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权力场域下高校实验室中的规训与反制.docx

    微观权力场域下高校实验室中的规训与反制    赵毅 郑保章摘 要：高校实验室作为近现代科学研究的典型场所，充斥着权力关系，遍布着规训措施这种权力场是微观的、隐性的，却促动着场域中的每个主体，促进着知识的产出通过对高校实验室的涉入研究可知，实验室中的规训策略主要包括：层级监视、书写记录、对人与空间的分隔、规范化判定由这四种规训策略所激起的反制行为包括：反监视行为、简略书记、小范围调动、温和地游移然而，这种规训与反制的博弈并不能满足高校实验室的进步需求传统的实验室关系应该让位于以满足实验室成员需求、为成员提供资源来建立规制格局的新型实验室关系同样，权力压制知识的传统观点，也应让位于知识产生权力、权力创制知识的循环论点Key：微观权力;实验室;规训;知识传统的政治权力观是宏观的，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多是国家职能、政府机构、暴力机器等显而易见的权力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是权力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把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称为‘一种有关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其中一条主线就是我们与权力场的关系，即研究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运用和屈从权力关系的主体的[1]“规训”（Discipline）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术语，具有规范、训诫、教育等多种意思，是一种权力的实施手段。

在西方学术界，福柯的历史观被称为‘微观权力学，因为它要取消一切总体的、宏大的基础，转向关注微观的、具体的、间断性的历史中的‘矛盾和‘差异[2]其实微观权力并非在量级上小于宏观权力，而是因为其相对隐蔽，存在较为稳定，受关注度较低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3]福柯认为权力既可以规训个人的肉体，也可以创造知识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瑟夫·劳斯在福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指出这是一种不易被察觉甚至常被忽略的微观权力关系，但却足以重构我们的世界从中世纪最后一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约瑟夫·劳斯的“知识就是权力”的转变，就是微观权力观不断显现的过程高校实验室作为近现代科学研究的典型场所，充斥着权力关系，遍布着规训措施相较于宏观权力，实验室中的权力关系是相对隐性的、温和的，却时刻約束并促动着实验室场域中的每个人，进而促动着知识的产出一、高校实验室中的规训措施权力对人们的行动和实践具有带动作用，当权力作用于知识的行为主体时，知识便得以诞生在此种视角下，劳斯将福柯提出的规训策略进行了泛化，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

这些策略在实验室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层级监视监视体现了权力运作的可视性，使权力对施加对象的活动完全可见在福柯眼中，完美设计的规训机构能使在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明晰可见他介绍了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这种建筑四周为环形，中间设一瞭望塔环形建筑被分割成许多小房间，每个房间内搁置一个被监视的对象，中间的瞭望塔放置一名监视者，监视者可以随时观察房间中的每个对象全景敞视建筑是监狱的理想模型，同时可广泛运用于军队、工厂、学校，监视因而成为权力运作的坚实保障随着监视策略的不断进化，其形式逐渐变得细微，更加隐秘不易被察觉测试与检验就是监视策略的变种形式，同样是对被监视者状态与活动的一种呈现考试成绩反映的是求学者的学识水平，体检报告展现的是被测者的健康情况，求职简历体现的是应聘者的综合能力没有这种测试与检验，被监测者的能力与特征就无法体现而获取被测者的能力与特征，则是为对其进行有效的分类和管理在高校实验室中，监视主要是职权高者监视职权低者，例如，实验室的典型模式是导师监管副导师，副导师监管博士生，博士生监管硕士生，形成所谓的层级监视制度监视的主要方式有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方式包括巡视、查岗等，被动方式包括签到、打卡等。

导师在实验室中的移动，甚至只是单纯地出入走动，都会被学生视为监视行为监视策略无形中将监视者与被监视者捆绑在一起理想状态下，双方需要同时在场，才能达到监视的目的，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会打破秩序平衡在高校中，年轻的导师经常会同学生一起工作到实验室关门才下班，这对于监视者而言，无形中也是一种束缚二）书写记录首先，书写记录是监视的延续，并使测试与检验得以可能如果不能将测验结果加以记录，那么严格的监控就可能毫无效果其次，书写记录技术把个体和群体构筑成知识的对象没有书写记录，关于对象的知识便不可能被留存，也就无法被后人认知再次，书写记录技术使对象间的差异得以显现，因此构筑了比较体系，使分类得以可能我们不能把知识对象与处理、对付这些对象的各种实践完全分离开来，也许尤其不能与各种限制形式分离开来，因为后者使知识对象以特殊的方式自我呈现成为可能[4]知识的产生与限制知识产生的对象的形式不可分离，这在书写记录这种权力策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用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的术语来说，就是书写技术“促逼”着知识的产生[5]书写记录技术本身就是一种规训策略、一种权力形式，因此可以认为是权力生产了知识同时书写记录技术又是知识的载体之一，因此该技术贯穿知识生产的始终。

高校实验室的书写记录技术从简单的手动贴标签、绘表格、记数据、归档，逐渐发展到复杂的计算机设计与记录、数据库存储与分类等形式，这些记录行为使实验室中发生的各类活动，如假设的提出、流程的操作、实验的结果等得以留存，并可被其他人随时追踪和查阅基于这些数据材料的分析与研究，便会形成人类新的认知三）对人与空间的分隔权力需要相对封闭的空间来予以贯彻实施，实验室中对人与空间的分隔就形成了有效的封闭场所对人群进行分类，这本身即是一种限制，它限制了人的行动及行为，是权力的体现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指引，它让被分隔者明白他们该处的位置，让他们是其所是会场座位上贴有名字的标签，让与会者迅速明白他们的所在，等级的划分让他们明白自己应该坐在中间，还是居于两边可以说，分类是人们被动理解自我、理解所处环境，并采取相应行动的有效方式对空间进行分割，是把需要观察的场域与尚未明确的因果影响分隔开来人们运用各种设备和技术把实验与实验室中的其他事物隔离开来正是这种隔离首先使得实验系统成为可描述的微观世界如果不谨慎地建立并保持这些分割，任何陈述都不可能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得到辩护因此，它们是实验科学的必要条件[6]现代高校实验室、教研室的空间布局如同办公场所，采用隔间式，一排三到五个隔段，最多五、六排，中间或两侧是过道，这保障了每个人员适当的空间和隐私。

人员按研究方向进入已划定好的空间领域，同一区域内部一般再无细分通常，同一研究方向的各年级学生混坐一起，便于学习交流这种对空间和人员的划分，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协定的结果，大方向的区域划分与区域内的混坐就是权力与自由意志的结合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是对人的分类还是对空间的分割都有利于监视和书写记录的执行这三种策略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共同对权力场域中的人及其所处环境进行着管理四）规范化判定规范化的前提是要确立规范，没有规范就没法衡量偏差当规范确立后，就可以判断个体是否合格，依据判定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理，因此规范的后续是处置措施对于违规者要进行惩罚，使其最终达标，所以规范的功能是矫正这种矫正并非猛烈的、激进的，而是在渐进的、微量的强制中完成对人失范行为的重构然而，规范化判定的目的并非消除差异，差异的消除意味着对人和事物进行区分的标准的消失表面上，规范化的矫正功能会消除偏差，但同时会产生新的差异，个体之间的差别永远存在，就如同总会存在最后一名一样差异既是权力实施的条件，又是权力运行的结果因此规范化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等级，维护每个阶层的稳定存在，最终构造事物、人群及社会的同质性高校实验室中的规范化同样导致学生的分化。

遵守规章制度（不一定是显性的明文规定）的学生即是优等生，会得到奖励;不遵守的学生则被视为差生，多会受到惩罚奖励一般包括：给予奖学金、推荐出国交流、获得发表论文的机会等，最大的奖励则是准予毕业;惩罚则相对隐性，导师对学生的冷漠态度是常见的惩罚措施，最严重的惩罚措施就是延迟毕业或退学二、对高校实验室规训策略的反制“沒有反抗和逃脱的可能性，就没有权力关系，斗争策略先天地包含于权力关系之中要想更好地理解权力关系，我们应该尝试研究那些抵抗、消解权力的行为[7]规训并非单向的，规训措施施加后，必然会激起受者或多或少的反抗正如最严密监控的监狱中，仍然会有犯人私下流通香烟、药物、利器等违禁品同样，在高校实验室中，每种规训策略的实施都会导致相应的反制正如恩格斯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反监视行为就监视策略而言，在实验室中，监视所不能覆盖的领域或不能覆盖的时间段内，就有反监视的行为活动由于监视策略需要监视者与被监视者同时在场，所以监视者的缺失会给被监视者以反抗的机会导师巡视过程中的勤奋努力，与巡视过后的偷懒耍滑;导师查岗时的在场，与查岗后的消失;签到名单上的出席与实际工作的缺席，这些都是实验室中学生对抗权力的行为。

这些阳奉阴违的“小把戏”相对公开不到场的强烈抵抗来说，比较温和，是实验室权力运作下的隐性反抗有趣的是，监视者在被监视者眼里也是被监视的对象，这种角色的互换也是一种抵抗被监视者在随时寻找监视者的疏漏，从而为自己提供躲避的契机虽然角色在互换，但二者地位没有改变，权威决定各自地位，因此二者得以明显区分二）简略地书记行为就书写记录策略而言，施权者制定的书写记录要求是执行标准，每个实验室都有实验流程标准、记录准则等，但在各类科研活动的执行过程中，这些要求常被简化和省略详细、复杂的书写记录规则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让位于实用原则，实验者仅会标示核心环节，采集重要数据，记录重大发现，并自觉省略他们认为无用的环节实用主义原则是被施权者反抗书写记录策略的有利武器，“原则”与“实用性”间的斗争似乎总是以“实用性”的胜利告终他们认为实验室的书写记录规则太过复杂、繁琐，除非有专业的书记员进行该工作，否则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按标准足量做到被施权者的主观性标准在实验执行过程中高于施权者制定的“客观”标准同样，与公然涂改记录，篡改实验数据，颠覆实验步骤相比，这种反抗并不易被察觉三）小范围调动对于分隔策略，高校实验室中被分隔的人员通常会服从分配。

如有不满，会在同一组别内进行私下调换，比如互换座位、成员毕业后进行补位等权力“阶层”通常不会干预，除非这种私下调整打破原有实验室的空间平衡但如果想要跨区域调动或更换领导者，比如调换课题组、更换导师等，就属于公开的反抗，是打破实验室权力关系的严重事件，不论对施权者（导师）还是对被施权者（学生）都会造成严重影响，尤其在双方的声誉上公然反抗常会导致该导师招不到学生，该学生无导师愿意带，该课题组没人愿意加入等严重后果，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实验室规训策略的重构四）温和地游移对于规范化判定，就器物的规章制度而言，实验室中充满了各种技术指南、仪器操作说明、设备保养手册等，这些手册确定了诸多规则（如表1）然而，被施权者通常以自己进行实验、运作设备的便利性为原则，在执行过程中将规则进行省略，或将实验步骤进行调整省时省力是被施权者最好的反抗借口对于人的规范化策略而言，实验室中被规范人员的反抗会随着年级、经验的增长而不断增强新人是规则的遵守者，“老人”是规则的豁免者，介于新老之间的成员是规则的游移者但不论新人、“老人”对于规范化策略都有反抗，只是程度不同迟到早退并不意味着可以长久的缺席，偷懒耍滑也并不意味着停工休息。

被施权者的反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抗，超过临界点，就会引发相应制裁，通常受损较大的一方总是被施权者三、高校实验室权力关系的进路高校实验室中的权力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