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的特点和价值-以该目录小学类为中心.docx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的特点和价值以该目录“小学类”为中心    张宪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Reference]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汉籍目录是日本最著名的汉籍目录著作之一，它不仅分类合理，而且著录全面而准确；在价值上，它不仅可以补充中国国内目录书著录之各种属性，而且还提供了更多的罕见书籍和版本，故而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Keys]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小学类 特点 价值[分类号]G254.12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京大人文研”）是日本京都大学的著名研究所之一，也是日本藏汉籍最多的机构之一其所藏汉籍，据严绍璗先生称，是“以中国武进陶湘‘涉园’及松本文三郎、内藤湖南、中江丑吉、矢野仁一等旧藏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1]，其“所收藏汉籍的标准，在某些方面与陶湘类似，即不以宋元本为奇，而以实用为本”[2]，故而虽所藏“善本不多，但门类齐全，数量丰富，其中包括不少由日本国会图书馆等其他藏书机构复制的善本，所以在这儿可以间接读到其他图书馆的特藏”[3]关于这一点，其实可以从其目录书中看出端倪京大人文研到目前为止，已经编写了数十种目录著作。

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34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而最具代表性是1964~1965年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上下册），该目录的上册，分汉文古籍（按经、史、子、集、丛书分类）和近人的著述（依日本“十进分类法”划分）两大部分下册则是书名和人名通检，检索非常方便它“与内阁文库目录一起显现日本出版汉籍目录之雏形”[4]由此可见京大人文研在编目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1979～1980年，京大人文研又出版了新的目录书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上下）（以下简称“《京大人文研目录》”），能够具体地“反映书物排架状态”[5]，可谓更进一步了那么，京大人文研的目录书究竟有哪些特点能够值得众多图书馆或研究机构仿效呢？和我们国内的目录著作相比，又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呢？对于这些具体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人专门探讨过笔者在研究京大人文研的目录之时，发现其不仅较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东大研究所”）这两所著名的研究机构的目录书在分类上更为合理，著录上更为准确，而且在很多方面胜过我们国内的一些权威目录书（如《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中国丛书综录》等）。

限于篇幅，笔者仅选取其目录书（据1980年版）著录的“经部·小学类”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其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1 特点从整体上看，京大人文研目录的编纂质量是比较高的，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中国古籍目录编纂的一般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较之更加合理具体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1 分类合理，在传统分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而增损各级类别此目录从大类来看，基本遵从自民国以来形成的古籍分类法，即分经史子集丛五大类著录古籍而就其“经部·小学类”来说，其不再按照《四库全书》以来的“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的三级分类法进行分类，而是根据具体实际分训诂之属、说文之属、各体字书之属、音韵之属、目录丛刻之属等五类每类之下虽然不再继续分次级类别，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同一类中，不同种书是以其出现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而且一般先单行本，后类编丛书如“训诂之属”中，先《尔雅》，次《方言》，次《广雅》，次《骈雅》等雅类著作，次《经籍纂诂》，次《经传释词》等训诂群经之著作，次《新方言》《辞通》等方言、辞典类著作，最后是《迩言等五种》等专门辑刻训诂专书之类编丛书①排列有序，井然有条具体到某一种书，倘此类编丛书亦此作者所撰，那么亦会紧贴其单刻本排列。

如王筠所撰书，此目录收录有单行本的《说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等4种书，但《安邱王氏说文三种》亦为王氏所撰，且均为研究《说文》之著作，故而亦次于其后值得注意的是，类编丛书中，《五雅》一书在本目录里是排在了训诂群经之著作与后两类书之间的，可见编目者认为之前的书籍关系较后两类更为密切，这是符合实际的众所周知，雅类著作确实与《经籍纂诂》之类关系密切，因为它们都是“在一定的编则统帅下，客观地、按随文训释的本来面貌纂集训释材料，是为集合储存型《尔雅》纂集古代同训词，从总体上说，属于这一类型，阮元的《经籍纂诂》是最典型的集合储存类”[6]对比国内一些目录书，如《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录》《中国古籍总目》等，一般都是类编丛书与单行本分开著录的，并没有更深地去探讨书籍之间的相互关系1.2 对于某种书，则原书排列于前，其注解、考证及其他相关之书次于其后倘有复本，则亦次于其后如“说文之属”中，先列《说文解字》，继先后列出不同时代研究此书的著作，如《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韵谱》等而对于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也是按照刊刻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如《经籍纂诂》106卷，此目录书分别著录了“嘉庆十七年恭进扬州阮氏嫏嬛仙馆刊本”“上海文瑞楼影印本（按，此本为清光绪年间刊，《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亦有藏）”“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世界书局影印本”等3个版本。

很明显，这些版本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此目录对于复本的处理也是比较合理的，原本之后凡有复本者，均加“又”字标识，而仅注明册数如《康熙字典》“安永九年平安风月庄左卫门等刊本”，为13册后有“又”字，注明为41册说明此本有41册的复本与《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录·文字学门》中对于复本的著录相比，二者均能很好地处理正本与复本的关系1.3 著录全面而准确对于具体的一部书，《京大人文研书目》一般依次著录书名、卷数、附刻书，均大字题写；继以小字著录撰者、版本、批校题跋者及册数等有复本者则另行注明册数丛书则详列子目，子目若刊刻时代不一，则一一注明版本卷数有残则注明残卷，撰者时代不明则以“□”表明可见，此书目已经较全面地体现了一书的各个属性，与中国国内各个馆藏书目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重要的是，倘若某书之某一版本有底本可查，便注明其底本情况中国国内很多目录书，或懒于查找核对，反而显得粗略如《文始》9卷，此目著录为“民国二年浙江图书馆用稿本影印”，今查《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录（文字学门）》，著录为“民国二年浙江图书馆影印本”，今查原书，其里封正题“昭阳赤奋若季春浙江图书馆用著者手写稿本景印”，可见，国图所录已经漏了此书之底本。

其实，如果核查其他馆藏书目，可以发现，有相当一大批是简略如国图馆目的，仅辽宁图书馆著录为“民国二年（1913）浙江图书馆影印石印本（根据手稿）”这虽然是一个细节问题，但是可以体现编者的编纂态度不仅如此，有些古籍之版本著录是依序跋所题的，所以在著录时，此书目亦明确著录如《说文广义》12卷，著录为“康熙五十一年自序长洲陈氏成裕堂刊本”，由此我们知道，此版本的刊刻年是依据撰者于康熙五十一年所撰自序而题的，今北大及上海馆有此本②，但均未云为序刊本以上，我们通过《京大人文研书目》的分类情况、某种书编排及书籍著录属性等3个方面来探讨京大人文研著录古籍的特点可以看出，该馆目录在编纂上是很规范且全面的，有的时候在具体的某些属性著录上甚至超过了中国国内馆藏目录，所以，其被日本当作古籍目录的范本是理所当然的2 价值《京大人文研书目》不仅在著录水平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且通过其所著录之古籍，我们还可以据以校正、补充某些目录书之失误与缺漏之处，甚至可以提供一些国内罕见的书目或版本下面我们分别述之2.1 修正目录书的错误举例由于诸种原因，对于同一种书的各个属性，诸家馆藏目录在著录时或有不同，这给我们读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国内的一些馆藏目录便有此毛病，不仅校勘不精，且考证不深，故而屡屡出错，翻《中国古籍总目》便可知各馆著录情况当然，《京大人文研书目》亦或有此瑕疵，但多数可以据之校勘中国国内目录如《西儒耳目资》3卷，京大人文研题“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立北京大学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天启六年张緟芳刊本同景照”，检《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录（文字学门）》著录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立北京大学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王征、张问达本影印”，其中所据底本之刊刻者之一，究竟是“张緟芳”呢，还是“张问达”今查原书，其前有张緟芳《刻西儒耳目资》云：“因再三请之家君捐资亟刻以传刻成”，又张文达序云“爰命儿辈校而梓之以广其博”，可见此书是张问达捐资令其子刊刻的，京大人文研题“张緟芳刊本”是较国图本准确的严绍璗先生穷二十年之力而编纂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志》，乃是近世对日本所藏汉籍善本最大的一次调查与整理，其嘉惠学林之功自然不言而喻虽然有学者称其书于著录上尚有诸多商榷之处，但并不能因此掩盖其实际价值即便这样，笔者还是要以《京大人文研书目》来比较其所著录的京大人文研的善本就“小学类”而言，严氏共著录京大人文研馆藏古籍17部。

其中，大部分与《京大人文研书目》同，但有一小部分是值得商榷的如《音韵日月灯》一书，严氏书著录为“明崇祯年间吉州杨文骢志清堂刊本”[7]，而《京大人文研书目》著录为“崇祯六年序金林积庆堂刊本”（按，严氏著录之“志清堂”可能非杨文骢之所有，或是吕维祺居所之一）《四库存目丛书》第211册影印有《音韵日月灯》一书，其中有《日月灯叙》，落款为“崇祯甲戌（七年）秋门下弟吕维祮吉孺谨书于白下之志清堂”；又，杨文骢《同文铎叙》，落款为“崇祯癸酉（六年）八月吉州门人杨文骢顿首书于白鹭川上”倘“志清堂”为杨文骢所有，那为何仅题“白鹭川”，而不题“志清堂”呢？又，前引吕维祮序云：“越明年甲戌，吉孺适来白下，复命重加订正，两阅月而定吕维祺《同文铎义例》云：“是刻始于壬申之秋，迄癸酉冬告成，第不无缮梓之讹甲戌春，吉儒来白下复加重订，苦心栉比，细加删正余以杜门时寓目焉，凡改定二百余条，庶几称善本云中秋后三日识此两条中，吕维祮云其“适来白下”，吕维祺亦云“吉儒来白下”，而志清堂恰好就在白下，推其意，似乎此堂即吕维祺所有而杨文骢《同文铎叙》亦云“余小子时从问业，会书告鑯”云云，既然“问业”，明非其所有严氏盖因是书前附有杨文骢序，且封面有“志清堂藏板”“龙友居士较梓”（按，《韵母》《同文铎》《韵钥》书前亦有“志清堂藏板”5字）等字样，故而如此著录版本。

而据此书记载，杨文骢乃编纂者之一，吕维祮才是实际上的校阅者，故而此书卷端均题“明新安豫石吕维祺着，泰石吕维吉诠”所谓“较梓”者，盖杨文骢乃最后总理刊刻者，故而仅里封有其名，而《韵母》《同文铎》《韵钥》则仅题“志清堂藏板”故而，为了避免误解，此本应该著录为“明崇祯年间吉州杨文骢刊本”或“明崇祯年间志清堂刊本”才比较准确今检京大人文研所藏之本，严氏著录为残本但《同文铎》之里封题“金林积庆堂”，这与以上著录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认为，《京大人文研书目》的著录是较胜于严氏书目的另，《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严氏著录为“明万历年间建邑书林余彰德余象斗刊本”，说明其具体的刊刻年是不确定的而《京大人文研书目》著录为“明万历三十四年序书林余泗泉、余文台同刊本”按，今检京大人文研藏书，其里封题“本宁李太史公校辑韵会小补”，小字“书林余泗泉余文台刻行”，前有明万历三十四年周士显序，故《京大人文研书目》如是著录，盖实录也而严氏书对于京大人文研的此种信息则阙如，故而著录有差异一般而言，在刊刻时间不明之时，可以据序跋题之今周士显万历丙午序明云“为梓于迷昜行之”，虽未明言刊刻年，但实可以因此题刊刻年月故而，京大人文研之著录要更好一些，但最好将余泗、余文台改为余彰德、余象斗。

又，《尔雅》3 卷，严氏书目题为“明嘉靖间刊本”，共3册而《京大人文研书目》则著录为“嘉靖十七年吴元恭序刊本”很明显，后者比前者著录更为准确参之以国图等所藏本，亦注明了是吴元恭所刻故而，我们可以据京大人文研的著录来修定严氏书目以上，我们举了中国国内图书。