治东,成化间建,寻废,嘉靖四年,长官张□建4水府庙:在沿河金仙寺左,长官张舜建5文昌宫:在卫治宝真山上,洪武间,本卫指挥俞瑱建,即道纪司;正德间,土官同知王凤仪重修6崇圣观:城北八里洪边,天顺间,宣慰宋昂建。
7飞山祠:在府治东,东山之麓,正德间,土官李椿建8川主祠:在府治南小江岸上,洪武八年,铜仁司长官李渊建;万历十九年,经历王家相重修9城隍庙:府治东,永乐十一年,知府田载建;成化五年,铜仁司长官李椿重建10五显庙:府治南,洪武九年,长官李渊建11杨斌,??回遵义高坪紫霞山建先天观12杨粲之子杨价,于宝庆三年(1227)亲自选址兴建了儒释道合流的“大报天正一宫”13贵州土司在捐资助建道教宫观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土司捐资助建道教宫观现象遍及贵州各府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贵阳在贵州处于居中央、控关梁、辐射四方的地位,涵政治轴心、经济重心、军事中心于一体但是,道教在贵州的传播与发展并未集中于贵阳,而是呈现出区域特色化的布局安洛、杨茂等土司所建道观在思州府,李渊、李椿所建道观在铜仁府,宋昂所建道观在贵阳府,杨斌所建道观在播州宣慰司,王凤仪重新修建的文昌宫在永宁卫可见,土司捐资助建道教宫观的历史情状与道教在贵州的均衡发展相合第二,捐资助建道教宫观行为遍及土司群体各阶层贵州土司按势力大小分别被中央王朝敕封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在土司群体内部位列不同层级虽然势力有大小之分,层级有高低之别,贵州的土司在捐资助建道观方面却并无差异,既有长官司长官杨茂、李渊,也有宣慰使宋昂、杨斌。
第三,捐资助建道教宫观成为土司的家族传统捐资助建道教宫观不是土司一时偏好的结果,而是家族持续性的传统思州安氏土司从安洛经安宇至安方,数代乐于修建道观;铜仁李氏土司从明初李渊到明中期李椿,历经一百多年,修建道观的热情不减捐资助建道教宫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当地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这种行为有助于树立土司家族的威望,使之既获得土民的拥戴,又获得流官的认可,还获得汉族移民的信服第四,有的道观与土司家族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某种程度上可算作是其家庙比如宋昂所建崇圣观位于洪边寨,与宋氏家族关联紧密;而杨斌则是卸任宣慰使后建立先天观,使之成为杨氏家族重要的奉道场所另外,播州杨氏土司建了一座“大报天正一宫”,把始祖杨端供奉其中,是名副其实的杨氏家庙二、土司与高道的密切交往贵州土司与高道往来密切,常有跟从道士学道修仙的土司其中杨嘉真、杨忠彦、杨斌、杨再从等人最为典型杨再从与高道之仙缘,在《道光松桃厅志》有相关记载,情形甚是传奇鬻蓰道人:道人不知何许人,宋开宝间??杨再从崇尚仙学一日,有丐者携草屐一双诣再从,索金五两鬻焉再从意欲买之,其妻不从道人掷蓰于地,化双鹤冲天而去道人亦不知所往,但见门柱上有诗,云:新打芒鞋巧又牢,五两黄金价不高,杨君不听妻儿语,从我蓬莱走一遭。
其字以水洗之不去,刀刮之益显柱至洪武十四年方圯见《铜仁府志》14从该段文字可知,杨再从崇尚仙学,故而流传出其与高道之间的奇缘故事这个故事充满了全真道劝世脱俗的意味和色彩,与王重阳甘河遇仙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重阳曾在甘河镇任征税小吏,一日在河边小桥上饮酒,来了两个形貌怪异的人与之对饮酒干杯空之后,两人之间从河里盛水让王重阳酌饮王重阳饮河水而品佳酿,才知两位怪人就是神仙吕洞宾、汉钟离虽然地方志记载该故事发生在宋代开宝年间,但从故事的叙述风格,则是全真道色彩较浓重也许,这正反映了宋元时期贵州道教的一大特征:全真与正一相融合杨嘉真、杨忠彦父子与道士张亚的交往则是土司与高道交往密切的另一典型例子杨嘉真、杨忠彦父子在元代至正年间重修“大报天正一宫”,邀请张亚为重修工程撰写记文张亚的道门称号为“金阙上相检校太师,混元内府三清上宰大都督府行便宜事,虎符龙券,总诸天星耀,判桂禄嗣籍,九天开化主宰文昌司知贡举,真君”15从这一显赫的道门称号可知张亚在正一派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杨氏土司与张亚交往甚密,则杨氏土司对道教之护持当不仅仅只是修建“大报天正一宫”杨斌与白飞霞的师徒佳话亦有必要做一番梳理据《道光遵义府志》记载,杨斌“戊寅春,始从飞侠白仙师游,仙师知为伟器,相与半载,乃以神霄心印传焉”16,两人相交非浅。
白飞霞本人是很有修为的道医,其所“著书有《韩氏医通》《方外奇方》,见《本草纲目》引”17因受杨斌之请,白飞霞曾到播州云游,在遵义府城北溪流边留下了“石壁仙题”:“山齿齿,石瀰瀰,白飞霞曾到此”18,并流传一个神迹传说,即白飞霞在“石壁仙题”之下的溪流中洗过手,因而从该处取水而饮便可百病全消三、土司家族成员皈依道教现象贵州土司与道教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以上两个方面,土司家族的成员皈依道教成为知名道士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土司家族成员皈依道教的现象至少在宋时就已存在,平头长官司长官杨再从便是一例:回龙寺,在便水门外,祀天龙相公按:神姓杨,名再从,宋开宝间袭平头长官司,好道术,没后,屡著灵异,郡人立祠祀之19杨再从生前喜好道术,死后被黔民奉为神灵,并在贵州各地为之修建祠庙“回龙寺”,生前身后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以土司之身份而入道门,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数播州宣慰使杨斌杨斌一方面与儿子杨相重修“大报天正一宫”,另一方面又新修先天观,其一生信道虔诚,习得多个道派的雷法丹诀,且留下三大修道传奇:七曲星童下凡、南极仙翁点化、许逊真君授法关于杨斌为七曲星童下凡之故事,在《道光遵义府志》中有载:方母氏太夫人之娠也,老媪马真者,梦一童子从七曲帝君侧乘白鹿入寝诘,朝而仙翁诞。
20而南极仙翁的点化,则亦是梦中境遇:先是,尝梦一老师谓曰:子宜学道以赎往憾,则寿可延矣乃朗吟曰:写遍丁香叶,到处不求知,若问吾姓名,八卦柱九枝遂失所在盖南极星云21杨斌得许逊真君授法也没有脱离梦境神游的叙述模式:寻梦感旌阳许祖授以净明忠孝至道时亦神游玉京,累感高真授以内外二丹之旨22事实上,杨斌的累次梦中神迹,源自其现实生活中对道教的虔诚信仰和孜孜追求杨斌先后多次拜师求学,得到众多道派的秘法道教传承中有一个“三灯传一灯,一灯续三灯”的现象,杨斌可谓这种现象的一大典型:甫弱冠,太玄欧阳先生授以清微雷法,凡呼召风雨,役使鬼神,立有奇应后云山道人授以五雷法,青霞真人授以灵宝法,四十八代天师授以正一法寻梦感旌阳许祖授以净明忠孝至道时亦神游玉京,累感高真授以内外二丹之旨戊寅春,始从飞侠白仙师游,仙师知为伟器,相与半载,乃以神霄心印传焉23可见,杨斌极有可能身兼清微派、天心派、灵宝派、正一派、净明派、神霄派、内丹道派、外丹道派,融诸家之长,成一方道师正是承续多脉的经历,使杨斌的道教思想呈现出系统化和三教合一的特征杨斌接受了净明道的主张,把道分为人道和天道,要达到天道须先修好人道而所谓人道,则又与儒家忠孝的主张相结合。
贯通儒道两家思想精华的净明道思想成为杨斌道教思想的内核,而宋明时期盛行的雷法道术则是杨斌道教修为的外在体现由此可知,杨斌与宋明时期的其他著名道士一样,进而推论出,道教在贵州的发展于明代中期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四、小结土司在贵州延续数百年,对道教在贵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道教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土司乐于捐资助建道教宫观;第二,土司乐于礼遇各派道士;第三,土司家族的部分成员出家成为道士同时,道教又促进了土司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土司群体与流官群体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民族融合简而言之,道教文化一方面与土司文化相化合;另一方面又充当黏合剂和催化剂的角色,促使本土的土司群体与外来的流寓群体相融合注释:1.2.3.4.5.6.(明)谢东山,张道.《嘉靖贵州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一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385.7.(明)江东之,沈思充.《万历贵州通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十八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3:112.8.9.(明)万士英.《万历铜仁府志》.武汉:岳麓书社,2014:118.10.11.贵州宗教学会.《贵州宗教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109.12.贵州宗教学会.《贵州宗教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112.13.陈季君,张全晓.《播州杨氏土司崇佛奉道史迹考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5.14.(清)徐鋐,萧琯.《道光松桃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四十六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649.15.(清)平翰,莫友芝,郑珍.《道光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二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251.16.21.22.23.(清)平翰,莫友芝,郑珍.《道光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二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256.17.18.(清)平翰,莫友芝,郑珍.《道光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二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254.19.(清)余上华,喻勋.《光绪铜仁府志》.民国缩印本,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44.20.(清)平翰,莫友芝,郑珍.《道光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三十二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255.作者简介:赖全,博士,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