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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当下形态的反思 笔者的上述表述绝不是出于文化自恋要认识社会机制对知识分子的阻隔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及由此命定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社会英雄”，这并非难事然而我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完善人生上的作用，尤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是为了表达如此一份期待，本文对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展开对象性研究在揭示他们问题的过程中提醒他们如何注意修复和完善自己的人格[1]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知识分子如果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2]一、思想者与社会良心的消隐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表现自身价值的契机，勇敢地充当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先锋尽管挫折和磨难不时降临到他们的头顶，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向“左”的革命文化模式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其悲壮性、其崇高的殉道主义精神使整个社会为之动容在愤懑不平中，人们猛烈地结构那些符号暴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在时间之针拨向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却出现了高度的萎缩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他们对存在的境域问题失语或缺席。

许多人从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场域纷纷撤退发展到极端，人文学者不谈社会，作家艺术家不涉指实现他们把自己幽闭在精神的象牙塔里，或者小心翼翼地绕过雷区、制作玄学；或者把寓言当外壳，涂抹一些常人猜不透的文字相当一些人在九十年代初把自己的撤退和逃脱说成是超越，洋洋自得地炫耀他们关注的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为了给自己的卑怯寻找理由，他们还给知识分子作了新的定位，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学术人，利用畸形的市场机制为自己的文化生产打开了一点销路的人，或者借助些许自由的文化空间而获得一点虚假声名的人，还竭力为这种机制唱赞美诗，似乎现在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最佳时代，任何牢骚满腹，、怨天尤人都是无病呻吟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在叙述领域、在文化生产场中弥漫着庸人气乃至腐朽的僵尸气这里我不想和同行们讨论历史的进步与否，因为社会的必然进化会为每一个时代的的存在提供合法化的理由我也不想说明学术的真正发达需要怎样自由的社会空间作保障，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有明确的感受我只想针对那些“搞纯学术”的观点重温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学术价值的社会尺度这也许是被人讪笑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表述然而那些历史上伟大的先驱者已经为我们出示了足够的经验范例，即知识分子必须保持对人类事物的高度关怀。

可以这样认为，自从人类社会缔结以来，在人文科学中就没有脱离社会的纯学问、纯知识；所以所有进入这个场域里的人，都要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并从那里获得实现资源学术上的高低不像有些文章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地说些让人不明不白的话，而在于你的言说是否能够启发人去寻找更好的存在方式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智者总是面对人类社会，特别是现实世界说话他们切入问题的具体性往往都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些问题（如性史、麻风病院、学术人）散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为麻木的人们所不觉而一经他们的介入，一经他们的考古挖掘，马上便形成对当下统治秩序和传统积习的惊世骇俗的挑战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干预并没有使他们肤浅，相反给他们的深刻造成了有力的凭借，使他们成为由此升华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许存在着巨大的纰漏，可是他对忽视人的革命哲学的抨击，他为寻求人之自由所做的探索，使他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中鲁迅也许像某些诋毁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专门的学问，由对国民弱点的揭发所造成的深刻，使他成为在20世纪里没有一个国人能够超越的思想家钱钟书的声名与其说是因他的学术成果而成就，不如说他因无情解剖现代腐儒的小说《围城》而成就一当他与世隔绝，将自己封闭起来，他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

以他为楷模而又缺少他那清高与骨气的人更何足挂齿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实际是在腐败和黑暗面前丧失良知、为自己走向行而下所找的借口和托词那些倡导个人化写作的言论也并不都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拒斥，人们常见的多是渺小个体的孤芳自赏以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例，真正有点价值的寥寥无几反倒是发扬鲁迅精神的年轻后生摩罗、余杰、林贤治特别令人刮目相看由此我们确信，社会价值是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由于知识、学术是科学和理性的表征，因而就规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场域中的特殊作用，即启示人们铲除野蛮和暴力而走向文明和民主真正富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肩负两项使命，一是不断发现更为文明更为民主的社会结构，一是不断揭露现存社会秩序的问题萨特和马尔库塞把揭发批判现存社会的缺欠当成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的观点尽管遭到了科学理性精神较强的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反对，可是在民主和自由并不发达的、专制和暴力十分盛行的社会场域中，他们的思想无疑更富 于生气面对斯大林时代或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谁能否认《焦尔金游地府》、《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出现的伟大意义？承受着“四人帮”时代的高压，谁不为天安门诗歌的自由喷涌而感到痛快？由于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生产场的中心，只能处于边缘，因而其思想上的怀疑与批判不可能解决生产场的根本问题。

在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人就以此戏称知识分子为“文化英雄”，并公开怀疑他们的作用但是思想的力量不可低估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它不但能够消解旧有统治方式的合理性，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对良性社会结构的思考不止如此，那些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为人类发现了文明之普遍原则的思想家还会赢得人们永恒的爱戴张角、黄巢、普加乔夫是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革命家但是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狄德罗、卢梭在人们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恐怕更为久远直到现在，他们为人类构筑的现代性也不能说过时因之不能小觑知识分子的思想预设作用和精神批判作用，知识分子也理当以独特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为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结构的中心因而放弃应有的责任是短视；面对邪恶而不置一词是懦夫；为谋取一点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是蠕虫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在精神向度上出现了高度萎缩，简直可以用平庸化来形容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显然需要同此旧我告别、重塑自己的人格，像鲁迅所说敢于做扶哭叛徒的吊客，像本雅明所言骄傲于做一个波西米亚流浪汉当然，强调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生产场域并不等于否定其他种种文明行为的可能性虽然那种大轰大嗡的广场情结已被许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证明为破灭了的现代神话，但当社会需要张扬一种普遍的公理和正义时，像雨果、左拉、托尔斯泰、萨特那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还是人们热烈期盼的。

据布尔迪厄的描述，左拉为犹太军官德雷弗斯公开辨冤一事构成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模式[3]正是按这种文化模式面对现实世界他们被当作社会正义和良心的代表、创造文明和民主秩序的信使中国知识分子是否需要告别平庸而走进世界知识分子的行列呢？二、权力的仆从人类文化史上那些伟大的先驱为知识分子完成了一种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把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意义提到了极限，照亮了人之为人的最佳存在方式作为人类精神的化身这些先驱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对自由及自我价值追求的自觉，更在于他们对权力意志者的拒绝布尔迪厄在他的反观社会学中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可以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4]一般说来统治者总是要把其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奴仆与工具，而畏惧于他们的权力，被统治者多半都安于历史给定的命运独立知识分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这个历史宿命，并以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来起诉这个传统社会结构模式的荒谬他们极力维护自我的尊严、抗拒一切强暴的掠夺和奴役贝多芬一脚踏破魏玛宫廷的等级制，不给迎面而来的王公贵族让路，反而逼得他们闪在路旁向自己问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贝多芬的脚步：公爵在世上成千上万，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塞维特斯为争取个人对《圣经》的自由解释权同新教领袖加尔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即使面对火刑的威胁，他也绝不对自己的注释改动一字一句他的肉体虽然被烧成了胶状物，可他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战胜了新的独裁者而成为历史的永恒进入文化生产场域的每个分子都应当懂得这一游戏规则：牢牢地把守住自我他不属于任何阶级、集团和个人，只属于自己如果说他在社会结构中还有身份，那么他应是不偏不倚的人类事物的仲裁者少数人可能借他的思想财富图谋私立，然而他的本意却是为全人类共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决定他不去逢迎、巴结、讨好任何权势者林贤治有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假如我们敢于面对权力常常是统治者压迫别人的工具这一事实，你就不会感到林贤治的表达有什么问题，更会同意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说法：“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5]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做过高贵的选择在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中他们曾努力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做精神独立的文化生产者特别的在批判官本位的过程中他们高扬了精神文化的巨大价值，明确地为自己的文化人角色作了历史定位可是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逆转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依附官僚的传统，新的社会结构不但没有改变传承千年的格局，反而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难有精神上的独立，其文化生产基本上是为政治权力服务。

只是因为殷勤效命及十年仍没达到当政者的满意，反而受尽了摧残和凌辱，他们才在社会及文化转型之初对“官本位”进行了声讨然而骨子里他们并未脱尽奴隶意识，与以往所不同者是他们把自己的奴性驱逐到了无意识区域9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原因，知识分子及其生产开始贬值，权力开始大大升值，这是沉积到意识低层的奴性意识浮到了意识的表面，知识分子中间滋生了权力拜物教的可鄙现象因为切身感到文化生产本身不能给生产者带来荣誉、地位、金钱，而领导却能给予，因此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向庸碌无为的官僚调情为了评职晋级，他们或者不惜缩短身子低眉顺眼地按长官的意志办事；或者努力擦抹原有的思想锋芒，让自己的大脑追随权力话语而转动一位70年代末通过力主社会主义悲剧而扬名、后来又企图以无意识文艺心理学改造主流文艺思想的所谓理论家就突然转换了面孔，成为主流话语的生产机器，甚至请回“左”倾时代的棍棒批评，随意打杀精神的异端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最高教席，可也把自己的丑陋暴露于天下布尔迪厄在他的反思社会学中准确地揭示了学术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同源性[6]这种同源性决定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一方面对于权力上的统治者，他们是被统治者，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内他们又可能是文化统治者。

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而且由于政治体制对学术体制的严格规定性，我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更为严重在发达国家知识分子在学术体制内作一个文化统治者是受集体无意识支配的结果，而在我们这里则明显地表现为一种自觉那些体制内文化学术团体不要说，其发言人总要以“官”的口吻说话，好象他们是被特殊授权来宣布文化世界的真理的，谁也不容置疑、必须加以实行就是有些民间团体诸如各种学会之类也如法炮制那里学术的高低、有无权威不由学术本身来确定，而由职务、级别、种种非学术因素来确定你有职务、有级别才有生产学术的资本；无职务、无级别，就无生产学术的资本，只能接受压抑者的压抑包括相当一些学术会议的发言与不发言也都照此规则办理由于权力如此重要，所以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对学术不感兴趣，千方百计挣当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等等还有一种趋势不能忽视，就是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尤其青年知识分子不满足于学术圈内的荣誉，当官场的大门向他们打开后，绝大多数人争先恐后地踏上它的台阶在学术上他们给人造成一种开放、前卫的良好印象，似乎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代表然而他们对政治生产场的游戏规则比文化生产场的游戏规则还要精熟，一旦捞到一官半职，便玩得出神入化。

在提携者面前，他们是谦虚有为的青年；面对同行，他们是被“理解”精神所照拂的对象照理说，我们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