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诱惑-托马斯·索维尔酱《知识分子与社会》.docx

    责任的诱惑托马斯·索维尔酱《知识分子与社会》    刘瑜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知识分子”是什么？在中国，人们恐怕都会说：知识分子不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知识的专家，还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看法不奇怪——我国的知识阶层被儒家“家国天下”观浸润过两千年，随即又被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观点鞭策了半个多世纪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以二十世纪的世界，尤其是美国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添乱的知识分子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其中的左翼在他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低效又不公的经济政策；在外交领域，他们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反战”等字眼，但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反倒牺牲了长期和平；在法律领域，他们鼓动法官以“司法能动主义”来推动进步，却最终使法院失去了捍卫宪法的本意……总之，如果此书有副标题，大约会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

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很好的人而问题也恐怕正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一他们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摒弃了“社会”自身蕴含的智慧社会充满智慧，并非因为其中千千万万的个体每人都有多少超凡之处，也不因“贫贱者最高贵”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来自WwW.L]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的“体系性过程”实现了知识积累反之，尽管知识阶层的个体非常出类拔萃，但“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索维尔在书中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XX倍”这样的说法，会让人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在扩大，但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换言之，他们总被某一词汇、某种陈述或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却缺少对背后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以道德热忱取代深究事实，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话语里，充满了“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鲜有明确的论据支撑。

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更多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道德丑化时，大众媒体可以通过虚构实现这一点当“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的角角落落时，虚构成功替换了事实智识的懒惰还体现为反思的欠缺令索维尔惊异甚至“嫉妒”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误判，不但无需付出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固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只有手握权柄的人才能造成政治灾难但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鲜有人像奥威尔、纪德那样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如今，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消失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仇富口号到委内瑞拉最近的“严惩奸商”运动，不难看到，人类从上世纪连绵不绝的灾难中学到的有多么少。

介入政治的悖论当然，并不是说索维尔的观点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首先，知识上的自负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现象无论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时常流露出“知识上的傲慢”他们倾向于把还在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当作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还时常混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拒绝承认自己言说的背后存在着价值取舍其次，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我们属于99%”的著名口号割裂了经济体系中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索维尔对“知识分子1%的精英知识和普通民众99%的寻常知识”的划分，也塑造了刻意的对立他整本书都在讲述：本来存在一个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自发扩展秩序”，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干扰阻碍了这一进程用这个逻辑来描述二十世纪的众多大事，显然高估了知识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观念差距很大程度上，在积极推进政府自上而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或者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民众本身比知识精英更激进但在索维尔的笔下，似乎这一过程是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法官”引领的，民众只是被动、无奈地接受当然，知识分子的观念肯定影响民众但毕竟，任何观念都是因为契合了相应的现实才具有市场因此，索维尔难以解决的悖论是：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政治该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都将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

然而，这一悲剧性的悖论很难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如果说要检讨人们对政府、对干预、对乌托邦构想的迷信，那也理应是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去进行检讨这就引出了索维尔观点中的第三个问题：他对经验的信奉与对理性的反感固然，当事人的、现场的、具体的经验往往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认知更有实践智慧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哪怕是对同一事件，经验本身也是多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如何“截取”经验、处理经验，往往还要依靠理性如果人类只能通过经验来学习，“[来自www.L]见了棺材才落泪”、“撞上南墙才回头”显然过于沉重而残酷了如何作为才负责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是否意味着他们就该停止发言，回归书斋，对时代保持缄默？我想索维尔的观点并非如此事实上，也许像萨特这样误判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却没人会嫌乔治·奥威尔这般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多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介入公共领域，而在于知识分子应基于什么原则、以什么方式介入如果知识分子不应借助政府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那么他们的责任可能恰恰是抵御这种“终极解放”、“人间天堂”的诱惑，以及去推行这种构想的极权的诱惑。

他们的责任，与其说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限定政治的扩张，是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被动等待，事实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条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行动——当洪水来袭，人们只有积极“筑堤”才能抵御危害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的工作显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是致力于“发现”新颖观点的人，而是用更扎实严谨的方式来论证“寻常”观点的人知识分子的勇气也并不仅仅体现于创造和开拓的热情，更体现于对“工匠”之苦的持久承受但“专业性”并非真理的保证在公共言说中，我们常碰到一些“理中客”，他们惯于以“专业分析”的名义藐视“民粹主义”，但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由多元、综合的因素推动，某一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综合性的视角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域窄，专业性恰恰容易障碍认知随之，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是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在人文社科领域，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少之又少，那些动辄被称为“常识”的，往往不过是“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所以，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源于职业上的诚实雷蒙·阿隆曾将意识形态比作现代宗教。

认为，归根结底，极权的诱惑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面对这种诱惑，他说道：“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这种“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颖，但每个曾经、正在与“确定性的诱惑”搏斗的知识分子都清楚，这永无止境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编辑：沈悦shenyue@刘瑜：知名作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比较政治学、转型政治经济学研究，曾出版《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送你一颗子弹》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