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doc

中国史研究１9９6年第2期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牟发松唐代社会曾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这一点,中外史家几乎都没有异议但唐代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何以发生,变化的意义何在,史学界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１〕 业师唐长孺专家在其新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如下简称《三论》）一书中，曾探讨唐代的变化问题,得出如下结论: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２〕唐朝上承隋、北周、西魏等北朝王朝系统，唐初的统治核心亦属西魏当权者宇文泰主导下所形成的所谓"关陇集团"〔3〕，　而唐代的变化却具有"南朝化"倾向，这的确是一种引人思考的论点本文拟在唐专家《三论》的基本上，对唐代的南朝化倾向问题,略作进一步的阐明一、唐长孺专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的有关论点唐专家是从魏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以及在南北朝时期的特殊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中，或者说从汉魏之际以来封建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延长线上，来把握唐代的变化据《三论》所述,汉末三国之际，南北双方同步向封建社会过渡。

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模拟封建田园的屯田和屯田客，模拟家兵部曲的士家制,品评人才的乡里清议之被纳入朝廷选举轨道即九品中正制,都在曹魏与孙吴同步存在总之，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的特性,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通过西晋的短暂统一，永嘉乱后南北重告分裂,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南方和北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历程大体说来，东晋南朝田园别墅形式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急遽发展，国家编户大量以佃客等多种名义沦为私属，士族高门无论侨姓、吴姓，都是魏、吴旧门,她们具有最高政治、社会地位，甚至江南本不流行的清谈玄学，也被移植到江南，从而继承了魏晋学风显然,东晋南朝社会的发展遵循着汉末三国以来旧轨，或者说符合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北方则由于屡经战祸，社会生产和固有的封建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先后浮现许多来自北部边境的少数族所建立的政权这些北族政权，特别是最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的统治,除了遵用汉魏老式以外,总是杂用自己所熟悉的模式与风习正是由于各内迁少数族原有的社会构造特点,以及她们对于汉族社会制度、文化的独特结识，从而使北朝的历史发展较之南朝体现出明显的差别。

相对于南朝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北朝则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履行了均田制,至少在一种时期内保证了大量自耕农民的存在东晋南朝仍然继承三国西晋的世袭兵制,兵户身份卑微到南朝后期,召募制逐渐推广,成为军队的重要建置形式永嘉乱后北方建立的诸少数族政权，都是以本族成员为主,辅之以服属诸少数族,构成禁卫军和军队的主力西魏北周府兵制事实上是十六国以来部落兵制的继续，兵士身分至少不低于一般平民北魏中期后来的番兵,丁兵、涉及后期府兵，系普遍征兵制,基本征发对象为均田制下的自耕农南朝商品货币经济相对发达，曾浮现非官立市场的草市、小市；纳钱的商税成为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甚或租调也部分折钱交纳;手工业方面则浮现了工匠和雇制北方由于长期战乱破坏和少数族政权的部落遗风，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来,才下诏冶铸、行用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始终局限性以同南朝相比南朝高门士族自宋齐以降逐渐丧失政治、军事权力,北朝高门却在太和改革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和组织作用,并在北方的长期动乱中不断显示出自己坚实的宗族乡里基本和较强的军事、政治实力南北学术风尚也浮现明显的差别，南方重义理,上承魏晋玄学新风,礼玄双修，儒道兼综,儒、释、道三家融会贯穿；北方则继承汉代老式,经学重章句训诂,杂以谶讳；佛教重修持，有佛道遗风。

时至唐代，随着南北政治上重归一统，文化上融汇交流，南北分裂时期浮现的种种差别日渐缩小，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相对北朝老式来说十分巨大的变化唐代前期继承北朝实行均田制,大抵自武后时代，土地兼并日趋剧烈,均田法渐成具文,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８0 年）两税法正式颁行，均田制彻底废弃唐代均田制的破坏,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表白土地制度上历史重又与魏晋南朝相衔接唐代中叶的另一种重大变化,是募兵制替代了涉及府兵与兵募的征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在籍民户大量逃亡，征兵制日益丧失其赖以征发的基本高宗时开始浮现募兵，玄宗时得到推广,开元天宝之际,府兵及其她各色征兵制全为募兵制所替代东晋南朝兵制的发展倾向是募兵制的推广,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对南朝倾向的继承唐代赋役制度的变化，重要体现为与均田制相联系的按丁征发课役的租庸调转变为按户资与按亩征发的两税制计亩征税与田亩列于户资，本是南朝成法唐朝自前期的地税以至后期的两税,体现了南朝化倾向,而这又是以土地制度的南朝化倾向为基本的此外，唐代租税交纳中的折纳,商税的创立与增重,草市的兴起,钱重物轻、私铸、恶钱等问题的浮现,和雇的推广,都不妨说带有南朝的因素,表白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承南朝，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走向衰亡，无论南方北方都是如此。

唐代政治、文化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进士出身者，过去士族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逐渐为进士科所取代进士科最重文学,而注重文学正是南朝的风气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也呈现出南朝化倾向隋唐间,经学尊南抑北乃至舍北从南蔚为潮流开辟唐代中叶思想学术变化的韩愈、李翱,在某种意义上也涉及着对南朝经学注重义理的继承和发展初唐文学盛行＂江左余风"，活跃在文坛上的所谓"初唐四杰"，师法的是南朝后期的徐、庾体直至唐末,南朝以来的文学形式仍旧是文学的主流，中唐的古文运动，乃是对文学南朝化末流的反响唐代书法艺术的南朝化倾向更其明显,隋唐间书法名家，几乎都是南人〔4〕二、隋唐间的制度文化与南朝的因素唐专家《三论》基于详确的史实,论证了唐代社会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事实上在隋、唐两朝建立之初,制度文化中的南朝因素即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但是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南朝化的倾向愈益明显而已唐王朝是西魏、北周、隋政权的继续,其统治核心即陈寅恪先生所称之"关陇集团＂但隋唐国家的典章制度，却并不是直接继承西魏、北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隋唐制度凡有三源:其一曰北魏、北齐；其二曰梁、陈;其三曰西魏、北周"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受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也。

"此即南朝后期制度"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北魏北齐一源，事实上涉及三个因子;其一为东晋南朝前期(至萧齐)承袭并发展的汉、魏、西晋的典章文物;其二为保存于河西的汉魏以降的中原文化；其三为残存于中原的汉魏制度总之是汉魏以降老式的华夏文化,经由江左、河西、中原（旧史称"山东"）三途，至北魏孝文、宣武两朝汇合熔冶为一并为北齐所承继、结集者其中最重要的仍是东晋、南朝前期制度"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区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她二源之重要"陈先生所论隋唐制度渊源，涉及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端，一般觉得最足以代表西魏、北周制度而为隋唐所继承的府兵制，陈先生亦觉得自平齐后来，由于受北齐制度影响,府兵制开始发生变化，即由"鲜卑兵制"转变为＂华夏兵制"，至隋文帝时完毕转变〔5 〕。

我们懂得，十六国北朝时期,直到北周武帝"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基本上是胡人当兵,汉人务农、胡汉分治、兵农分离的格局就普遍征发汉族人民当兵这一点而言，北周武帝时,至迟隋文帝开皇十年后来的府兵制，虽与南朝后期由世袭兵制转向募兵制的发展倾向不同,但汉人普遍服兵役（"夏人半为兵"）,军人"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仍标志着北朝兵制中民族统治色彩和部落兵遗迹的革除〔6〕总之，东晋南朝的典章制度,也就是魏、西晋后来南迁并发展于江左的汉族老式的制度文物,在隋唐制度的渊源中，居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据万绳楠先生所整顿之《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先生曾论及隋唐间南朝佛典和佛教新义的北输《续高僧传》卷一六《僧实传》载,西魏破江陵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象至京",正是由于南方典型大量北输，使僧实得通南朝佛教新义同书卷一一《吉藏传》称嘉祥大师吉藏于陈隋之际,乘乱大收经卷,"置于三间堂内,及平定后,方洮简之"其后吉藏被隋炀帝（时为晋王，以扬州总管镇江都）延居江都惠日寺,复随入长安住日严寺，她所洮简的那些南朝精本自当随之入北杨广坐镇江都时,曾下令所属军队＂随方收集"佛经,又命学士高僧整顿,凡四藏近十万轴，其后大都输入北方〔7〕。

　当时杨广还在江都广延名僧,后亦随入长安，其中不少本是北人,因北周武帝灭佛避难南来,受学于南方，陈亡入关，遂能融会南北异说〔8 〕陈寅恪先生还谈到南胡切韵的北传据《切韵》陆法言序文，其书之成，起因于开皇初年刘臻等八人约会于法言家,对南北诸家音韵古今字书，论难质疑，抉择是非,而后由法言根据讨论的记录执笔写定决定原则的刘臻等八人俱为江左及关东儒学文艺之士，而其中"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即重要取决于颜、萧二人颜外史（之推)为江左侨姓高门,萧国子（该）为梁武帝从孙,她们据以取舍的原则自是南朝士族所保持的永嘉此前的洛阳旧音，即所谓"洛生咏"，从《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可见，颜之推历来就觉得建邺士族所操的洛阳语音为最上〔９〕 不徒音韵，文字上也是以南学为宗唐初修撰《五经正义》，经书文字定本即出于颜师古《旧唐书·颜师古传》称太宗以经籍"文字讹谬"，命师古于秘书省考定,贞观七年（公元63３年），　正式"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师古为颜之推孙,本传称"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皮锡瑞根据《颜氏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觉得＂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其说甚是。

皮氏还觉得,"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珍贵者，有陆德明《典型释文》《典型释文》，亦是南学＂〔10〕《旧唐书·陆德明传》称唐太宗对陆德明其人其学至为欣赏,征为秦府文学馆学士,专家中山王承乾，＂后阅德明《典型释文》，甚嘉之,赐其家米帛二百段"至于文学艺术方面,早自孝文帝迁洛后来，江左文风即为北方所崇尚魏、齐间最负盛名的魏收、邢邵，即分别摹仿梁朝的任昉、沈约西魏破江陵后,以梁末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南方文体，风行北方文坛,史称从"朝廷之人"，到"闾阎之士"，竞相效习，"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渤、溟"入隋后一如北周,流行的仍然是被指斥为"轻薄"、"浮华"的南朝后期文体《大业拾遗记》称,隋废后梁、平陈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难道彼至＂这些北迁的文士中,不少人受到隋唐两朝君王的优遇唐代前期，"文章承徐、庾遗风，天下祖尚",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是"江左余风＂的代表人物,她们“絺句绘章，揣合低昂”，以摹仿南朝文体而蜚声文坛，也因＂轻薄为文"受到后人批评〔１1〕最关治体而备受统治者注重的经学如《隋书·经籍志》所载,《周易》、《尚书》、《左传》三经,隋唐间,都是流传于南方的魏晋新经注即南学时兴，流传于北方的郑学即北学衰微。

至唐初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于以上三经皆舍北从南，乃为众所周知可以说，隋唐间文学、经注、音韵、文字学以及书法等,均是＂江左余风"的一统天下上述可见,前承西魏、北周而重新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其制度、文化虽说是兼采南北,融汇胡汉,事实上仍以东晋南朝的因素为主东晋南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